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大诉讼法学博士文库：刑事听证研究_程绍燕著；卞建林编_9787565328060

　我国狭义的法律中尚未规定刑事听证，但是实践中已有很多试点，司法解释中也逐渐出现了部分种类的刑事听证。在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应当进一步改革、完善刑事听证制度，进而在狭义的法律中确立。现阶段，正需要对刑事听证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从而为听证的立法确立奠定基础。
　　《法大诉讼法学博士文库：刑事听证研究》分析了刑事听证的概念、结构、效力、价值等基本问题，并就羁押必要性听证、不起诉听证、申诉复查听证、减刑假释听证、死刑复核听证作了专门的研究。

　 21世纪的中国诉讼法学将向何处去？这是每一位诉讼法学者都应当关心的重要问题。历史是昭示未来的一面镜子。我们不妨先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一下我国诉讼法学发展的轨迹和趋势。我国近代诉讼法学肇始于一百多年前的清末修律。1906年，清政府创办了京师法律学堂，由沈家本亲自制定的法律学堂章程将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均列为主要课程，这标志着诉讼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独立存在。之后，夏勤、陈瑾昆、蔡枢衡、熊元襄、石志泉、邵勋、邵锋等学者在翻译和介绍日本、德国等国诉讼法律与诉讼理论方面都作出了杰出贡献，并在此基础上对诉讼法学基本原理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至20世纪40年代，旧中国的诉讼法学理论体系得以初步形成。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旧中国的“六法全书”被废除，原有的诉讼法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成果也被抛弃。受当时的政治环境影响，中国的法学理论工作者开始将目光转向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苏联法学教授来华授课，一批苏联的诉讼法学著作被翻译推介到我国。我国学者开始在学习苏联诉讼法律制度与法学理论的同时，结合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经验与需要，尝试创建我国的诉讼法学理论体系。然而，不久后的“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动乱，法律虚无主义甚嚣尘上，诉讼法学研究长期陷入停滞。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是我国诉讼法学的恢复和迅速发展时期。随着1979年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我国诉讼法学开始全面“复苏”。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指引下，诉讼法学的学术研究变得活跃起来，关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证据理论、司法制度方面的多本专著先后问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国家统一组织编写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教材。这些统编教材，发行量大，适用面广，读者群众，影响力巨，基本确立了诉讼法学与证据学的理论框架与教学体系。诚然，此时的诉讼法学仍不够成熟，大多停留在注释法学的阶段，教学和研究的目的主要是解释法律、宣讲法律，先进的诉讼理念尚未确立。至20世纪90年代，此种状况得到很大改善。“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理论方面，对刑事诉讼基础理论的研究开始起步并初有成就。”①其标志性成果是一系列有关诉讼目的、诉讼构造、起诉制度、审判原理等基本理论问题的学术专著陆续出版。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日新月异的发展与进步，随着“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治国方略的确立与实施，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在此大背景下诉讼立法进程加快，诉讼制度日臻完善，诉讼法学理论研究也在不断深入。“程序正义”、“人权保障”等先进的诉讼价值观念得到大力弘扬和广泛传播，公平、正义、人权、自由、秩序、效率等价值观不仅是诉讼理论界热衷探讨的命题，并逐步得到立法和司法实务部门的理解和认同，甚至成为普通百姓耳熟能详的大众话语。进入21世纪以来，诉讼法学研究方面最显著的进展莫过于研究方法的转型。不仅实证研究方法受到重视，多元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得到了提倡，哲学、社会学、逻辑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研究。

《法大诉讼法学博士文库：刑事听证研究》：
　　1.立案听证
　　实践中，有的公安机关担心立了案破不了，会降低破案率，影响其评先进，从而采取能破才立，不破不立的方式，对于该立案的不立案，怠于惩罚犯罪行为，引起公众不满。与此相反，也存在一些司法非法干预经济，不该立案而立案的情形，给公安、司法机关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但是，目前的立案程序缺乏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公民参与途径缺乏，应当引入听证制度，加强社会公众对侦查机关的监督，增加立案程序的透明度。当事人对立案或者不立案不服，向上级侦查机关提出复议申请的，上级侦查机关应当对是否立案举行听证会，并将听证评议意见作为是否立案的重要参考。
　　2.逮捕听证和羁押必要性听证
　　此种听证与国外的羁押听证类似。
　　逮捕是一种较为严厉的强制措施。我国的逮捕实质上就是羁押，并且法律没有直接针对逮捕羁押期限的规定，只有犯罪嫌疑人被逮捕情况下的侦查期限。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特定情况下，侦查期限可以延长，在某些情况下，应当重新计算侦查期限。因此，逮捕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影响巨大。因此，逮捕的适用应当符合比例原则，需在有逮捕必要的情况下才能实行。
　　我国目前的逮捕分为法院决定逮捕、检察院审查起诉时决定逮捕和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三种，其中检察机关根据侦查机关提供的材料决定是否签发逮捕证的情况最多。这种书面的审查方式程序不透明，检察机关的批捕人员无法全面了解案件情况，批捕中存在走过场的危险。为了充分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可以赋予犯罪嫌疑人申请听证的权利。目前已经有地区试行逮捕听证①，然而限于检察机关的人力、物力，以及办案时间的紧迫，试点效果并不理想。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是对逮捕之后的继续审查，发现不应当逮捕或者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变更或解除强制措施。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了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公开审查形式，实质上与《法大诉讼法学博士文库：刑事听证研究》倡导的听证类似。笔者认为，对于某些社会影响极大的案件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应当采用听证的形式。
　　3.不起诉听证
　　我国法律规定了四种不起诉：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对于酌定不起诉，按照法律规定，是否起诉是审查起诉机关的裁量权，然而为了限制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最高人民检察院采用了不起诉率考核等方式进行监督、控制。但是，这种控制手段效果不佳，一方面，导致不起诉率非常低，一些本来可以不起诉的案件也被起诉；另一方面，导致不起诉适用的不平衡和标准的不统一，由于人为地追求一定的不起诉率，导致各个地区之间对不起诉的标准控制不一，同一地区不同时期对不起诉的要求也不完全相同。例如，如果上半年不起诉率较高，下半年就会严格控制不起诉的适用。
　　与此相对应的是不起诉对犯罪嫌疑人的巨大影响和对司法资源的巨大节省。为了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改变这种不公平的不起诉做法.同时节省司法资源，应当将听证引入不起诉程序，使不起诉决定的作出更加公开、透明，接受大众监督，从而代替不起诉率考核这种不合理的监督方式，使检察官不再对不起诉存有疑虑和抵触心理，真正做到“宽严相济”。
　　附条件不起诉中，除了听取上述意见外，还需要听取未成年人的家长、老师等的意见，更需要进行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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