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平庸的世界划清界限——思想与经历》:本书集结了丘吉尔一生中面对无数灾难与抉择时的杀伐决断、结果背后的心酸与煎熬以及对平常生活的所思所想,以亲身经历激励当代奋斗中的青年,无论起点是高是低,是否天赋秉异,认定目标就要心无旁骛地冲刺。不要把这个世界留给你鄙视的人。
温斯顿·丘吉尔作为英国政治家、演说家、作家,二战期间,通过鼓舞人心的演讲,坚韧不拔的意志带领英国人民赢得了胜利。同时,他的许多演讲都具有散文诗的品质,充满了激励人民面对危难的语言。1953年丘吉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此套丘吉尔系列丛书收录了丘吉尔毕生经典的演讲稿与他亲自撰写的人生经历,360度无死角地窥探丘吉尔璀璨夺目的人生,为政治军事爱好者研究丘吉尔提供了上帝的视角,与此同时,此套书更能激励正在奋斗,具有远大志向的年轻人永不放弃和如何成就非凡人生的秘诀。
旧书新做,全新的装帧设计与排版,更适于青年人的阅读习惯与审美品位。
前 言
这几篇文章,使我清晰地记起了我们这一代现已年近花甲之人所经历过
的或正在经历着的各种各样的事件。先是“秩序井然”——我们对此的鲜明印象现已从记忆的暗盒中黯淡下来——以至当年悉尼大街上发生的一件充满色彩和动感的小事竟能像一座冒险和冲动的巅峰巍然雄立、轰动一时;接着就发生了空前的大战悲剧1 ,从此世界上充满了混乱、不安和危险;光明与黑暗的力量势均力敌;魔王撒旦和天使米迦勒2 都疑惑不解地看着自己的军队;世界正朝着命运的十字路口前进,面前的两条路都可能通向地狱,对此我在《我们非得自我毁灭吗?》和《五十年展望》这两篇文章里都竭力作出预示性的描述。历史上果真有过如此重要的时代吗?
本书中的很多文章只是触及了严峻事件的轻松一面,但如果有人因此把
我的两个恶梦般的设想看作是业余预言家心血来潮时的臆想,那我会感到很悲哀,因为我十分恳切地想借这两个设想发出警告,如果人类文明不能把握住自己,不愿放弃毁灭和征服,恶梦很容易成为现实:科学就是开启毁灭和
1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本书成书于二战前,书中有很多篇文章提到的战争均指第一次世界大
战,但当时尚无一战之名,故翻译时仍保留当时的说法。
在《圣经》中,撒旦是魔王,米迦勒是最高天使。2 丘吉尔文集·与平庸的世界划清界限
征服之城大门的钥匙。
幸运的是,我们的生活中仍有欢乐,我特别想对此表示感激,并借此为本书添上一个令人愉快的结尾:
//////人们说世界是位年迈的老人,
//////但他应该像孩童一样嬉耍。
——温斯顿·S·丘吉尔
1932年9月于查特韦尔
与平庸的世界划清界限授权书.jpg
第二次抉择
如果生命在同样的环境中轮回,那么,毫无疑问我还会有同样的困惑、
同样的犹豫;我还会有同样的感觉、同样的希望,担负同样的责任,犯同样的错误。如果外部环境没有变化,我怎么可能不重蹈覆辙、走同样的人生之路呢?当然如果环境有变,如果机遇将带着我漂流到陌生的航道,那么我的人生之旅也会随之改变。果真如此,这就不再是生命的重复,而我就得在一个有着不同制度、不同历史的陌生世界里开始新的生命旅程。
譬如说,我来到了蒙特卡洛1 ,像往常一样因生性乐观而把赌注押在了
红色上,然而,这次旋转的象牙球一反常态,没有掉进黑槽,而是掉进了转盘上的红槽里,我也许就会大赚一笔。如果我在20年前用这笔钱在芝加哥的湖边买上几块地,也许我会成为腰缠万贯的大富翁。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如果受好运气的煽动,我不停地赌博,我也许从此会成为赌桌上的常客,或许已成了一个晚上在赌场外游荡的可怜虫。这里显然有两种过程在起作用:第一个过程决定象牙球落在何处;第二个过程决定我对前一过程的结果采取什么样的反应。如果这两种因素不断变化、交互作用,那么今后要发生的事
便会令人眼花缭乱、难以捉摸。我们不妨假定事件的发展,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偶然性已在掌握之中,我所要做的仅仅是重新抉择一次。
但是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我重新选择时,是否已经知道了曾
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事情?或者,我第二次所拥有的身体状况、性格、知识和信念会不会依然如故呢?假如是后者的话,我们的讨论很快就会走进死胡同。如果我的选择和我所处的环境都和上次一模一样的话,我肯定会重蹈覆辙。比如说,有一类人在决定是否旅行、买房、打官司或从政等问题要靠抛硬币作出决断,如果我属于这一类人,并且硬币跟从前一样是反面朝上,那我肯定会做出跟从前一样的选择。
因此,假如生命能轮回,假如我真的可以作出新的选择,那么我必须了
解我的前世,必须将这个世界上发生过的一切,包括与我有关的一部分全部带入我的新生命里。这样,我当然知道哪些该避免,哪些该弥补,知道该选择哪条前进的道路,无论做什么事我都会成功。果真如此,我就能够带领其他人,甚至带领全人类走出无知,不做谬误的奴隶,走出无尽的苦难。
且慢。我只有一次选择——将生命从头开始再来一次。我将我至今所
掌握的知识全都带进我的新生活,但是当我的新生活正式开始后,前世的历史、甚至我亲历过的事情可能都已过时,或者说我所经历过的再也不会发生了。当然,如果我凭借自己业已过时的先知先觉处理小事,虽对世界的因果关系可能不会导致很大的影响,却能立即改变我个人周围的小世界。
比如,在没有影响世界经济的前提下,我可以稳操胜券地利用我的先知
去德比赛马1 场赌马,以此开始我的新生活。但是我的先知并不能保证我还能在下一次的德比赛马上稳操胜券。尽管我在今世早已知道了获胜赛马的名字,可是现在有新情况发生了:由于我赢了巨额赌注,很多赌注经纪人不得不放弃参加赛马;他们的一位最有钱的委托人因为损失惨重,绝望地跳进池塘自杀了,而这个委托人的马正是下赛季应该获胜的马,但他的早逝影响到
1 德比赛马:始于1871年的英国传统赛马之一,每年6月在英格兰东南部萨里郡埃普索姆的唐斯
了马的命运,因为根据我们愚蠢的规则,这匹马被取消了参赛资格。第二年我赶往埃普索姆,想凭我的先知先觉来碰运气,不料,我对赛马场上的形势判断表明,我是唐斯地区最无知的人。对今世赛马场上各种赛马的回忆把我的心绪搅得一团糟,使我在新世界里根据我超自然的直觉,对将要发生的事情作出了最愚蠢的判断。因此我们可以说,假如一个人能够重新生活一次,在做出重大决定时,他的先知只会一次有效。此后,我必须处理那些不断分岔的、盘根错节的结果,这些结果不断影响着我周围的环境。
个人小事尚且如此,那么如果真有先知先觉的话,依此作出新的选择对
处理重大的问题该有何等巨大的决定性的影响啊!在南非战争期间,我乘坐的军列遭布尔人1 袭击,出了轨道,我不得不冒着枪林弹雨清除路障,来回进出唯一能为我们提供动力的火车头。为了行动方便,我解下了毛瑟枪,否则,40分钟后我完全可以让那20码以外骑在马上要我投降的名叫博塔2 的家伙吃上两三颗子弹。那一天是1899年11月5日,如果我当时把他打死了,那么南非的历史肯定得重写,南非也肯定不会这样幸运了。就是这个博塔,后来成了布尔人的统帅,当上了南非共和国的总理,若没有他的权威和魄力,大战前在南非爆发的暴动根本不可能被扼杀于萌芽状态。果真如此,由护卫舰护送、行驶在印度洋上的载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的运输船就不会驶向开罗,而会调头驶向好望角。事实上,当时已经作好了让护卫舰队在科伦坡改向行驶的一切准备。他们的任务可能会由保卫苏伊士运河变成与希尔族暴乱分子血战。再者,1914年底要不是我们在埃及有一支澳新军团,次年春我们就不可能有一支用来进攻加利波利半岛3 的核心部队,那么这场战争结局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了,结局可能更好,也可能更糟。如果我们的想象力沿着这两种结局走下去,肯定会在纵横交错的迷宫中迷路。
1布尔人: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
2博塔(1862-1919):南非军人,南非联邦第一任总理(1910-1919),1911年建南非党。
2加利波利半岛:位于土耳其西北部,构成了达达尼尔海峡的北岸。丘吉尔文集·与平庸的世界划清界限
然而,当我在纳塔尔1 爬进爬出火车头时,我卸下了赖以保存性命的手 枪,这确实是不明智的冒失之举。你不可能说,“你已经知道那个人不会杀你,布尔人会对你很好,博塔将来会成为伟人,他会将南非和英国王室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你根本没有必要向他射击。”况且这也不是最后结局,因为同时还有可能发生其他事情。如果我带着枪,我进出火车头时行动肯定要慢得多,那么本来与我擦肩而过的子弹可能就会击中我;博塔则可能因为急于想找到躲在火车废墟里的逃命者而策马向前,他没有与具有先知能力的我相遇,而是遇上了一名持步枪的列兵,这名士兵开枪将他打死了。而我自己则与其他伤兵一起被送到了位于拉迪史密斯的一家肮脏的名叫“葬身之地” 的医院,最终可能染上伤寒死在了那里。
回首往事,我们不难发现一种最普通的体验:我们犯的错误最终拯救了
自己,而我们所作的最明智的决定却葬送了我们的前程。我曾想,如果我真能再活一次,我一定得戒掉抽烟的恶习。瞧,我在烟草上浪费了多少钱!如果用这笔钱去投资,年复一年的利息累计起来该有多少啊!我还记得我父亲在心情特别好的时候,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兴高采烈地说,“人为什么要抽烟呢?如果你还希望自己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希望自己的手不要抖个不停,如果你不想在骑马越障时心存疑虑,请你不要抽烟。”
可是再想一想!我怎么知道烟草对我神经系统的镇静作用根本就不能够
让我在某些令人尴尬的私下场合中使自己保持镇定、有礼有节,根本就不能够让我在焦急的等待中安安静静地度过关键的几小时呢?假如我从年轻时就中断与尼古丁女神的往来,我怎么会知道我的脾气是否会变得更好、性格会变得更随和呢?还有,如果在佛兰德战场上我没有回到防空洞去取遗忘在里面的火柴,我会不会遇上落在我前方约100码远处的炸弹呢?
就我个人而言,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大体上是怎么想就怎么做。如
果我想做的事或想说的话因自己的谨慎、懒散或因别人的劝阻最终有了改变
时,我总有一种羞于见人的感觉;哪怕有时被迫改弦易辙是正确的,我仍有这种感觉。南非战争结束后,拿我的心情和保守党的心情相比较,不难看出我根本不可能再满腔热情地为保守党做事了。除了在自由贸易问题上的争吵外,我对战争也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而他们却在政治上大肆宣扬所谓的胜利论。因此当贸易保护问题摆在大家面前时,我呆在一边,用最挑剔的眼光审视着他们的行动。久被困锁的新一代就像洪流决开堤坝,滚滚而下。当然,你不得不离开抚育你长大的政党,不得不与你几乎所有的朋友和亲属分道扬镳,这确实是件可悲的事情。尽管如此,我敢肯定当时我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毕竟当时年轻气盛,这也是年轻人的可敬可畏之处。
我力排众议,及时组建了一支舰队,而且每艘舰上都按当时的科学标准
配齐了装备,因而大战爆发时我名声大震。但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对陆军作战和海军作战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在不影响我在海军部工作的前提下,我肩负起陆军方面的一些小责任;身居高位而又过于密切地接触行动的具体细节,所以我难免会冒致命的危险。
我本不该去安特卫普,应该留在伦敦,敦促内阁和基钦纳1 勋爵采取更
为有效的行动;我本该安居高位,明哲保身,而事实上,我却在令人激动的悲剧性的安特卫普保卫战中、在枪林弹雨中度过了四五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日子。不久我就全身心地投入了这场局部战争,决心在战场上和敌人一决高低。于是我向政府递交了辞呈,想辞去海军大臣职务。很幸运,我的辞呈被拒绝了,否则我肯定会卷进这场从大战的全局来看已经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局部战役。在处理大事时,你所犯的大错有时也会被人原谅,甚至无人察觉,可是在一些具体的、局部的事务上,很小的错误也会受到应有的惩罚。我这次卷入安特卫普战火中,差一点葬送了我在动员和准备军舰工作中赢来的声誉。对军机要事有决定权的人必须坐在权力控制的山巅,他们绝不能下到山谷去亲身体验。
1 基钦纳(1850-1916):英国陆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陆军大臣,因所乘巡洋舰触雷
3而死。丘吉尔文集·与平庸的世界划清界限
现在看来很清楚,当时基钦纳勋爵违背诺言,没有派出29师前去增援
聚集在埃及准备向达达尼尔海峡进发的部队,使这次远征延迟了三个星期。在这种情况下我本该谨慎从事,取消海军的进攻。当时要那样做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原计划就是这样安排的。可是我没有这样做,因而从那一刻起我必须为这场由别人控制的战役担负起责任。这一重大事件的命运控制在其他人手里,但我卷入后,这次行动一旦失败,我必须负全部责任。毫无疑问,如果当初在海军部工作的我抛开这些具体责任不管,如果当陆军没有按期到达时我命令军舰驶离战场,那么在整个大战过程中我可能会作出更大的贡献。然而,千万不要忘记,尽管在加利波利半岛的那次陆战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且失败了,但是这场战争却在最关键的时刻让意大利加入了战斗,也使保加利亚在整个1915年夏季按兵不动,完全挫伤了土耳其士兵的士气。
有时我们的错误和失误却能使我们因祸得福。1923年保守党突然提出贸
易保护问题,十几个自由党选区拉着我做他们的候选人。显然,曼彻斯特无论如何都应是我的主战场,那儿为我提供了一个席位,我完全有可能获胜。然而由于某些说不清楚的复杂原因,我放弃了曼彻斯特,来到莱斯特与一名社会主义者候选人进行着搏斗。由于同时还受到了保守党人的猛烈进攻,我理所当然地败下阵来。得知两种选择造成的截然不同的结果后,我真想狠狠地踢自己几脚。然而事实证明,正是由于我未能进入议会,与任何选区都没有任何瓜葛,所以当自由党人做出了让社会主义者执政这一不明智、自寻绝路的错误决定时,我才能够使自己对形势保持着独立的、不偏不倚的清醒认识。
因此,我才能在几个月后的威斯敏斯特1 选区的补缺选举中全身心地投
入到反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从而至少在一段时间里重新赢得了那些顽固的保守党人的好感。尽管他们从来就不喜欢、不信任我,但在关键时刻我毕竟与他们有些相同的观点。若不是在1923年大选时我作出了错误的选择,我怎么
也不可能与曾经养育过、后来又与我有多年龃龉的保守党重续前缘。
我认真回忆了自己的一生,毋庸置疑,我绝不愿意将这一生再重复一 遍。尽管我这一生是幸福、绚丽、充满乐趣的,我仍不想在这条充满艰辛和危险的人生道路上再走一遍。即使有机会在犯了不同的错误、经历了不同的冒险后取得成功,我也毫无兴趣。我怎么知道今生一直伴我的好运不会在我的另一生中由于因果关系的变化而在关键时刻丧失呢?
我们应满足于今生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感谢今世我们逃避了的一 切。我们应遵循命运的法则,尽力与今生时空里我们的命运的神秘莫测的节奏合拍。我们应珍惜属于自己的那分快乐,不要怨天尤人。光,因为有了阴影的陪衬才显出它的伟大,祸福相随的生命才算是完整的生命。人生之旅是快乐的,但它只值得我们体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