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知识论比较研究_崔治忠_9787513034357

本书以当代知识论的一些研究方法和基本观点为参照系，对金岳霖知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它具有两方面的学术价值：一是比较准确地理解了金岳霖知识论思想的具体观点、不足之处、内在矛盾以及他构建知识论体系的具体方法。二是通过对金岳霖知识论和当代知识论的比较研究，明确了两者在研究对象上的区别、研究方法上的不同，并且界定了金岳霖知识论在整个知识论研究当中所处的位置。

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怀疑论始终是一个严肃问题。面对其挑战，不少哲学家提出了回应理论，但很难完全驳倒怀疑论，因为所有回应理论也同样面临怀疑论的挑战。如此一来，怀疑论似乎是不可战胜的。但也有一些人认为，怀疑论论证立足于对知识概念的直观理解之上，而这种理解很可能是错误的。如果对知识和辩护采取不同的解释，就很可能避免极端怀疑论的挑战。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从根本上说，我们的任何信念要成为知识，不仅要求该信念的内容为真，而且要求该信念是得到辩护的。简言之，信念要成为知识就需要辩护，或者说，知识得以可能离不开辩护。这是绝大多数哲学家所认同的观点。而怀疑论之所以对知识论构成严重挑战，就是因为它对知识和辩护概念本身产生了质疑。通过对怀疑论挑战的不断回应，哲学家基本确定了一个比较完整且被广泛接受的知识概念。与此同时，怀疑论者把质疑的方向转向与知识概念紧密相关的辩护概念。可以说，当代知识论主要围绕知识的辩护而展开。要了解怀疑论在当代知识论中的主要表现，就需要分析辩护概念。

什么是“辩护”？辩护的目的和要求是什么？如何理解一个信念是得到辩护的？例如，“我看见桌上有一个红苹果”，“我感觉到肚子疼”，“他意识到错了”，等等。通常来说，“‘辩护’这个概念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承认一个信念得到辩护，就是要把某种特殊的规范地位赋予那个信念，或者赋予持有那个信念的认知主体。在认识论的传统中，哲学家们普遍认为，信念的辩护具有两个方面——个人辩护（personal justification）和证据辩护（evidential justification）”徐向东：《怀疑论、知识与辩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所谓个人辩护就是认知主体辩护，主要指认识主体在知识宣称时是否履行了认知责任，如是否在正常的认知条件下得到该信念、是否忽略了认知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因素或困难。所谓证据辩护就是指我们的信念是不是有足够的证据支持，换句话说，每一个得到辩护的信念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支撑。显然，对知识来说，个人辩护和证据辩护都很必要，但两者之中何者更为重要呢？在知识的辩护理论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主张证据辩护优先于个人辩护，另一种主张个人辩护优先于证据辩护。前者是辩护的内在主义者所强调的，而后者是外在主义者所赞同的。

知识论的内在主义认为，我们在持有一个信念上是否履行了自己的责任，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我们的信念。由此可知，在内在主义者那里，个人辩护依赖证据辩护。而正是对证据的强调使得怀疑论者有机可乘，不管是“阿格里帕三难困境”还是笛卡尔的怀疑论证，都是立足于对辩护证据的质疑之上。相反，强调个人辩护优于证据辩护的外在主义似乎能避免怀疑论的挑战。而当代知识论中的外在主义主要有“认识论的可靠主义”（reliabilism）和知识辩护的“因果理论”（the causal theory）等。可靠主义者认为，某人在持有一个信念上得到辩护就是说使他相信该信念的过程是可靠的。这类似于知识概念的因果理论，知识辩护的因果理论主张，一个信念得到辩护的理由在于该信念必须是由与信念内容相对应的事实通过因果联系导致的。知识辩护的“可靠主义”和“因果理论”尽管强调个人辩护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放弃对证据辩护的要求，因为“可靠”和“因果关系”的定义是不明确的，对其的任何理解都需要证据给予辩护。

面对怀疑论的挑战，知识论的内在主义者做出的主要理论回应就是基础主义的辩护或融贯论的辩护。相比之下，外在主义虽然能避免“阿格里帕三难困境”与“缸中之脑说”等传统的怀疑论，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摆脱怀疑论的挑战。可以说，不管采取什么样的辩护策略，知识都需要辩护。不同的辩护方案可以避免某些类型的怀疑论，但不能免除所有怀疑论的质疑，这也许是获取知识必须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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