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赞成的追求
三种策略
一个欧洲政治竞技场需要一个欧洲公众。但后者真的存在吗？
如同专有名词“欧洲”一样，其属格“欧洲的”能让人想到地理、历史、法律和政治的交错混杂的含义，没有一个能简化成另一个。但这不意味着人们不能对它们进行排序。如果再加上对行动领域进行区分的话，分析就能更有成效。外部的、文化的和地理的领域由制度领域之外的人占据。在“欧洲伟人”的表格里，哥伦布（Colomb）和歌德(Goethe)的所处的格子与让?莫内或斯巴克是完全不同的。
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开始，“欧洲人/欧洲的”一词的用法就遇到了有趣的变化。（名词“欧洲”的属格Européen或英语European既可以表示“欧洲人”，也可以表示“欧洲的”。——译者注）这对于各民族国家牵涉其中的向欧洲的过渡有着重要意义。政治人物和作家让-弗朗索瓦?德尼奥（Jean-Francois Deniau）在1977年写道：“不再有“欧洲人”了！……五十年前，人们很自然地谈到欧洲人，以把我们这一地区的居民区分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非洲人、亚洲人和美洲人。如今，这个用语过时了，并且几乎从日常使用中消失。现在，它只能用来表示“欧洲‘界’，也就是围绕着让?莫内或布鲁塞尔机构的舆论运动或专家团队。在现在实际使用的分类框架中，相对于第三世界和东方国家，我们被归类为‘西方人’，或者是‘白人’或‘工业化国家’。”
这个评论相当重要。用我们对不同领域进行分析的用语将其进行重述，就是：1950年以后，“欧洲人/欧洲的”一词离开了外部的、自然的和地理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它自然地与美洲、非洲和亚洲这些用语相关），而加入到了内部制度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它具有对于“欧洲”的建筑师或建造者而言归纳出了身份认同的意识形态特征）。因此，在1950和1960年代，舒曼的政党是“欧洲党”，并且“欧洲人”们为英国的加入而四处奔走，而戴高乐虽然是法国人，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被看作是“欧洲人”。这是一个奇怪的悖反：在关于“欧洲”的激烈讨论的这些年里，住在欧洲的人们不再被称为“欧洲人”。“欧洲人”一词的概念从一个大陆上的居民缩减成了一个计划的倡导者。
但是，论述到这里，有一个空白对我们提出了问题：那么在成员国整体的中间领域就没有“欧洲人”了吗？上面的论述，就好像从外部的大陆的领域直接跳进了布鲁塞尔的内部领域，而没有通过成员国领域过渡。其实这恰恰是1970年代以来欧洲政治所努力填补的空白。被组织起来的“欧洲”认为需要作为公众的“欧洲人”就是各成员国的人民。不需要更多——挪威人、瑞士人和欧洲部分的俄罗斯人都没感觉这些与他们有关；但也不能少——光有布鲁塞尔内部领域的外交官、议员、官员和说客是不够的。换句话说，（在1977年，九国的时代）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从官僚机构的封闭空间中一次性地提炼出“欧洲人”而（至少部分地）使德国人、比利时人、英国人、丹麦人、法国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卢森堡人和荷兰人的自然定义整合到“欧洲人”之中。
但如何做到呢？
现代国家利用各种策略来吸引和保持公众的注意：风中飘扬的旗帜、阅兵、议会和媒体、退休制度、维修公路或义务教育等等。这些方式可以同时使用（越多越好），但人们能区分不同的传统。有三大基本形式：我们的情感可以从“我们的人民”、“根据我们的利益”或“我们自己的决定”三个口号所概括的思想中获得可信度。纵观历史，这些面向公众的策略分别可以被称作“德国式”、“罗马式”和“希腊式”。欧洲政治依次使用这三种策略而得以形成。
“德国式”策略在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历史和文化身份。一些人和另外一些人说相同的语言，尊敬相同的价值和相同的圣书，共有相同的习俗，或者他们的祖先参加过同一场战争。公众应该有这样的感觉：他们（领导者）和我们（被统治者）属于同一人民。借法国大革命之机，德国思想家们例如赫尔德（Herder）、施莱格尔(Schlegel)和费希特趁势让民族主义变为知识记述。他们自觉属于德意志民族，他们为德意志没有国家而痛惜。他们雄心勃勃地想通过自己的文字来创建一个民族情感，然后国家会随之而来。这个意识形态方针在整个欧洲都有追随者。从伦敦到贝尔格莱德，从巴黎到巴勒莫，人们依靠相同的技术来让民族身份得以表现或产生。已知的方法有发展民族史书、采用国旗和国歌、庆祝国庆、建立义务教育和兵役、创造共同的语言、建立荣耀的英雄纪念碑和“创造传统”等。
“罗马式”策略的基础是人民从政治运作中获得好处。统治者给予保护、创造可能性并付出金钱。他们的目标民众由当事人组成。“罗马式”这个修饰语在这里不是返回到罗马共和国，而是罗马帝国，在那时公民没有发言权，而统治者以“面包和游乐”哄骗人民。由罗马和平所提供的安全是——除了物质实现例如引水渠和公共浴室——帝国所拥有的用来让外国人民归附到政权之下的大王牌之一。
三折画的最后一副——“希腊式”策略，其基础是对以自己的名义作决定的代表群体所进行的阶段性评估。这个方法有时候由人民对于向他们提出的问题进行直接投票来补充。目的是使得法律和决定被认为是“我们的事务”，公众对此拥有发言权。古希腊是多数同意表决原则和民主基础的摇篮。公众在希腊式策略中被赋予关键的角色，面对不确定的未来，这一角色加强了长期政治反应的能力。
欧洲成员国从这三个传统的每一个中汲取了思想和灵感要素，以加强整体。它们组织选举、给予补助并颁发奖励。它们设置了一面旗帜和一首盟歌、它们思考英雄、它们承诺了保护公民和很多其他事情。在一个策略失败的情况下，人们就尝试另外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内部领域的机构，欧盟执委会和欧洲议会积极寻求公众的厚爱，这并不奇怪。在中间领域，态度则更为模糊。成员国承认“欧洲公众”的作用——是他们在这方面做出最重要的决定——但又不愿意失去本国的民众。争取公众的战斗就这样变成了欧洲整体和各成员国之间对立的舞台。
对“欧洲民众”的寻觅，以及与之相伴的内部领域的热情和成员国的不认真，是本书第七章至第九章的主题。对该主题的分析并不是以大事年表的方式，而是按照德国式、罗马式和希腊式策略依次进行的。每个方法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也遭遇了特殊的障碍。
但是事情从1977年以来发生了变化，正当让-弗朗索瓦?德尼奥对“欧洲人/欧洲的”这一词语的观察似乎表现出只有自我宣称的“欧洲人”还继续存在于布鲁塞尔。这个词语从那时起从封闭的官僚机构朝着中间领域方向开始移动。成员国人民也部分地变成了欧洲人，至少他们向调查机构是这样宣称的。在1970年代中开启的征服民众的策略获得了一些成功，这是我们下文将要研究的。但是也发生了其他一些无法定义和震撼人心的事情。
1989年的地缘政治冲击给“欧洲”一词加载了新的含义。被美国和苏联分割了如此长时间的大陆重新意识到了它的统一。有两个发展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圈子的边界得到扩展，以将几乎整个大陆纳入，这增加了地缘政治和文化涵义上的“欧洲”一词在政治意义上使用的可信度；第二，西方的经济方法在全世界的扩散——也就是说1989年开始的，在美国领导下的“世界化”的进步——引发了经济和政治势力的巨变。1975年时还存在的世界划分——西方、东方和第三世界的世界分化——已经完全不再贴切。作为世界强权要素的社会主义“东方阵营”的消失，使得以前显然应有的“西方的”跨大西洋的团结互助受到了质疑。“第三世界”或多或少简化成了非洲——如今中国和印度的兴起让亚洲重拾起自身意识，而南美则要求赋予它一个位置。换句话说，如今几乎全是联盟的公民的古老大陆的居民们，如果有一天感觉在自己身上出现了作为“欧洲人”的情感，那么世界历史的进程对于他们的聚集是有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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