本书从文明之根(探寻人类文明的前世今生)、思想之根(给予人类在艰难中生存的勇气,引领人类进入精神的高地)、战争之根(战争的*极目标是追求人类社会的持久和平)、科技之根(科技推动了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文化之争(苦难深痛的近代中国)、复兴之门(踏向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六个不同的视角,从文化的源头切入到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从文化地域特征、民族特征和时代特征入手,阐述文化的历史根源性;以对世界文明的发源研究为起点,最终落实到探索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书适合大众阅读,可用作培训教材、辅助读本、参考用书,等等。
序
寻找人类文明记忆的火种
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有着辉煌的历史,也频遭苦难折磨,我们的民族有顽强的意志,每位中华儿女心里都怀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是祖国富强之梦,民族强大之梦,人民富足之梦,军队强大之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过去的两百年里,我们在科技、经济、军事上落后了,其根源是我们对民族文化失去了自信,淡忘了我们民族的根和魂。
过去的百年,是我们民族奋斗的百年,中华儿女不断寻找失去的自信,经过浴血奋战,完成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梦想,现阶段和未来我们的梦想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这段时间是我们对中华民族文化重拾自信、拥有自强意识的开始。可究竟什么是文化之根?中华文化的根又辐射到世界的哪些地方?它给世界文明的进步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我们努力在寻找人类文明记忆的火种。
根,原意是指植物的根,简单来说是“木下为本,本之为根”。根深深地扎入泥土之中,为植物的生长提供所需要的养分,使其生长得枝繁叶茂。文化之根包含文明、思想、军事、科技等一切社会形态的根本,中华文化深厚庞大,滋养了占有世界1/4人口的中华儿女,也滋养了世界,促进了人类文化和文明的进步及发展。
文化的根脉是血脉相传的基因,伴随着生命的繁衍存在于人的生命体上的一种符号和印记。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深深地扎根于中华大地,滋养着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每一位儿女,促进了人类的文明与进步,我们应当将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的生存经验、发展智慧、精神信仰和审美情趣进行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兼收并蓄,有很强的包容力,中华民族文化不断繁衍壮大,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最有文化积淀的民族之一。
第一个根性是中华历史悠久的文化积淀和汉字的使用
中华儿女是“炎黄”的后代,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炎帝和黄帝是两兄弟,炎帝居住在姜水一带,黄帝居住在姬水一带,距今5000多年。后来炎帝文化从陕西向东发展的时候,在河北一带跟黄帝部族碰在一起,他们联合起来跟东面九黎部族的蚩尤文化发生碰撞,在河北省的涿鹿把蚩尤打败了,接着黄帝和炎帝又在阪泉打了一仗,推进了更多部落的融合及联盟。
很多最早的发明都通过炎帝和黄帝向社会呈现,比如把播五谷和尝百草、发明中医中药记在炎帝神农氏身上,又把造车、造衣服、用火、熟食、造文字这些功劳记在黄帝身上。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对人类的杰出贡献。
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积淀使得在民族出现危机时、在需要用革命和救亡的方法获得自己新生的时候,民族精神文化在背后起了巨大的支撑作用。中国资产阶级搞革命的清朝末年,有个叫刘师培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就提出中国要用黄帝诞生的那一年作为纪元记年,用这种方法来唤醒民族自觉性。孙中山在1912年1月1日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提出用黄帝登基开始记年,宣布当时是黄帝纪元4609年11月13日。如果按这种算法,现在是黄帝纪年4715年。
有很多与黄帝有关的艺术创作,其中黄帝的史官仓颉造文字,是惊天动地的智慧,早期人类用绳子打结来记事,后来把文字刻在竹片、木头和甲骨上,这是文明的很大进步。
汉字的创造,对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对民族的万世长存起了关键的作用。因为我们使用象形文字,文字形态比较稳定,文字史也就蕴含着民族认同的历史。在时间上,秦汉、唐宋和我们现代人说话、发音有很大的不同,在地域上,中原和江浙、闽粤的方言有很多,互相听不懂不足为奇,但是古今一贯的文字形态把我们的历史紧紧凝聚起来了。相反,拼音的方法容易因语言变动造成文字的变动,导致沟通不畅,出现隔膜,从而产生民族离心力。这就是欧洲小国林立的主要原因。
汉字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值得珍惜的传家宝,从古到今,从南到北,汉字把炎黄子孙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第二个根性是中华文化内在的包容性
我们民族文化之根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文化哲学,这种文化哲学具有广博的包容性。
这种包容海纳百川,不同种族之间的血缘差异因为文化的包容性而被削弱。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讲“中国的文化大于种族”,就是说不同种族之间的矛盾可以用文化来包容,和而不同,在这个层面上的不同可以在更高的文化层面上融合。而西方的一些冲突,由于文化的差异,往往导致冲突更加尖锐,根本不可能相互包容。所以中央民族大学可以有56个民族的学生在一起唱歌跳舞,这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学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或者说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在文化和种族之间,我们的文化表现了大国的格局和风范。
历史学家钱穆曾把秦汉王朝和古罗马帝国的结构形态做了这么一个比喻,他说古罗马帝国就像一个屋子里面悬着一盏巨大的灯,而秦汉就像屋子里有很多的灯相互映照。古罗马帝国是用强光征服外邦,只要这盏灯一灭,整个屋子都暗了,而秦汉这些灯是各地融合起来的,只灭一盏灯,其他灯还是发光的。所以古罗马帝国这个曾经强盛一时的大帝国,最终破灭了,而秦汉虽然经历了很多波折,但作为一个民族最终延续下来。
中华民族的包容性是其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各地域、各部族创造的文化精华可以共享。关于中华民族的始祖,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他自己为了寻访轩辕黄帝的遗迹,曾经“西到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走遍几乎整个中原地区,“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在世界其他地方,一个民族出现杰出人物,周边民族往往把他当成魔王来对待。
第三个根性是中华文化血脉的丰沛性(根脉)
中国文化血脉有诸子百家、三教九流、经史子集、四库和四野、少数民族三大史诗以及民间百戏百艺,其丰富性和浑厚性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度的现代阐释、批判、转化和弘扬。讲文化血脉当然要讲诸子百家,重要的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讲的六家:道家、儒家、阴阳家、墨家、名家、法家。西汉经学家刘歆定为十家,加上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其中,重中之重当然要数孔子了,孔子的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所在。在清朝末年,革命派提出用黄帝记年的时候,维新派康有为提出用孔子记年,把孔子去世的那一年作为中华民族的纪元,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是孔子去世(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2374年。后来康有为想把儒家学说申请成为国教,但没有成功。
如果要从孔子思想中找精华起码可以找出八个方面,或称“孔学精华八瑞”。第一个思想:“仁,仁者,人也”就是把人当人来对待,“泛爱众,而亲仁”,实际上就是博爱思想。第二个思想是忠恕,这是儒家从伦理范畴,提出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忠”,尽力为人谋,中人之心。“恕”,推己及人、如人之心。忠诚,宽恕。第三个思想,是由他的弟子传达出来的,强调“礼之用,和为贵”,提倡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第四个思想是好学勤勉,孔子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第五个思想是有教无类,教育不分贫富贵贱等级。第六个思想是要交好朋友,交有益的朋友,选正直、诚信、博学的人来交往。第七个思想是讲究气节。第八个思想是发愤图强,任重道远。孔子思想中有很多精华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孔子的思想是早期人类对于人际关系、人间伦理和社会秩序合理化思考的结果,它有三个重要来源:第一,周公的礼乐制度;第二,继承商朝的祖宗崇拜,发展出孝文化;第三,东夷民族“仁”的思想。孔子最核心的思想竟然来自少数民族的部族,这一点就可见他的高明之处,在于把民间的习俗、少数民族部落的民俗转化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核心思想中。
第四个根性是中华文化的丰美性(叶茂)
中华文化丰富而柔美。中华民族经过长期发展和众多民族相互吸收、包容、共进,创造了很多文化艺术形式,而且往往与治国的方法联系在一起。比如《老子》里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一个大国就像烹一条小鱼一样,不能老翻它,得顺其自然,老翻小鱼就烂了;政策也同样如此,不能变来变去。除了烹饪术之外,还有武术、中医、地方戏剧、剪纸、年画、陶瓷、刺绣等,这些都是中华文化很宝贵的东西,享有崇高的世界声誉。我们拥有世界上形式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不可抗拒的魅力吸引着世界的目光。就拿门神来说,门神是秦叔宝、尉迟恭,一个山东好汉,一个少数民族的好汉,给你守卫门户,保护阖家平安。
由此可见,中华的文化形式包含很多生动的民间智慧和文化内涵。我们的文化由于有生动的魅力,所以有共享性。同时,中华民族文化还有历史原创性,但如果只有原创性没有共享性,光是三五个人在那里孤芳自赏,老百姓不知道,这种文化就会后继乏人,容易中断。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恰恰是历史的原创和共享完美结合创造出来的辉煌文化,所以才能培养出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大国气象。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与人种和土地这些物质要素同样重要的精神要素。
一个民族的文明史是其文化发展史的精髓,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亡。人类历史上那些创造出辉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许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是他们的民族却随着其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灰飞烟灭。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5000多年的古老文明,对其文化的破坏更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奠定了神传文化的初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2000多年前的孔子设馆授徒,把以“仁义礼智信忠恕孝悌”为核心思想的儒家文化传与社会。公元一世纪,“慈悲普度”的释教佛法东传,中华文化变得更为博大精深。儒、释、道三家思想交相辉映,使盛唐时期达到举世瞩目的辉煌。
虽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多次遭到侵略和打击,但其传统文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融合力与生命力,其精华代代相传。“天人合一”代表着我们祖先的宇宙观;“善恶有报”是社会的常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人的起码美德;“忠孝节义”是人生于世的标准;“仁义礼智信”成为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中华文化体现出诚(实)、善(良)、和(谐)、(包)容等优点。“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反映出百姓敬神(天地)、忠社稷(君)、重家庭(亲)、尊师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涵。中华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和谐,重视个人修养,以儒释道的修炼信仰为根,能够包容,能够发展,能够维护人间道德,能够使人有正信。
戴有山,1973年出生于南京。管理学博士,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型研究专家,世界问题研究专家,公共文化研究专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学者。2006年转业后任北京市委宣讲家网站执行副总编、2012年调任中宣部全国宣传干部学院,2014年调到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专职学者。专职从事国家文化安全、文化强国战略、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文化大数据的发展与趋势、中西文化比较等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主持并参与三项国家“十三五”规划,著有本社出版的《文化战争》、长篇军旅小说《魂归之门》,编著电视剧剧本《商战军魂》《商战生死线》和电影剧本《红色通缉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