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派出14万华工到西线为英、法军队服务，为协约国取得大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内容：1．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2．“以工代兵”战略的出笼和法国招工团；3．英国招工团；4．华工数字问题；5．华工在法国的生活；6．华工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贡献；7．华工与中国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和国际化。
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什么关系？华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徐国琦教授20多年来遍访世界各地档案，借助大量珍贵史料，以国际化的研究视野、从人类文明交流与进步的角度，为我们完整地还原了一战期间14万多华工背井离乡奔赴西线战场，拯救欧洲文明于水火的真实故事，并深刻剖析了华工参战对中华民族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和国际化的重要作用。
我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对中国及亚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问题情有独钟，在世界各地阅读档案，历经数十载寒暑艰苦努力及思考后，终于茅塞顿开，学有所成。从2005年开始，相继推出一系列这方面的研究成果。200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人《中国与大战》（China and the Great War）一书英文精装本（英文平装本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将此书纳入其“人文经典文库”系列，出版中文版）；2011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拙著《西线战场陌生客：华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2014年以“一战中的华工”书名出版其中文版。2015年夏，我受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之邀，完成《亚洲与大战》（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书稿，如一切顺利，此书应能在2016年年底左右同英文读者见面。读者诸君手头的这本小书，就是在我近十余年出版的这几本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英文学术专著基础上所写的普及版。因此，这本书虽小，却浓缩了我多年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这本小书也是我在2007年由北京的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的《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在法华工》基础上之增补和修订版，而且大部分章节为新作。本来，在花了20多年的时间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我想应该跟战争告别，并将精力转移到我长期以来一直想系统研究的关于“何为中国，谁是中国人”（What is China and Chineseness）的课题。但五洲传播出版社希望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之际将《文明的交融》加以修订并大幅增加我后来的研究心得。盛情难却，在几经挣扎和犹豫后，我终于同意。
我之所以愿意花宝贵的时间写这本书，还因为中国人对一战及一战中的华工甚至在一战百年之后的今天仍旧缺乏足够的了解和理解。依个人浅见，一战和一战华工对中国和中国人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的一战及一战中的华工同时也是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篇章。我的《中国与大战》一书就是旨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角度来透视中国人如何寻求国际化及新的国家认同之漫长历程，并分析国际社会如何对中国主动参与国际程序的重建及中华民族自我更新作出反应。我在2009年接受《西湖》杂志长篇采访时甚至大声疾呼，“没有一战，何来五四？” 在一战百年之际，中国人应该对一战有更清醒的客观认识。
让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一战的历史。公元1914年是中国的虎年，也是中华民国三年。就在这一年，人类历史上所谓的“大战争”（the Great War）爆发。在另一场世界大战于20多年后再次打响后，那场“大战争”成为今天人们所熟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一开始就被交战双方定义为“文明”之战。协约国在战后颁发给参战人士的胜利勋章（Inter-Allied victory medals）上就刻有“为人类文明之战，1914—1919”字样。 一位西方学者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仅是战场上或者经济上的得失，“对英国人来说，这是一场守卫大英帝国秩序的战争”。而与英国类似，德国人则认为这是“德意志民族的圣战”。因此，“对德国人来说，这是一场改变世界的战争；对英国人来说，这是一场维护世界秩序的战争。德国人为未来而战，英国人为传统而战”。 著名的美国学者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在1914年8月5日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或许会让“文明陷入血与黑暗的无底深渊”并“将打破有史以来我们对世界会变得更美好的幻想”。 一位美国官员在战争结束后不久也写道：“当世界大战被真实的记录下来，当胜利得到客观的评价之时，我们会发现任何一个国家都不配享有文明胜利的桂冠。” 因此，无论是战争刚开始，或已结束，无论从何种角度上说，这都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战争，是对西方文明的一次血与火的残酷考验；而且从相当大的意义上，一战的重要性远胜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不仅因为二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更重要的是直到今天，在一战100周年之际，我们对这场所谓的“大战争”对中国的意义仍缺乏真正了解。人们仍在辩论其影响及后果。
实际上，一场有关一战意义和影响的辩论在一战结束后即在东西方展开。德国学者斯本格勒（Oswald Spengler）宣称一战标志着西方的没落，这是大家都熟知的。中国人梁启超则在其于1918年底到欧洲游历及考察中所撰的《欧游心影录》中声称一战的结果显示东方精神文明仍然有一定的优势。梁启超写道：“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梁启超甚至用其饱含深情的笔调告诫中国人：“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对梁启超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将人类文明毁灭殆尽，而西方一直标榜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则难辞其咎。除梁启超外，中国人梁漱溟、辜鸿铭等均属强调东方文明优越阵营的大将。当然，当时鼓吹东方文明至上的中外人士大有人在，以至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在1923年为另一位哲学家、英国人罗素（Bertrand Russell）所撰《中国的问题》一书所写的书评中提到，“在大战后，中国似乎成为光明天使，映照出西方文明的黑暗。中国之道德准绳成为蝎子之鞭，抽打自以为是的西方人之背脊。”（China tends to become an angel of light to show up the darknes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Chinese virtues are made a whip of scorpions with which to lash the backs of complacent Westerners.）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在东西方文明间站队，比较优劣和短长。有部分十分理智的中国人呼吁大家要清醒认识一战是人类文明的分水岭，应乘此机会找到一条适合中国自身发展的道路，不要汲汲于东西方文明之争。如有一位中国人在1918年《晨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大战即终，十九世纪文明告一段落，而二十世纪文明方从兹发展。换言之，即世界由旧时代而移入新时代。”“故我国民果欲为适应时势之国民，第一须求得有方针之教育，第二须其方针无背于世界之新潮，否则惟有自归淘汰而已。此则吾人所应大觉悟者也。”
一战后，在亚洲对西方文明批评最厉害也最有影响的是印度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泰氏在1913年即获诺贝尔文学奖，是亚洲人第一个获此殊荣者，声誉远扬，所发言论自然也较引人注意。泰戈尔在1921年写道，“生活在东方之外的人现在必须承认欧洲已经彻底失去其过去在亚洲的道义上的优越感。它在世界上已经不再被视为公平的代表和高尚原则的奉行者。它充其量只是个西方种族优越论者和对非西方人的剥削者。”（Those who live-away from the East, have now got to recognize that Europe has completely lost her former moral prestige in Asia. She is no longer regarded as the champ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of fair dealing and the exponent of high principle, but rather as an upholder of Western race supremacy, and the exploiter of those outside her own borders.） 他在战后给法国作家、同样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的一封信中写道，“亚洲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对欧洲不再喜爱。”（hardly a corner in the vast continent of Asia where men have come to feel any love for Europe） 对泰戈尔而言，“披着文明外衣的西方过去在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度所投下的毒药在战后必将祸及自身”。“所谓的欧洲文明之火炬也许不再是灯塔，而是用来杀人放火的东西。”（“the poison that civilized Europe had pushed down the gullet of such a great country like China has severely impaired its own forever,” and whether “the torch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was not meant for showing light, but to set fire”）
一战不仅是对西方文明的巨大挑战，并导致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一场大辩论，同时也对世界文明地图的重新整合及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战是日本的所谓“天赐良机”。 日本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举成为世界强国，在巴黎和会上跻身世界五强之列。但就是大发一战外交和经济横财的日本人中，也有不少人在战后有许多疑惑之处和很强的失落感。日本固然通过一战一跃成为世界五强之一，但西方列强对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种族平等”议案嗤之以鼻，拒绝接受。在种族问题上，日本还是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无法同白人国家平起平坐。此其一。其二，毕竟日本是靠德国军事化模式发迹的，德国在一战中被打败的结局及一战后流行全球的所谓反军国主义思想让不少日本人怀疑日本是否根本上就选错了立国模式，怀疑自己自明治维新以来奉行的所谓“脱亚入欧”的政策是否真的英明。同样通过一战跻身世界强国的美国对一战的影响和后果也是充满疑虑。美国人在“为民主而战”（the war for democracy）的口号下加入一战战团后，发现战后的世界秩序并非自己所愿。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一度被世人奉为神明和救世主，为全世界带来希望。连以“老虎宰相”著称的法国总理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都感慨，上帝只给了人类十诫，但此公却给了我们“十四点”的世界新秩序蓝图。后来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声称威尔逊是世上“头号好人”。 甚至连泰戈尔也要写书题赠给他。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威尔逊雄心万丈，立誓要建立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新秩序，并建立国际联盟，为万世开太平。但美国人抛弃了威尔逊及其国际愿景，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甚至不准美国加入威尔逊一手缔造的国际联盟。
可以说，一战后全球的仁人志士、学者和政客都在疑惑，在思考一战究竟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影响，并讨论其是否意味着西方之衰落、科学之破产，抑或为人类带来新的契机。哲学家杜威曾对一战后之世界寄予极高的期望。在1917年8月接受记者采访时，杜威表示，我们在为民主而战，因为这场大战争，“世界死了，世界万岁！一个伟大的文明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会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崭新社会和文明。杜威虽然声称他目前并不知道战后新世界究竟怎样，但他显然对战后新世界国际秩序充满憧憬，当然也有不安。 但杜威在战后对世界新秩序极其失望。连杜威先生也疑惑了，但这是否意味着杜威先生也加入了对科学及对西方文明持怀疑论者之列呢？杜威在中国的五四运动期间来到中国，一待就是两年多。中国是除美国之外杜威所逗留和生活时间最长的国家。他还被认为是中国五四时期风靡一时的两大口号——“科学”与“民主”的个人化身。由于杜威在中国的巨大影响，他被蔡元培等人称为“美国的孔子”或“第二个孔子” 。。。
徐国琦，安徽枞阳人。南开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1991年赴美留学，1999年获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现为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国际史”三部曲：
《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和国际化》（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英文版，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中文版）；
《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英文，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西线战场陌生客：华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哈佛大学出版社2011年英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中文版《一战中的华工》）；
目前正致力于“共享历史”三部曲的写作及研究：
《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享的历史》（哈佛大学出版社2014年英文版，广西师大出版社拟出版中文版）；
《亚洲与大战：一段共有的历史》（该书系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约稿，已完稿，英文版应于2016年底出版）；
《关于中国：一个共享的历史》（仍在研究中）。
序/吴建民
前言
第一章 “大战争”和中国之大转变
1．寻求国际化及新的国家认同
2．“外交政策群体”及民族主义的兴起
3．西方文明的内战和古老东方文明的反应
4．“大战争”作为中国的大“危机”
第二章 中国的对策：“以工代兵”
1．“以工代兵”战略的出笼和法国招工团
2．英国招工团
3．华工数字问题
第三章 征途漫漫
1．加拿大的排华与一战华工在“枫叶之国”的不自由旅程
2．加拿大的惊人保密之举
3．从山东走向世界
第四章 西线战场陌生客
1．华工之管理
2．种族歧视
3．北京政府的“保侨”政策
4．西方文明中心的华工
第五章 血染的风采
1．华工对大战的贡献
2．血染欧洲
3．家国情怀和世界视野
第六章 教学相长：作为“伟大一代”的华工与中国精英
1．基督教青年会和一战华工
2．华工与精英的互动和教学相长
3．华工的洗心革面与崭新眼光
第七章 为文明出征：华工之贡献及历史地位
1．华工与中国的大战略
2．华工与巴黎和会
3．华工和中国的国际化
第八章 一战华工的归宿
1．时代先锋
2．拯救华工
3．西班牙内战中的一战华工身影
4．湮灭的历史记忆
结论
注释
鸣谢
华工与中国的大战略
笔者认为，中国的“以工代兵”策略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中国通过此举向世界有力地展示了主动参与国际事务的愿望和能力。1918年，《远东评论》（the Far Eastern Review）的一篇文章就华工从山东老家驰援欧洲一事发表预言说：“毫无疑问，华工赴欧援战将对世界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也许将成为这次欧洲大战史上最重要的一方面。在历史上，东方从未向西方提供过如此规模巨大的人力资源。东方曾经无数次地对抗西方，并迫使西方多次联合起来反击，这当然影响了西方人的生活和思想方式。在历史上，东方从未像现在这样在这次欧洲大战中同西方并肩作战。” 一位比较公正的华工营英国指挥官也承认，“毫无疑问，这些来自中国山东的华工移民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基督教青年会在其一战后的报告中写道，一战的爆发导致东西方文明的直接交融，是此次大战争的“一个最令人称奇的经历”（“The bringing of the Orient into contact with western civilization was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phases of the world struggle.”）。 报告指出，对协约国而言，华工赴法的军事作用至关重要。因为来自中国的工人为协约国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用人力资源（“The military purpose of bringing the Chinese to France was a crucial one to the Allies.” “It was to capitalize to the greatest degree the man power made available to the Allied cause by the control of the sea and by the wide sympathy among all civilized peoples for the fight which the Allied nations were making.”）。 《东方杂志》转译一外国报纸时也写道，一战华工赴欧，“诚大战争中稀有之奇迹也。溯自东西交通以来，华工移殖海外者颇众，惟其目的，皆在于生计问题。从未有协助西人以从事于战争事业者也。有之，则从今日始”。
华工的最重要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他们参与对西方文明的拯救，而且在于他们在中国以全新的姿态进入国际社会及中国人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中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1918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学生月刊》说，一战赴法华工实乃中国派往“世界的信使”（ “the messengers of the wider world”），预言他们回国后将成为传播欧洲文明的最有力和有效的桥梁。 因此，我们有理由得出如下简短的结论：“以工代兵”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胆识、有目的、有远见地加入国际社会的开始，是东方大国参与拯救西方文明的亲密合作的大事。更为重要的是，14万华工不仅是14万士兵，无疑也是14万使者。
一战华工在中国国际化方面的突出贡献首先在于他们为中国加入一战提供了机会。白焦在其长篇文章“世界大战中之华工”一文中引用梁汝成的话说，“招工出洋为外交之妙计。民二年以降，梁公士诒虽非身当外交之冲，然实隐持外交大计。欧洲大战忽起，各国因地理与利害之关系，纷纷加入，或合纵、或连横。当民四年，各国驻华公使力劝我国最高当局参加世界大战，并以利害相诱挟。斯时情势混沌，孰得孰失，何处何从，极难分辨。且事关全华民族之兴衰，未易于孤注一掷，以贻民族无涯之戚。设中国永不参加，则战胜国所得胜利品，势不分予中国；设中国明予参加，则无船无械无饷，终至参而不战，必受各国责难。于是梁公决定明守中立，暗事参加；并决定以工代兵，而轮船器械饷馐，皆诱各国供给。目前可得择地殖民之利益，日后可享胜利之瓜分，诚千载一时之机会也。” 这段话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是中国采取主动，要求加入战争，不是协约国力劝中国参战。事实上，是华工的生命为中国提供了参战的最好理由。对中国参战推动最大的梁启超就指出，德国击沉运送华工的商船导致数百华工葬身海底，“我国既为国际团体之一员，则在体面上及责任上，对于德国此种蔑视中立国之行为，万难漠视；否则，即为自外于国际团体之列”，“故我国一方面以国家对于国民之责任，一方面对于世界国家地位，尤不得不有一种主张也。”中国如能借此参战，“实为我中华民国国际上开一新纪元”。 因此华工不仅为协约国作出宝贵的贡献，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出色地捍卫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国早期争取参战起到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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