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史学革命_（英）伯克_9787301277690

年鉴学派是20世纪影响**的史学革新运动，它不仅有力推动了新史学的确立和发展，甚至塑造了整个20世纪的史学面貌。本书描述和评析了年鉴学派自20世纪20年代发端以来八十余年的历史，以该学派四代学人的继替为线索，呈现不同阶段的研究特点和趋向，为读者了解年鉴学派的发展脉络、重要理论和关键概念提供了便捷的指南。
　　《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2014（第二版）》增补了两章内容，续写1898年后年鉴学派的发展动态，并讨论了其影响向世界不同地区和相关学科渗透的过程。

导论

20世纪最富创见、最难以忘怀、最有意义的历史论著中，有相当数量是在法国完成的。新史学（la nouvelle histoire）——有时人们这么称呼它——至少像新烹饪（la nouvelle cuisine）那么闻名遐迩，那么有法国味，那么聚讼纷纭。这个新史学的诸多著作，均出自与一份杂志颇有渊源的一个独特群体之手。这份杂志名为《经济社会史年鉴》，创办于1929年；历经四次改名之后，目前的刊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年鉴》。圈外人为强调他们的共同之处，一般称这一群体为“年鉴学派”。
圈内人却常常——尽管不是总是——矢口否认存在这么一个学派，以此强调这一群体内部的个人路数。在1985年斯图加特举办的国际历史学协会的一场讨论中，我记得听到这一群体的重要成员马克·费罗强烈否认存在这么一个学派。与此同时，他反复使用“nous”（新）这一字眼。要是说“学派”一语（和年鉴“范式”或“精神”一样）给人以引人困惑的正统印象，两个圈内人罗杰·夏蒂埃和雅克·雷维尔提出的“星系”（nébuleuse）一词也许更为恰当。同样，年鉴“网络”“运动”甚或扩大式“家庭”等说法也是有帮助的。
数十年以来，居于这一网络核心位置的，显然包括了两位创建人——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他们指定的继承人——费尔南·布罗代尔，加上查尔斯·莫拉泽，此人名气不大，但活跃在幕后，特别是在第六部的创建中；年轻一辈的雅克·勒高夫、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马克·费罗和莫里斯·艾马德等史学家；更为年轻的罗杰·夏蒂埃、雅克·雷维尔、安德烈·比埃尔吉尔、让克劳德·施密特、吕塞特·瓦朗西、贝尔纳·勒帕蒂和安托万·利尔蒂。靠近中心的还有阿兰·布罗、皮埃尔·肖努、乔治·杜比、阿尔方斯·迪普隆、阿勒特·法杰、弗朗索瓦·费雷、皮埃尔·古贝尔、克里斯蒂安·卡拉皮斯、莫里斯·隆巴德和莫娜·奥祖夫。
恩斯特·拉布鲁斯就更难定位了。他在第二代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但同时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所属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无法让他免于法国共产党员的攻击。同样，由于莫里斯·阿居隆和米歇尔·伏维尔投身马克思主义活动，他们被置于核心圈之外。由于各种不同的理由，处于边缘的，还有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乔治·勒费弗尔；在学院工作的两位意大利人阿尔伯托·特能提和卢杰洛·洛马诺；以及自身定位为业余史学家的菲利普·阿里埃斯。也许还应算上让·德吕莫、阿兰·科班和罗伯特·米舍姆布莱——三人追随年鉴风格或精神，但身处网络之外。博学的米歇尔·福柯、米歇尔·德塞都和保守史学家罗兰·莫斯涅处于边缘甚或边缘之外。他们之所以在本书稍稍露脸，是因为他们的史学兴趣与年鉴派颇有契合之处。
当初创办这份迄今已超过八十年的刊物，是为了推进新式史学，至今它仍在鼓吹革新。《年鉴》背后的主导理念也许可扼要归纳如下。首先，是以问题导向的分析史学，取代传统的事件叙述。其次，是以人类活动整体的历史，取代以政治为主体的历史。再次，为达成上述两个目标，与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社会人类学等其他学科进行合作。正如费弗尔以其富有个性的祈使语气指出的，“历史学家，必须是地理学家，也必须是法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他总是告诫要“打破自我封闭的局面”，与狭隘的专业化作战。同样，布罗代尔《地中海》之所以以那种方式撰写，其目的在于“证明历史学所能做的，并不仅仅是研究筑有围墙的花园而已”。
本书的目的是描述、分析和评价这一网络的成就。圈外人常常认为，这是个一体化的群体，拥有统一的史学实践：在方法上推崇计量，在推论中惯用决定论，对政治与事件充满敌意，或充其量是毫无兴趣。这种刻板印象，不但无视这一群体不同成员之间的分歧，也忽视了它随着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动。因此，“年鉴运动”这个说法也许更得要领。
这一运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到1945年。这是小规模的、激进的、颠覆性的运动，对传统史、政治史和事件史发动游击战。二战后，造反者掌握了史学权力机构。在运动的第二阶段，它更像是个“学派”，因为此期拥有与众不同的概念（尤其是“结构”和“局势”）和与众不同的方法（尤其是长时段变迁的“系列史”），这是由费尔南·布罗代尔主导的一个时期。
这一运动史上的第三阶段发端于1968年前后。其特征是碎片化（émiettement）。至此，这一运动的影响声势如此浩大，以致它一度具备的许多独特性已不复存在，在法国尤为如此。只是在国外的仰慕者和国内的批评者看来，它还是个统一的“学派”。这些批评者喋喋不休地责怪这个群体低估了政治和事件史的重要性，尽管比方说，马克·费罗撰写了一战和俄国革命的论著。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这一群体的若干成员从社会经济史转移到社会文化史，而另一些人则重新发现了政治史乃至叙事。1989年前后起，这一群体的不同成员转向新方向，比如回归社会史，或是尝试撰写更具反思色彩的历史。
因此，年鉴派的历史，可诠释为四代学人继替的过程。它也显示出常见的周期过程：今日的造反者转变为明日的当权派，并转而成为造反派攻击的对象。更为少见的是这一运动的长盛不衰。这不仅因为巴黎的高等实践学院（此后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提供了体制性基地，其领袖人物保持开放心态——尽管他们不鼓励异议，但通常能容忍不同声音的存在——也是个中的部分缘由。
就杂志而言，连续性尤其显而易见：从1930年至1988年，在巴黎一所学院讲授历史的保罗·勒里奥，担任编辑部委员会秘书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在杂志的早期岁月，他还频频为杂志撰稿。若干基本关注点延续至今。的确，这份杂志及相关史家，提供了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硕果累累的互动的最为持久的一个例证。我决定撰写本书，正是基于这一理由。
这个对年鉴运动的简短考察，力图跨越几个文化边界。它试图面向英语世界解释法国的东西，面向后辈解释20世纪20年代，面向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等解释史家不断变动的研究实践。这个考察本身采用历史的组织方式，并试图结合编年的体例与主题的体例。
不管是本书还是在历史写作的其他场合，这种结合面临的问题在于所谓的“非同时性中的同时性”。举例说，尽管布罗代尔即使到了漫长一生的晚年，对新思想依然出奇地开放，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筹划《地中海》，到20世纪80年代编撰讨论法国的论著，他从未根本改变看待历史的方式，也确实从未根本改变撰写历史的方式。因此，拘泥于年代顺序是毫无必要的。
本书只能勉强算是思想史研究。它并不奢望成为研究年鉴运动的权威学术论著，我希望21世纪会有人来做这份工作。这样一种研究工作必须挖掘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无法获取的资料。它的作者不仅需要具备历史编撰史的专业知识，而且需要具备20世纪法国史的专业知识。
我想写的东西，是更富个人色彩的专论。我有时自称是年鉴的“同路人”，也就是说，（像许许多多其他外国历史学家一样）受这一运动启发的一个局外人。近五十年来，我紧追它的命运。尽管如此，剑桥与巴黎之间的距离，还是远到足以撰文批评和祝贺年鉴派的成就。
尽管费弗尔和布罗代尔都是令人生畏的学术政客，但是，接下来的部分基本上不会谈到运动的这一侧面——比方说，索邦与高等研究院（为了方便起见，这里使用这个简称）之间的敌意，或是为控制职位和课程发生的争权夺利现象。我也多少带着遗憾，抵制了撰写年鉴学人民族志——他们的祖先、联姻、派别、庇护—被庇护网络、生活方式、心态等等——的诱惑。
本书讨论杂志本身的篇幅也不大，这一点就更容易引起争议了。在《经济社会史年鉴》的早年岁月，许多文本都由费弗尔和布洛赫亲自操刀（1929—1848年的3876篇文章中，他们撰写了1800篇），而如今的《历史与社会科学年鉴》，拥有更大的撰稿团队，包括职业行政人员。在85年的时间里，杂志每两月推出一期。这份期刊的封面是灰色、蓝色，最后是亮白色。杂志每推出一期，对于来自法国国内外的史学家，尤其是年轻史学家的日常生活来说，都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事件。给人深刻印象的，不仅是杂志发表的高质量专题论文，还有评论文章，未来的集体研究项目，以及讨论新颖专题的专号，比方说布洛赫曾发表重要的水车研究的技术史专号（1935）。作为新潮流的指示器，杂志刊载的文章，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比常常由同一作者撰写的相同专题的专著更早问世。
尽管如此，在本书中，我决定集中关注这一群体的成员们编撰的主要专著，并试图评估它们在历史编撰史上的重要性。说来悖谬，我们是通过专著而不是论文，来讨论这一以杂志为纽带发起的运动的。然而，从长远的角度看，特别是在国外，正是一系列出类拔萃的专著，（对专业人士及普通大众）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
在讨论这一运动时，人们常常将它等同于三四个人。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费尔南·布罗代尔等人的成就固然是洋洋大观，但如同许多学术运动那样，年鉴运动也是集体的事业，许许多多的个体都曾为这一事业做过有意义的贡献。这一点在第三代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在布罗代尔时代（在所有人中，他在学术上特别倚重恩斯特·拉布鲁斯的支持，在管理上则倚重克莱门斯·赫勒的协助）甚或是创建者时代已然如此。两位创建人应该感谢同事和保罗·勒里奥和露西·瓦尔加等助手的帮助。早在1936年，团队作业便已是吕西安·费弗尔的梦想了。战后，梦想成真。法国史合作研究计划，包括了社会结构史、农业生产史、18世纪书籍史、教育史、住宅史和以电脑为基础的19世纪征兵的研究。
在讨论四代人的篇章之后，本书最后一部分将讨论对年鉴派的回应——包括追捧或批评，讲述它被世界不同地区和不同学科接纳的过程，并试图将它放置于历史编撰史上进行定位。本书相当单薄，但我的目标是让读者将这一运动视为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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