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3：保护人类免患癌症，
与科学家对话，探究癌症治疗与预防
P53：癌症治疗的革命
近50位科学家探索癌症基因疗法
未来20年，人类将永不会为癌症死亡而烦恼
在人类的DNA中，有一个基因引人注目。这个基因的功能是保护我们免患癌症。它的名字平实而简单——p53，它持续不断地扫描我们身体的细胞，确保他们在生长和分裂的时候，不会发生错误。如果一个细胞在分裂阶段出现了DNA复制错误，p53就会发挥功能阻止它，将其进行修复，再继续分裂。如该错误无法修复，这个顽劣的细胞有失控增殖的危险（即癌症原理），此时，p53就会启动自杀程序。如果p53自身没有受损，或其正常功能没有受到阻碍，癌症就无法发生。因此，p53成为研究癌症不可回避的基因。
《癌症的基因》一书讲述了发现这个基因的故事，并阐述了人体细胞癌变奥秘的核心。
《癌症的基因》不是干巴巴地引用基因教材，而是结合实例，选取真实的案例，为读者介绍癌症基因的发生、发展与防治。p53的突变极易造成癌变在家族中遗传，本书不仅限于实验室，而是带领读者进入到更广阔的世界，去研究冈比亚的发霉花生与肝癌的关系，去巴西南部与遗传性癌症的家庭见面，去更多的国家——从中国到伊朗，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洞察p53的工作机理。
《癌症的基因》介绍了新的科学发现和进展，能帮助我们理解癌症这种仍然在人类个体中肆虐的疾病，并借助p53这一关键基因帮助我们在基因和分子水平上理解复杂运作的人体功能。本书兼具科学性和生动性，既可作为生物学、医学和遗传学等学生及科研人员的拓展学习材料，又可作为开拓视野的科普书籍供广大读者阅读。
我们（科学家）解决问题的想法、灵感从何而来？和作曲家谱写旋律、画家描绘图画一样，他们源自未知的某处，因为没有更好的词汇来描述它，只能说它是灵光一闪，它有着同样的色彩和同样的荣耀。
——杰拉德.伊万（Gerard Evan）
序 言
性格活泼的卢瓦纳.洛克（Luana Locke）女士即将步入中年，她长着漂亮的圆脸，榛色的大眼睛和一头披肩的黑色波浪长发。她坐在多伦多一家繁忙的咖啡店里，一边喝着飘着泡沫的卡布奇诺咖啡，一边聊着天，洋溢着健康的活力。要不是对她的故事有所耳闻，我绝对想不到她的生活曾经被疾病、心痛和失败所纠缠。作为癌症的幸存者，卢瓦纳自24岁被确诊患上癌症后，已与病魔斗争了多年。卢瓦纳刚满3岁那年，她9岁的姐姐，曼努埃拉（Manuela）就死于脑瘤。那段时间，卢瓦纳仅有的记忆是，因为父母要去医院，她经常被丢给亲戚们照顾，曼努埃拉去世时母亲的悲痛欲绝以及她自己无助地渴望着再次见到母亲的笑容。
“我记得一次，我很生气，因为我递给她一张纸巾，她却擤了鼻子。我当时想，‘不！我给你纸巾是让你擦眼泪的。’我记得她真的很悲痛。”小女孩当时不知道她的母亲也病了。她和卢瓦纳的父亲佛朗哥(Franco)，一名铺瓦工，几年前从意大利搬到加拿大，打算利用当地对技术工人的急需，赚点钱。他们正计划回意大利，部分原因是卢瓦纳的里娜（Rina）阿姨，她母亲29岁的双胞胎姐妹，最近死于乳腺癌，还遗留下了四个小孩。但计划搁浅了，因为他们自己的女儿被诊断为脑瘤，然后卢瓦纳的母亲也开始了自己的治疗——乳腺癌的化疗和放疗。
“她做了乳房切除术，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段时间的情景，”洛克说，“我记得我看着我母亲穿衣服、化妆、整理头发，然后调整她（内衣里）的假体。”对小女孩来说，这一切似乎都很正常，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直到她母亲的癌症病症从最初的转好到复发，最后转移到骨骼，最终导致了她的死亡。卢瓦纳当时只有6岁，她心酸地说起了席卷家里的痛苦和空虚如何降临到她父亲、弟弟大卫（David）和她自己身上。夜晚来临，她在床上恐惧着担心怪物会再次到来，带走更多她深爱的人。
事实上，下一个被诊断患上癌症的人正是洛克自己。她当时24岁而且有了8个月的身孕，她注意到自己乳头上长了一个小痂。每次小痂脱落后会留下一块渗液的小溃疡，然后再次结痂，好像永远不会愈合。为了孩子出生后能顺利喂奶，她急着清理掉这块痂，所以她去看了医生。医生给她开了点油膏。给她进行常规产科检查的医生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直到这块地方变得越来越大，换了几种药膏也无济于事。她的医生让她找了皮肤科医生唐娜.麦克里奇（Donna McRitchie），皮肤科医生决定给她做一次活检。
“麦克里奇医生说，‘检查结果可能需要一周才能出来，到时候我们会给你打电话。’”洛克说，回顾着这些年的经历。“我记得我走回车里坐下后就开始哭泣。尽管我什么也没感觉到——她打了一针，麻醉了那块地方——我记得听到了剪刀的咔嚓声，我知道她正在切开组织，这种奇怪的方式真的影响了我。所以我钻进汽车哭了……但是很快我停了下来，对自己很生气。我想着：你就像个小孩！想想你母亲遭受的，她切掉了整个乳房。看在上帝的份上，他们就取掉了你乳房上的一小块皮肤，你在这哭得像个小孩。成熟点，克服它！我有点像在责备自己，对不？重新振作起来，去你的吧。”
卢瓦纳还没准备好向谁承认自己的恐惧，甚至是向自己。作为一个天性乐观的人，她相信闪电不会击在同一处地方，她会驱除病态的想法，告诉自己，“太可笑了。谁听说过乳腺癌是这样出现的？没有肿块，那里没有任何东西。只有24岁……天哪，我那些日子拼命苛责自己。”她笑道。但活检结果返回得很快，也很严重：卢瓦纳得了派杰氏病（Paget’s disease），一种经常被误诊为湿疹的乳腺癌，它会在溃疡下悄悄生长，直到肿瘤进入到晚期才会被发现。
诊断结果令人震惊，但卢瓦纳首先担心的是他的父亲。“告知他真相，是我做过的最艰难的事情之一。”她安静地叙述着，眼神朝下，搅拌着咖啡杯里的泡沫。“他已经遭受了那么多痛苦，我不想让他再次重复这样的经历。”在这件事上，父亲佛朗哥表现得很勇敢，他规劝女儿和她痛苦的丈夫保罗（Paul）不要回想差不多20年前她母亲和姐姐的经历。“‘医学已比那时进步了很多。’他说。”
确诊几周后，卢瓦纳剖腹产生下了她的儿子卢卡斯（Lucas），几天后她做了乳房切除术。手术中对切除组织进行病理检查显示这是一种高度侵袭性的肿瘤，因此卢瓦纳紧接着预防性地切掉了另一边乳房。她的外科医生在这边乳房也发现了癌前病变。在所有的这些经历中，卢瓦纳靠着把注意力放在新生的儿子身上，来对付自己的疾病，不时泛起的惨痛回忆和可怕的不确定未来。“这完全就是，好吧，我知道自己必须活下来，所以我什么都肯做……我窝在了家里。”她说道，“我允许自己思考的最恶劣的事情不是我的死亡——那过于宏大而无法去面对和害怕，我猜……我允许自己最大的恐惧是失去头发。我一直留着长发，所以我允许自己这样想，但我不允许自己思考死亡……或者想到不能陪着我的孩子，不，决不能想。”她摇了摇头。
到今天，卢瓦纳41岁了，她的癌症从未复发。尽管在治疗的那些年她在意大利和美国的直系亲属里有四个成员切除了肿瘤，她弟弟大卫的儿子马可（Marco）5岁时死于癌症。然而直到最近才知道这个家庭灾难的根源在于某个基因上的一个突变，这个基因有着一个平实的名字：p53——如此命名是因为它编码了一种分子量为53千道尔顿（kilodalton）的蛋白质。
当它在1979年被发现的时候，参与的科学家完全不知道它的重大意义：p53逐渐显现为癌症大剧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人体细胞内的一个总开关，主要功能是在脱氧核糖核苷酸（Deoxyribonucleic acid, DNA）受损时阻止肿瘤发生。它是分子生物学史上被研究得最多的单基因，目前产生了超过7万篇研究论文，并形成了一个研究者社群，既有科学家之间惯常的竞争，又经常充满着协作精神。每两年他们从世界各地聚在一起举行一次科学会议，经过几天振奋又深奥的讨论，为这宏大的拼图增添新的碎片，以及将旧碎片拼入已拼好的图景。
p53是人类癌症中最常见的突变基因。突变意味着这一基因被损坏，它携带的遗传信息也被更改，就像CD盘或电脑文件被损坏时信息也会被破坏一样。即使在某些病例中它没有出现突变，通常细胞内也会发生其他的异常事件阻碍它发挥正常功能。“在各种类型的肿瘤中有很多其他的基因也发生了突变，”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Baltimore, Maryland）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伯特.福格斯坦（Bert Vogelstein）评论道，“但是p53是能影响全局的基因，这一类基因极少。它的独特性在于，它是癌症的共同特性。”
福格斯坦在20世纪40年代出生和成长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附近，并上了那里的医学院，他在癌症研究的最早期就和p53打上了交道。他的实验室现在位于一栋现代风格的高层建筑内，俯瞰着巴尔的摩和老旧医院的暖红色墙砖。他的实验室为这个基因的研究做了很多非常重要的贡献。“我可以保险的说，不可能——或者说很难——找到一种恶性肿瘤与p53基因的活性的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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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听说p53是在1996年，当时我刚刚回到苏格兰，此前，我在南非呆了7年。我在那里为《新科学家》杂志（New Scientist）和英国广播公司电台（BBC Radio）做报道，也为世界卫生组织记录艾滋病在非洲的肆虐情况。在苏格兰，我四处寻找着有趣的科学故事，然后我找到了p53的四个发现者之———大卫.莱恩（David Lane）。带着好奇心，并受BBC委任做了一次广播记录片，我飞到克里特岛（Crete）参加了p53研究界一年举办两次的研讨会。会议中心就在一个海湾边上，视野开阔，私人白色沙滩和泛着泡沫的大海一览无遗。在第一场会议结束时，我坐在那里转不过神来——那些科学家们大概是在用希腊语说着也许我本来理解的东西（许多医学英语均引自希腊语词汇——译注）。
晚餐时我坐在彼得.霍尔（Peter Hall）身边，他身材矮小、聪明、促狭，是很好的老师，他是一位来自邓迪（Dundee）（苏格兰城市，也称“发现之城”）的科学家，我和他就p53的故事合作过。他靠过来轻声说，“别紧张，把握好会议你需要知道这些……”他指点我那些最有趣的p53研究报告和那些我需要采访的人。我放松了下来。4天后离开克里特岛时，我收集到了丰富的材料以及一个好故事，足以支撑两个广播纪录片的录制，纪录片回顾了这一基因的基本知识并展望了癌症治疗的新方法。
当时是1998年，接下来的日子里每次有新发现引发了我的兴趣，我就会重新关注p53的故事，比如一次基因工程老鼠试验的戏剧性错误，偶然发现了癌症和衰老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p53研究明确证明了吸烟是癌症的直接诱因，无情地揭露了烟草业。我观察到p53研究者在层出不穷的新信息前跌宕起伏的士气，这一刻为新发现兴高采烈，下一刻又再次深陷在复杂的迷雾中。
多年来，我开始意识到，p53的故事如此精彩，不能只停留在学术杂志的平淡页面上，外行们很难在这里把握到一些最重要发现的意义；写作本书的想法来自于此。这不是一个平铺直叙的故事，因为科学从来不是如此。阴性结果和失败假说与那些被证明正确的理论一样推动着知识的进步。需要开放的心灵和智性的勇气才能发现，证据的缺失或某次试验失败的结果也许意味着重大发现；在理解癌症进程的征途中，p53研究者也像其他科学领域一样受到教条和范式的影响。
“不讲故事的科学，”美国天文物理学家贾南.莱文（Janan Levin）在为《新科学家》杂志撰写的评论中写道，“只会坍塌为方程的组合或数据的罗列。”本书我的目标是，尽量避免罗列数据，讲一些古怪、执着和热爱竞争的智者们的故事，从而阐明癌症最深刻的奥秘。
《抑癌基因》由英国作者休.阿姆斯特朗撰写。休.阿姆斯特朗是科学、健康与发育组织领域的作家。休先后作为布鲁塞尔与南非的驻外记者，为涉猎广泛的出版物与观众进行了写作，包括《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杂志和世界卫生组织及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多年以来，她在非洲、亚洲及加勒比海前线报道艾滋病大流行的情况。现在，在苏格兰，休为英国广播公司第四频道、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服务的许多特色栏目、科学栏目及其他项目工作。曾出版的书籍有《生死之事：病理学家的隐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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