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五国政治发展的权力集团研究》从政治权力集团的视角出发，对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东亚五国政治转型的动力与路径进行了比较研究。根据各国权力集团在政治舞台“同心圆”不同圈层的分布情况，《东亚五国政治发展的权力集团研究》将各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权力结构区分为单极自律、寡头自律、单极多元、无序多元以及衡平多元等五种形态。通过对东亚五国的案例研究，《东亚五国政治发展的权力集团研究》指出，政治转型本质上是政治权力结构的调适与重构，其根本动力源于经济利益结构的调整改变，直接动力来自新旧权力集团的分化与对立，转型路径则取决于政治权力边界的制度建构。
周方冶，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东亚政治转型研究、泰国政治与社会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3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主要成果有《王*·威权·金权：泰国政治现代化进程》《列国志·泰国》等。
郭静，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比较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政治发展比较研究、政党政治、政治社会运动、社会保障制度比较研究等，主要成果有《政党轮替的政策价值：英国社会保障政策的政治分析》《争取权力和扩大权利：政治发展进程中的社会运动》等。
周石丹，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政治研究、日本政治发展、日本国会与政党、日本政治与外交决策等，主要成果有《国外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自由威权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草根经济与民主政治》《农政学的一个课题：日本农业保险制度》等。
唐慧，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印度尼西亚语教授，博士，中国非通用语教学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印度尼西亚社会与文化、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要成果有《印度尼西亚历届政府华侨华人政策的形成与演变》《印度尼西亚研究》《马来古典文学史》《印度尼西亚概论》《文莱文化概论》《马来西亚文化概论》等。
郭继光，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政治研究、东南亚政治与国际关系、中国企业对东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及影响等。
《东亚五国政治发展的权力集团研究》：
商人群体在政治化的过程中，通常会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分化出不同的派生权力集团，其中常见的主要有：中小企业集团、传统产业集团、金融资本集团、高新技术集团、跨国企业集团、财阀集团等。尽管都是以商人职业作为群体认同的基准标识，但是派生权力集团对三大要件的建构却有所不同，从而使其行为模式出现差异。
在组织要件方面，商人群体通常以组建行会或协会的方式进行内部交流沟通以及对外协商联络。尽管不像官僚集团或军人集团那样存在明确的内部约束机制，但对商人个体而言，经由行会或协会一致同意作出的决定还是有较强的约束力，任何背离一致决定的举措，都可能受到报复性商业制裁，从而在本集团成员之间形成了颇为有效的互制机制。相对而言，政治权力集团规模越小，互制机制的效果越好，例如，财阀集团的利益协调通常更加有效；反之亦然，例如，中小企业集团的执行力就相对较低，通常难以保证政治行动的一致性与可持续性。
在话语要件方面，由于所从事的行业有所不同，因此派生权力集团的话语体系在计划与市场、福利与自由、保守与开放等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根本差异。如果是规模较小、技术落后、竞争力差的派生权力集团，诸如中小企业集团、传统产业集团等，通常倾向于国家保护主义，反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如果是规模较大、技术先进、竞争力强的派生权力集团，诸如跨国企业集团等，通常倾向于对外开放，要求减少政府管制，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需要指出的是，派生权力集团的政治立场并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改变。通常情况下，派生权力集团在形成初期都会持改革立场，要求在自由、公平、开放的环境下与既得利益集团争夺发展空间，但随着时间推移，一方面本身已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在现代化进程中竞争力优势日益弱化，从而逐渐转为保守立场，要求保持现有利益结构，反对任何新兴的派生权力集团参与竞争。例如，泰国传统产业集团在20世纪70年代曾是反对政府管制的改革派，但90年代却成为抵制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的保守派。
在资金要件方面，通常情况下，商人群体都能筹集到数量可观的政治资金，但是派生权力集团的筹资能力却并不相同。随着金融服务业的蓬勃发展，能否有效利用金融工具筹募资金，逐渐成为决定派生权力集团政治影响力的关键所在。从东亚各国的情况看，金融资本集团、高新技术集团、跨国企业集团等现代化中后期形成的派生权力集团，普遍拥有更明显的资金优势与政治发展潜力；与此相对，中小企业集团、传统产业集团等现代化初期形成的派生权力集团，则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在资金方面渐呈颓势，难以长期保持政治话语权。
5.农民群体
尽管农民群体的政治化现象在东亚各国并不少见，但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作为其他政治权力集团的依附者，缺乏必要的政治自主性。由于受到主客观因素制约，农民群体要满足三大要件面临诸多难题，通常要到现代化发展的中后期才有可能成为独立的政治权力集团。
在组织要件方面，农民群体的散居特征是组织化建构的重要障碍。如何才能将散沙一般的农民群体有效组织起来并采取一致行动，始终是政治精英所面临的难题。尽管通过官方或半官方的农业合作组织，以及农村地区的非政府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组织动员作用，但其覆盖面、协调性与执行力都不足以支撑现代化初期的庞大农民群体。这就使得农民群体在政治化过程中，具有相当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容易为地方豪强集团的家族势力所操控和影响。通常要到现代化中后期，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农民群体规模大幅下降，相关组织机制才有可能切实发挥整合作用。此外，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特别是手机通信的便捷性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增强了相关组织机制的效能，从而有可能使农民群体提前满足组织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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