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 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从政治体视角出发，尝试为理解古代华夏提供一条新路径。无论是商末西土联盟还是春秋战国的诸夏，以及与秦汉帝国政治体系绑定的华夏，都是一种由政治关系维系的人群集团。华夏帝国通过开疆拓土将一些非华夏族群纳入统治，也利用文化霸权创造了华夷符号秩序以及关于周边异族的经史知识体系。魏晋以下帝国分裂，北方五胡政权颠覆了华夷秩序，南方山地诸族在局部地区也获得了优势，但随着两者的政治体演进，殊途同归地走上了华夏化的道路。
胡鸿，1986年生，安徽岳西人。201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副教授。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古民族史，已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民族研究》等刊物发表研究论文近20篇。
导论 走出族群看华夏
第一节 民族和族群视角下的华夏
第二节 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
第三节 本书的思路与各章主旨
第一章 华夏的出现及其性质
第一节 西周的“有夏”和“周人”
第二节 从诸夏列国到华夏帝国
第二章 秦汉华夏帝国扩张的界限与突破口
第一节 秦汉帝国的扩张与不稳定的边境
第二节 制约秦汉帝国扩张的因素
第三节 华夏帝国扩张的突破口：南方山地
第三章 帝国符号秩序中的夷狄
第一节 帝国的角落：华夏帝国礼乐制度中夷狄的位置
第二节 星空中的华夷秩序：两汉至南北朝时期有关华夷的星占言说
第四章 塑造他者：华夏有关异族群的知识建构
第一节 经学子学中的四夷说
第二节 史学有关异族的知识建构
第五章 华夏网络断裂与南方山地人群的华夏化
第一节 华夏网络与南方山地
第二节 六朝华夏网络的断裂与华夷关系的局部逆转
第三节 南方山地的政治体演进方向
第六章 十六国的华夏化：“史相”与“史实”之间
第一节 “十六国”及其华夏化“史相”的反思
第二节 十六国“史相”辨析之一：“僭伪诸君有文学”
第三节 十六国“史相”辨析之二：君主的诞载之异与奇表之异
第四节 十六国“史相”辨析之三：模式化叙事举例
第七章 北朝华夏化进程之一幕：北魏道武、明元帝时期的“爵本位”社会
第一节 独具一格的“天赐品制”
第二节 天赐品制的实际运行情况
第三节 道武、明元时期的“爵本位”社会
第四节 爵本位的政治文化渊源
第五节 攀附的华夏官僚制
结语 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
附录一 南北朝时期的氏族之辨——从《南齐书·高逸传》“民族弗革”一语说起
附录二 纸笔驯铁骑——当草原征服者遇上书面语
附录三 江到东北——古代东亚世界文化交流之一例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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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 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
六朝时期南方被冠以“蛮”“俚”“獠”等名称的山地人群的动向，历来是此时代受到学界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在20世纪，自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陈寅恪《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以来，中外学界已经积累了大量成果。①这些研究对于史料记载中蛮、獠等族的分布、源流和迁徙，以及王朝政府与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做出了详尽的回答，让人几有题无剩义之感。进入21世纪之后，伴随着对于“民族史”研究范式的反思，此前那种将蛮、獠等理所当然地视为一个个“民族”或“族群”实体，再去追寻其源流、分布、迁徙、文化特性，或者作为一个个族与国家之互动的研究思路，受到了质疑。站在新的理论立场上重新思考这一问题的力作，首推鲁西奇《释“蛮”》和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两篇论文，②两文同中有异，合而观之能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鲁西奇《释“蛮”》一文首先由“蛮”的内部多样性解构了“蛮”作为一个族群的定论，进而有力地论证了南北朝时期蛮的主要共性在于不著户籍、不服徭役、不纳或少纳赋调，不居住于国家控制的城邑之中或附近，他们大部分是先秦以来即生活于此的土著，另一部分是逃亡而来的一般编户百姓，“脱籍”是其主要共同特征。因此鲁西奇指出，不如将“蛮”看作是“社会群体”或“地域居民集团”。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文同样强调山越、蛮等具有内部的多样性，不能简单视为一族，但更加强调他们在文化意义上非华夏的一面，认为过于重视山越与蛮中脱籍逃亡而来的编户民则不免过高估计了他们的华夏化程度。该文的另一个论证重点是南方的华夏化以不均匀的形态展开，华夏国家步步进逼，蛮夷在进入华夏政治体系、接受越来越重的赋役负担（即“霈沐王化”）与抗拒压迫“依阻山险”之间进行着艰难的抉择，博弈的结果则是王化由孤岛扩大为海洋，而蛮夷由海洋日渐沦为山险中的孤岛。因此华夏化主要是一个政治过程，必须关注国家在其中的能动角色。
以上所举两位学者观点的主要分歧在于对华夏化概念的界定不同。鲁西奇明确指出“华化”就是“王化”，罗新虽也同意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编户化意味着华夏化过程已经完成，但他从土著族群的立场出发，仍然主要在族群和文化的意义上使用华夏化一词，而对编户化意义上的华夏化更多以“王化”称之。如何理解“华夏化”所包含的这种歧义性呢？在研究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时，“华夏化”作为“汉化”的一个替代语，除了避免汉族族称出现较晚带来的时代错置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理论内涵，即它不再简单地指一族对另一族的文化同化，而是强调了进入或建立华夏式帝国政治体系的意义。换言之，华夏亦非一族，华夏化不只是族群间的文化同化。华夏化应可区分出政治体与文化认同两个层面，政治体意义上的华夏化是指加入或建立华夏式帝国政治体，被制度承认为华夏国家的成员，略等于“王化”；文化认同意义上的华夏化则涉及语言、习俗、祖源重构、心理认同等方面。这两者并非同步进行的，但一般来说，政治体意义上华夏化的完成基本可以宣告文化认同意义上华夏化的启动，只要不出现大的变故，两者间的差距只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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