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图志（17）:“三光作战"与"无人区"_田苏苏编著_9787547414729

三光作战是日本侵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对中国人民实施的一种惨无人道的野蛮政策。本书三光作战部分主要介绍了在三光政策指导下日军对华北地区的扫荡、集体屠杀以及对民众财物的掠夺，企图用此残酷手段在精神上击垮中国人民；无人区则是侵华野蛮暴行的*化、*化，是将中国人民推到穷光尽绝状态，是另一种残酷形势的三光作战，本书无人区部分集中展示了日军在华北建立的主要无人区以及日军在无人区的血腥罪行。

综述

1940年前后，侵华日军以彻底的肃正作战彻底毁灭彻底的扫荡彻底击灭讨灭作战等为战略，开始在华北区域针对中共抗日根据地军民展开了一系列有组织、大规模的烬灭作战，在作战中，日军见人则杀，见物则抢，无法带走之物则烧毁，企图用此残酷手段切断民众与中共游击队间的经济援助关系，彻底击垮抗日军民的抵抗意志。日军在作战中实施的这种惨无人道的野蛮战略，后来被中共形象地概括为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这一称呼，最早见于1941年刊行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

台湾学者李恩涵的研究表明，三光作战实施的范围，主要是华北地区中共控制的晋东北、冀西、晋东南、冀中、冀南、冀东、鲁中、鲁南等地（即中共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等根据地区域），在性质上，是将七七事变以来日军作战中普遍存在的规模不等的烧杀抢掠行径，变而为有系统、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与破坏。

烬灭作战是一种暴力政策。所谓杀光，即是指对作战区域的中国军队、降兵、伤兵以及手无寸铁的民众进行大肆屠杀；所谓烧光，即是指将作战区域的所有建筑物尽量烧毁，形成民众生活的困难，造成民众迁移以切断中国军民间的经济援助及战斗援助关系；所谓抢光，即是指直接掠夺作战区域的财物，不仅摧毁中共根据地的经济基础，也可以部分实现以战养战的经济战略目标。三光作战是日本侵略中国期间残酷屠杀和抢掠中国军民野蛮暴行的最大化和极端化，既是日军侵华战争进展日益困难的表现，也是日军企图以此将抗日军民推到穷光尽绝的状态，从而彻底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日意志与物质基础的体现。

一、三光政策是七七事变后日军野蛮进攻战略的极端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即成为中日作战的主战场之一，在日军进攻线路上的广大城乡，损失惨重，至武汉会战短短一年时间内，日军在华北各省集体屠杀平民1000人以上的大惨案即有河北省的正定、梅花镇、成安，山西省的天镇、朔县、宁武、崞县，山东省的临沂、济阳、金乡，河南省的安阳、长垣、浚县，江苏省的铜山汉王等，共29宗。

1938年10月后，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减少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将部分主力调集华北。到1939年，华北日军增至9个师团、12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1个航空部队，约占侵华日军半数以上，同时集中展开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攻势，以实现确保占领区、保障战略供应线畅通、以战养战的战略方针，但面对充分利用地理条件、以游击战术与之周旋的中共武装及国民党敌后武装，日军难以找到对付敌后游击战的有效方法。无奈之下，日军只能对抗日根据地反复进行扫荡，并大肆屠杀无辜民众。

日军对华北地区的扫荡是从晋察冀边区开始的。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日军实施所谓治安肃正作战计划，对根据地连续进行大规模讨伐、扫荡。在1939年发动的春季大扫荡，日军深入繁峙、涞源等地区进行了野蛮屠戮。1939年9月，曾任伪满洲国军事最高顾问、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多田骏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他到任后发动秋季大扫荡，以单刀直入的所谓屠刀战术，集中优势兵力，突然进攻根据地的重要中心与军事要地，实行所谓烬灭作战，数万民众被杀，几千个村庄被夷为平地。日军随即又集中2万余兵力，对北岳区发动冬季大扫荡，推行囚笼政策，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封锁沟墙，在抗日根据地周围构成网状的囚笼。两年间，日军在华北新修与修复铁路2347公里，公路15600公里，新筑碉堡据点2749处，进行千人以上、5万人以下的大规模扫荡109次，制造了大小数百起惨案。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对日军以重大打击。日军则发动了对晋中、晋东南、平西（冀西）、晋西北、晋东北、冀中和冀南全面进攻（后扩及冀东）。日军运用捕捉奔袭辗转抉剔铁壁合围梳篦战术等战术，向各抗日根据地展开残酷的破坏式进攻，这就是最初形式的有系统的、有组织的三光作战。在对晋中作战时，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在1940年9月1日至18日第一期晋中作战战斗详报中称，开始作战时，第一军参谋长田中隆吉少将曾指示要彻底地对敌根据地烬灭扫荡，使敌不能于将来生存。

在太行区，日军调集1万多兵力进行大扫荡，重点直指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等机关所在地。日军所到各处，大肆烧杀淫掠。各路日军在扫荡作战中曾得到如下命令：这次作战的目的，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的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运输的，亦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投入毒药。在晋绥边区，日军于1940年发动了春、秋、冬三次大扫荡，野蛮蹂躏该区人民。在山东，1939年至1940年，日军发动千人以上兵力的扫荡达25次，其中兵力万人以上的扫荡两次。1941年冬，日军以5万兵力扫荡山东的沂蒙地区，屠杀群众3000多人，烧毁房屋5000余间。

从1938年底到1940年止，日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千人以上兵力大规模扫荡达109次，使用兵力在50万以上，中共根据地民众的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在此过程中，日军原先在战争中时常进行的烧杀抢掠行为，由缺少军纪约束自发形成逐步演变成为有系统、有组织的战略战术，三光政策正是日军野蛮战略逐渐发展的极端化表现。

二、三光政策的普遍推行和制造无人区的罪行

1938年后，深陷中国战场的日军明白，支那事变迅速解决是不可能的，日本在将侵略的矛头调整为南下太平洋区域的同时，又要防止苏军东进，所以必须做好双线作战的准备。自1939年前后，日军即着手巩固在中国东北、华北区域占领区的统治，同时还积极强化对占领区各交通线的控制，强化对中国经济资源的掠夺，以支持长期战争的需要。在此背景下，日伪政权自1941年初开始直至1942年底在华北区域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意图摧毁以中共为主导的敌后根据地及中国军队对华北日伪占领区域的游击战，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毁灭性扫荡，以三光作战为特征，制造了无人区和大量惨案，在占领区疯狂掠夺一切物资和劳动力，力图将华北区域建成支撑其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

在这一过程中，日军统帅部明确规定，在中国各战场要确保占据地区之安定，在华北首先使蒙疆地区、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山东省各要域之治安迅速得到恢复。要竭力确保重要资源地域，以增强日军战力。他们从华中调了两个师团到华北，增强进攻兵力。在各类扫荡中，日军采用了囚笼政策铁壁合围淘水战术蚕食政策无人区等战术手段和新的殖民政策，普遍推行三光作战，以彻底破坏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

1941年3月至1942年底，日伪在华北连续五次实行治安强化运动。日伪把华北分为治安区（占领区）、准治安区（抗日游击区）、未治安区（抗日根据地），针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措施。在治安区，以清乡为主，从上到下加强伪政权的统治，由伪军等汉奸武装担当治安工作。在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镇压与怀柔并施，逐渐驱逐抗日武装，建立伪政权，使之向治安区过渡。在未治安区，反复进行扫荡，实行三光作战，摧毁抗日根据地，使之向准治安区转变。

1941年7月10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改任日本军事参议官，冈村宁次接替其职。他到任后除继续坚持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之外，还提出对中共根据地区域采取深挖封锁沟、高筑封锁墙、强化堡垒策略加以限制，在对各区域的大扫荡中，日军开始逐步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作战。这种三光作战的实施手段系统性及有组织性，在日军残酷的烧杀抢掠行动中表现得十分明确：第一，凡是有抵抗行为的村庄，不管是穷家富家，一律都杀。如山西兴县二区岔儿上村只有20多户，一次就杀了70多人，有几家已经杀绝，有一户只剩下一个7岁的孩子。第二，凡是有抵抗行为的村庄，所有物品如房子、窑洞、家具、水桶、风箱、箩头、桌凳、箱柜等一律烧毁，柴草一点不留；分散的房子，也统统烧毁；烧时并不是点着就走，要一直守到烧完。第三，烧不掉的物品要彻底破坏，如锅、碗、水缸、菜缸、钵子；农民用的碾子打不破，就推下山沟去，村里的猪拉不走，就打死丢掉。第四，能够带走可以利用的物品如粮食、牲畜、生产用品、大车小车等要全部带走。

日军的三光作战在造成抗日军队损失的同时，也给各根据地区域的民众带来的巨大损失。1941年8月，日军集中5万余兵力对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区和平西区进行扫荡，时间长达两个月。11月，日军又以2万余兵力扫荡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区。在北岳区，日军在平山县东黄泥村一带残杀无辜群众500余人；在阜平、龙华奸淫妇女近千人；在涞源县东杏花村残杀20余人；在曲阳野北用机枪扫射杀死100多人。日军在北岳区的这次扫荡，总计残杀4500余人，烧房15万余间，抢走或烧毁粮食5800万斤，抢走牲畜1万余头。

日军为确保治安区与交通线的安全，分割封锁中共各根据地间联系、根据地的山区与平原间联系，阻断民众对中国军队的经济援助，持续抓捕、驱使民众，在治安区与准治安区交界处及交通线两侧，新修铁路750公里、公路37351公里，封锁沟墙增至11230公里，新筑碉堡据点7801个。为实现所谓匪民分离，日军推行了集家并村计划，建立人圈部落，设置无住禁作地带，制造了大片无人区。据调查核实，日军制造了长城沿线、冀晋边境、晋东北等数大块无人区，在山东、河南等地制造了若干小块无人区。仅长城沿线无人区的长城以北的部分，即包括青龙、承德、宽城、兴隆、滦平等20个县的全部或部分，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其中无住禁作地带约8500平方公里。同时沿铁路、公路、河流、山麓修筑了数千万公里的封锁沟、隔离墙。在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日军大规模摧毁村庄，割光庄稼，烧毁山林，屠杀不肯进入人圈的逃亡民众，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均遭到毁灭性破坏。在长城沿线无人区，仅热河省，日军即屠杀民众10万余人，抓捕民众达15万人，有214179户、1070895人被迫集家并村，有123718户、618590人逃亡迁移，占总户数52.7%，占总人口46.6％。在鲁中无人区，据九山、米山两区130个村方面的统计，1941年有居民37357人，至1943年春天，大多遭敌屠杀、抓捕或被迫逃亡，只剩下8485人。

在蚕食、分割、封锁根据地的基础上，日伪军进行大规模的毁灭扫荡和反复清剿。日军在华北伤害平民犯罪之普遍与残暴，亘古未有。两年间，日军进行1000人兵力以上的扫荡146次，1万至10万兵力的大扫荡24次。

1941年4月，日军扫荡冀鲁豫边区，仅在沙区就惨杀群众4000余人，杀绝53户，抢走、烧毁大部粮食、牲畜和农具，内黄、高陵两县损失粮食13.2万余担，群众赖以维生的枣树被砍12.8万余棵。在河南内黄县枣林村，日军用机枪屠杀男女老幼1300余人，把一些尸体分别填入七八口水井，又倒入一米多厚的生石灰，全村人几乎被杀绝。日军第三十五师团士兵富田曾于1944年回忆说：当时在机枪的射击下，老头、老太太、孩子都纷纷倒地。过了15分钟，中队长命令把尸体抛到井里，连那些没有断气的也被抛到井里。中队长又下令把剩下的百余间房子烧尽。

1942年，日军进一步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将冀南、冀东、冀中、晋冀豫地区作为重点扫荡地区，5月1日开始，日军对冀中进行大扫荡，使冀中部队减员46.8%，干部牺牲三分之一，群众伤亡及被掳走5万余人，造成了无村不带孝、处处闻哭声的悲惨景象。在这次大扫荡中，日军在冀中区先后修筑碉堡1635个，修公路、沟墙4860公里，根据地被分割成2670小块。

此外，日军还加紧对晋西北、大青山、山东地区的扫荡与蚕食，并在这些地区野蛮屠杀民众。

1941年到1942年，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出动千人兵力以上的扫荡就达174次，较前两年增加了近一倍。仅1943年，日军在晋察冀北岳区3个月内就烧毁民居10万余间。

1943年起，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陷入不利境地，华北日军的精锐师团陆续被抽调转用于太平洋战场，一些新编的师团及旅团陆续接替防务，对中共各根据地的扫荡采取了练兵式的战术，兵力损失减少，一些战斗及防守任务多由伪军承担，但三光作战仍然在扫荡中持续运用，给各地造成的损伤十分巨大。

1943年，华北日伪军以4万余兵力，先后对山东之清河、冀鲁边区，晋察冀边区之北岳、冀东区，晋冀鲁豫之太行、太岳，冀鲁豫区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春、夏季和秋、冬季扫荡。在扫荡中，日军又制造了数百起惨案，一次屠杀千人以上者即有河北省潘家峪、平阳，山西省八政村、上舍，河南省范县九二七等大惨案11起。9月，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的北岳区进行为期3个月的毁灭扫荡，制造了阜平平阳惨案、易县寨头惨案、平山岗南惨案、灵寿大寨惨案、井陉黑水坪惨案、平山焦庄惨案等血腥暴行，杀害群众1.6万余人，烧毁房屋49785间，毁坏粮食30余万担，抢掠牲畜7万余头，破坏农具17万余件。

三、三光作战与制造无人区的罪行是日军耻辱的象征

在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中，日军在华北区域以三光作战及制造无人区的行径，力求将支撑中共军队、敌后游击队伍的民众从经济上予以彻底剥夺、对于敢于反抗日军的民众予以肉体消灭，不仅要达到歼灭中国抗日力量的目标，更试图以残酷与血腥，摧毁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为达此目的，日军不惜违背战争国际公法，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甚至肆意屠杀居民、任意抢掠财物，更以集体迁移的方式将民众从祖辈居住的地方迁出，纵火焚烧山林和民众房屋，造成生态破坏和民众生产资料的损失，也使大批民众因此丧失了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能力。

这些历史性的记录，正是日军在中国战场犯下最为耻辱罪行的真实写照，也是日本军队永远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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