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之星文库）王道与霸道：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自觉与路径选择_中联华文赵金科_9787506860567

　近代已降，对于中西文化的对比研究可谓多矣。但把中西文化的主要特征概括为“王道”与“霸道”，把中国“王道”文化视为一个发酵于夏商周三代，由孔子引发、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的诠释和扩展，经老子道家、墨子墨家、孙子兵家、禅宗佛教等学派释微与阐发，内涵异常丰富、具有广泛包容性和东方伦理智慧的庞大思想文化体系。并与西方的“霸道”文化进行分析比较探究，从而阐明二者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群己、社会、民族国家）、人与己三方面关系上的思维差异及现实态度。剖析西方文化中造成严重生态危机、资源短缺、个体灵肉分离、精神危机和群体、民族国家关系紧张、对抗冲突的主要理论根源，诸如征服自然、“戡天役物”、“人类中心主义”的二元思维，恶性竞争、极端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物质主义、霸权主义等思想原则。进而彰显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生态环保、适度消费、和谐、正义、和平主义、“天下意识”、灵肉统一、内外兼修等思想和主张的时代超出价值与普适伦理。或许笔者孤陋，但以此为视角与路径的研究尚不多见。笔者愿抛砖引玉，以期达到沟通思想，交流学术之目的。

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历史其实是一部充满悖论的历史，走的是一条否定之否定的荆棘之路。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是以信仰缺失、道德堕落、生态破坏、资源短缺作为代价的。正如恩格斯在论述由原始社会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私有制社会转变时所言：“这种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权力一定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一种堕落，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科技的突飞猛进，人类开始陷入主体意识的萌发和不断膨胀、自我和个体观念唯我独尊、物质主义、感官欲望永无止境的人造泡沫之中不能自拔，从而导致了人类整体精神状态、价值理念的沉沦以及地球世界的失序和浩劫。今天，当人们沉浸在“人类中心主义”“科学主义”的巨大胜利和对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所谓带有西方意识形态特征的“普世伦理”的无限渴望所造就的梦幻语境之中意乱神迷之时，“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资源枯竭、生态恶化、人口膨胀、恐怖主义、精神危机、地球爆炸的阴影也随之而来且挥之不去。
　　而当人性欲望泛滥、思维极端化所造成的人为灾难还处在萌发之际，“轴心时代”的先哲们就以敏锐的视界看出了这种消解传统价值观念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不约而同地发出了拯救人类和地球家园的呐喊。中国的东方圣贤儒家孔子、道家老子等学派提出了“仁爱”“王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著名思想；印度的佛教祖师释迦牟尼宣讲了他博爱众生、普度灵魂的人佛之约；而古希腊的柏拉图则以对话体的方式吹奏着他那在有些人看来并不理想的“哲学王的国家”序曲。虽然他们生长在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的价值追求和人生信仰，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拔除众生之苦，拯救人类迷失的心灵，追寻人类精神皈依的永恒家园。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孔子喋喋不休、不辞辛劳地周游列国宣扬他的救世主张时，却被看成了一个迂腐、保守、固执、不合时宜的“丧家之犬”；而当低调、“世故”而又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老子用他那哲理诗一般的语言构筑他的“小国寡民”简约境地时，又被人们看成了一个抑郁不得志隐者的梦呓之语；擅长思辨主张节制是美德、由哲学王统治的柏拉图式的公有制“理想国”最终也被诠释成了乌托邦式的“失乐园”。
　　思想家总是孤独的。一种思想的伟大价值只有历经历史长河的反复洗礼，才能充分体现出其真理的光芒。其实，儒家仁爱、德政、王道的主张说穿了只不过是“让世间充满爱”的真知灼见，就如同墨家的兼爱、佛教和基督教的博爱一样，只有大爱才能拯救人类灵魂和地球世界，也只有“道法自然”、和谐、节制、“慈、俭、不居先”“天人合一”、忠恕之道才能缓解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民族国家之间的紧张和冲突。而人类中心论、极端个人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都只会加剧群体与个体、民族与国家、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并使之尖锐化，成为高悬在人类和地球之上的永远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对于当代全球性面临的难题，葛荣晋先生曾这样概括道：一是由于人与自然的失衡而造成的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从根本上危及人类的生存；二是由于西方原子结构论和笛卡尔、牛顿力学思维方式的局限而造成当代科学发展的危机；三是由于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膨胀，造成人际关系失衡，人格为物欲、金钱所扭曲，人际关系冷漠、疏远；四是由于东方经济的起飞以及它对西方管理模式的挑战，迫切需要建构东方式管理思想体系，以推动经济发展；五是由于现代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失衡而造成价值体系瓦解、心理障碍、道德滑坡和社会无序，人为物欲所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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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籍·学术之星文库王道与霸道：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自觉与路径选择》：
　　一、和平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在人类5000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文明曾经引领世界文明数千年。中华文明以其礼仪文明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仁爱的胸怀、和平主义的特质而著称，并且极大地影响了东南亚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文化进程，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和合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首要价值……这种泛爱众的精神，是一种人类普遍精神的升华，是一种文明之所以经久不衰的根源。无论是儒教文明，还是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佛教文明，都具有这种精神，并以此为一切观念、行为的基点和核心，推广辐射出去，而称为东西方文明的普遍理念、黄金法则。”
　　如前所述，自近代以来，具有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西方列强的崛起模式，都是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霸道方式实现的，不管是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法国、日本还是美国，概不例外。“二战”之后，就某种程度而言，许多原来奉行霸道原则的国家如德国、日本等，某种程度上也实现了“和平崛起”。原来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如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等基本上也是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前行的。但这都不具有“中国崛起”对世界所带来的影响和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文化意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近代以来霸权主义主导世界历史发展的格局和趋势。而中华文明，自秦代以来，包括汉唐宋等王朝盛世，就一直奉行和平崛起的理念与政策，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并付诸行动的和平主义思维一直是主流趋势。强大的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实力主要是依靠独立自主，以和平的途径与周围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交流，而不是依靠军事霸权的方式，依靠武力征服和寄生的手段，劫掠其他民族的财富资源供其挥霍，或者摧残、摧毁其他文明的方式。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华文明被西方文明赶超。在民族危机、亡国灭种的窘遇面前，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成为在近代饱受欺凌的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两大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完成了第一个历史使命。而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完成第二个伟大的历史使命，经过不断的总结国际国内、历史与现实的经验与教训，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尽管这一道路还处在不断探索和实践当中，但是其所蕴涵的和平发展、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的时代精神、价值理念和基本原则，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标志性维度和最鲜明特征。中华文明又逐渐展现出超越时代与民族国家地域的思想价值和伦理向度，这就是和平发展、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等理论思维及其实践路径。虽然现在直言中国和平崛起道路已经成功，并可成为与近现代西方霸道崛起相抗衡的另一种现代化模式为时尚早，但至少从理论上并不排除其存在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甚至连亨廷顿也已经看出“现代化和西化的搭档关系已被打破”，西方模式“也许不能成为有意义的模式”，“建立更是和各国自己文化的现代伊斯兰社会模式或现代儒教社会模式的时机可能已到来了”。①用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的概括就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在强调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的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学习借鉴别国长处；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潮流，寻求与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条道路最鲜明的特征是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中国的发展道路必然是和平主义性质的，这种和平主义虽然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本质上是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为其制订方向的。由于这条道路不可能依循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建制来为自己取得全部规定，所以它在批判地澄清现代冲突与战争之主要根源的同时，为中国和平主义传统的复活与重建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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