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三厅、文工会看国统区抗战文艺（1937-1945）_李扬_9787516189412

　　《从第三厅、文工会看国统区抗战文艺（1937-1945）》以抗战时期的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这两个体现国共合作的政府文化机构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它们的组织建构、文化活动和文艺政策，通过第三厅、文工会在抗战时期的表现及其对国统区抗战文艺的种种影响，来重新观照生存于战争和政治的纠缠之中的现代文学的发展路向和生存机制。第三厅和文工会是观照国统区抗战文艺的一条重要线索，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中革命功利主义的一脉在抗战时期的发展和壮大。《野玫瑰》和《屈原》的两军对垒首次把国共两党之间在文艺领导权上的对立和冲突明确地彰显出来，文艺领域的矛盾上升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文工会以“郭寿”等一系列文化活动和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宣传，广泛团结、教育国统区的进步文化人，把解放区文艺思想带到国统区，以文艺领域意识形态的分歧推动国统区民主运动。国统区抗战文艺界在文工会的引导下为中共赢得了思想文化上的决定性胜利。

　　《从第三厅、文工会看国统区抗战文艺（1937-1945）》：

　　一郭寿之缘起

　　1941年11月16日是郭沫若虚岁50岁的生日，按照中国民间“男办九，女办十”的风俗习惯，这一天正是郭沫若的五秩之寿。中国人历来重视这个生日，不论在官在商还是普通民众都要隆重庆贺。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进入知天命之年的郭沫若，已经成为中国文艺界众望所归的领军人物，在文化人与青年中间的威望非常高。自“五四”以来，郭沫若的著译作品已经有80多种，包括文学创作以及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的研究成果，共计2000多万字。在古今中外的作家中间，这样的创作成绩是相当难得的。

　　自从抗战爆发后郭沫若由日本回国，就在抗战文坛上占据了一个相当高的位置，国共双方都把他作为抗战文艺的领军人物进行争取。最初郭沫若对于国民政府领导中国抗战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也愿意为民族抗战贡献自身的力量。但是他很快发现蒋介石任人唯亲、专制独裁的作风并没有改变，表面上对他客气而和蔼，但实际上并不信任。无论是第三厅的工作，还是其他社会活动，总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制于蒋介石的意志。陈诚、贺衷寒等黄埔军校出身的忠实部属个个位高权重，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亲信；而对于曾经对蒋介石口诛笔伐的郭沫若，唯有利用而已，国民政府政权核心的大门已不可能再向郭沫若敞开。看清了这一点，再加上国民政府自上而下的贪污腐败、倒行逆施，使郭沫若对蒋介石及其政府彻底失望并持反对态度了。

　　同时，郭沫若也是共产党的老党员。归国之初，郭沫若就恢复了与中共的组织关系。但是周恩来坚持他以民主进步人士的身份在国统区工作，并待之如知名民主人士，给予相当程度的尊重和敬意。这是中共在国统区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工作策略，对包括郭沫若、田汉、夏衍、茅盾等中共党员在内的文化界、文艺界、知识界人士广泛团结，礼遇有加。国民政府明确规定中共党员不准在国统区活动，如果郭沫若等人身份暴露，不但不可能在国民政府内担任要职，见容于蒋介石及其幕僚，也无法在国统区自由地组织、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因此，在抗战初期高唱国共合作的武汉，周恩来与八路军办事处的共产党人都很注意与郭沫若等秘密党员的距离，在指导、支持他们工作的同时，保护他们的“自由人”身份，最大限度地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

　　在第三厅正式成立之前，阳翰笙、田汉等就在积极筹备武汉各界抗敌扩大宣传周，在1938年3月31日即召集各团体开会商讨具体事宜。而据郭沫若的叙述是在成立当天才得到蒋介石的“将令”，他并不知道宣传周已经在筹备之中了。很明显，那么大型的抗日宣传活动在短短不到一周的时间内是无法组织起来的，宣传周的成功与先期筹备有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在第三厅成立之初，中共、周恩来还是以中共党员作为国统区工作的主力，对于郭沫若是以民主人士的身份来对待的。

　　武汉失守之后，郭沫若与第三厅经历了颠沛流离的大迁徙，到重庆安顿下来后组织编制已缩小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的注意力从正面战场转向了后方，国共合作的裂隙逐渐扩大。周恩来退出了政治部，仍然在重庆领导着中共南方局的工作。郭沫若的第三厅被蒋介石解散，又领衔组织了文化工作委员会，而他在国统区社会各界的影响力却是越来越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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