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术：中情局间谍技术秘史_（美）罗伯特·华莱士；（美）H.基思·梅尔顿（美）亨利·罗伯特·施莱辛格_9787515513324

美国中情局技术服务办公室（CIAs Office of Technical Service）成立于1951年，主要任务是为中情局特工及相关情报活动提供间谍技术、秘密装备等技术支持。该部门自成立以来，本着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信条，开发设计了大量先进、隐蔽的间谍装备与创新设备，在美国对苏情报战争、当代反恐战争及其他情报活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本书聚焦中情局技术服务办公室的发展历史，首次展现了中情局最为机密的行动及其使用的间谍技术与装备，讲述了间谍技术人员扣人心弦的生死故事，向读者呈现出不一样的情报世界。从中，读者可以看到：★巧夺天工的秘密装备：隐藏于钢笔、香烟盒、手表、打火机等物件中的微型相机，用建筑工人手套制成的情报隐藏装置，读取微粒照片的微型阅读器，用于密写的隐形墨水，用于收集情报的仿生昆虫飞行器，为保护情报信息设计的自毁可燃笔记本……★叹为观止的间谍技术：如何在成千上万人中招募潜在的特工？如何伪造无懈可击的虚假身份和相关证件？如何在石头、书柜、动物躯体等日常物件上安装情报隐藏装置？如何在猫身上嵌入窃听器？如何选取、布置秘密情报传递点……★惊心动魄的情报案例：苏联间谍潘科夫斯基的被捕与结局，代号三角形的情报搜集活动，惊险的CKTAW行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情报较量，反恐战争中的情报运用……本书由前中情局技术勤务办公室主任罗伯特华莱士主笔撰写，在采访近百位工程师、技术行动员和情报员的基础上，翻阅大量资料，向读者呈现出不一样的情报世界。本书是中情局秘密行动爱好者必读之作，也是图书馆情报学必藏作品。

1995 年8 月的一天，中央情报局负责行动工作的新任副局长大卫· 科恩（David Cohen），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我想让你申请科技处技术服务办公室副主任一职，我们需要从行动处那调一个人手，我看好你。他倒不如建议我去国家航空和航天局（NASA）申请当航天员呢。我担任行动员近25 年，但是过去的18 个月里，我被派去审计办公室工作。51 岁时，我摆脱了行动工作，被派去做人事和预算工作。现在，我想提前退休了。我从没有在科技处做过事情。我的专业是历史政治学，喜欢行动工作。在数字信号时代我还在使用模拟信号，我自己都没法给车子换油。我表示了反对。我了解你的能力，但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差事。科恩坚持己见。好吧，那我试试吧。但是有其他竞争者的话，我就不一定有竞争力了。竞争者是有的，但是我看好你。技术服务办公室需要从行动处调一个人手，这个人需要了解资深行动员，而且我对这人还得有信心。你负责行动处各部门的预算审查工作已经有两年了，所以你很了解他们的骨干，他们也认识你。我必须要让技术和行动联合起来。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我之前为科恩工作过几年，我很清楚他一旦做了决定就没有耐心继续讨论了。这不是他第一次自行给我安排工作，其他几份工作都还不错。1988 年，他把我派到一个大的情报站工作，我始料未及，但也从此开始接触到中情局的高级情报工作。3 年后，他又把我调回总部，让我管理物资。过去的18 年里，我在很多情报站待过，了解了很多耗资巨大的项目，也认识了中情局的高层领导。这次谈话后过了六周，执行局长诺拉· 斯拉特金（Nora Slatkin）和负责科技的副局长露丝· 大卫博士（Dr. Ruth David）又分别找我谈话，他们都是新官上任。于是我成为技术服务办公室副主任。[1] 最终，他们认同科恩的看法，这项工作不仅仅是技术活，还需要丰富的行动和管理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技术服务办公室就是美国的Q 博士。罗伊在欢迎我上任时说，没有因为提到詹姆斯· 邦德电影中的间谍工具大师感到歉意。罗伊头十年在技术服务办公室负责伪造证件，确保中情局出品的旅行证件和假身份证在颜色、设计和纸张质地上可以以假乱真。技术服务办公室现任主任是罗伯特· 曼勒思（Robert Manners），罗伊是他的资深参谋，负责给新人进行岗前教育。他接着说：我说的某种程度，是指如果我们的假签证在入境检查时露馅了，或者隐藏装置无意被打开、机密信息被泄露的话，我们就完了，这不是演电影。如果探员因为我们的失误被抓，他们要么就得一直蹲大牢，要么就得走上绝路。罗伊接着说，美国的Q 博士不是什么科学天才或者古怪的发明家，而是一群技术员、工程师、科学家、技术员、工匠、艺术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分布于世界各地，接受过多种关于执行任务的培训。技术服务办公室全面负责间谍设备的设计和研发工作，不断对设备进行测试、部署和维护。现在，这才是重点。罗伊以一种缓慢的、从容的语调开始全面的介绍，内容严肃而实际。我们要把自己当成行动处和科技处的一分子。无论行动处各情报站和情报员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支持，我们都要尽全力提供帮助。当我们外出执行任务时，我们要切记在为谁工作情报站负责人。罗伊解释说，技术员的工作不仅是制造和运送间谍工具。通常我们站在使用者的角度和情报员、特工一起工作。我们训练特工、安装设备、测试系统、负责修理。我们和情报员承担着一样的风险，也获得了相似的成就感，反过来也一样。技术员比情报员要参加更多的行动，和更多的探员打交道。罗伊介绍了技术服务办公室的五大工作板块。最大的板块是秘密通信，或者简称秘通，其名称就是其职责。该部门研发用于探员和情报员之间安全又隐秘的通信系统，包括秘密书写、短程无线电、微型相机、特殊薄膜、高频广播、卫星通信和微粒照片。第二板块负责设计和部署窃听器、电话窃听器和视频监视系统。因为工作需要，特工们通常有一半的时间花在路上，辗转于各国之间。第三板块是执行特殊任务，有时要为准军事化行动服务，需要具备技术层面和软科学层面的能力。他们要制造跟踪设备和传感器、进行武器培训和分析、分析外国间谍设备、进行行动心理评估并制造特殊用途的电池。罗伊属于第四板块，负责伪装工作和复制文件。伪造旅行证件早在战略情报局的前身组织就开始了。最后一个板块是制造隐藏装置和电子设备的实验室，统称为第三站，甚至包括南美洲、欧洲和亚洲设立的各分站。最近的两项任务让我对技术服务办公室有了初步了解，一项是行动任务，一项是管理任务，罗伊的介绍让我获得更进一步的了解。20 世纪90 年代初，有两年时间我是中情局的非官方掩护（nonofficial cover, NOC）项目副主任。我同技术服务办公室的同事一起共事，他们提供各种资料、秘密通信设备、伪装工具、虚假身份和一些秘密情报，来撇清该项目和美国政府的关系。有了这些掩护措施，NOC 项目成员过着正常的生活，表面伪装成商人、自由摄影师、科学家或米商，暗地里为中情局秘密工作。我在审计办公室当预算员[1] 时就和技术服务办公室打过交道。自1991 年苏联解体后，审计办公室就肩负管理中情局有限资金的艰巨任务。然而，当时行动员却在防扩散、反恐和反毒品行动中需要更快地掌握最新情报。技术服务办公室和中情局其他部门一样，尽量减少开支，但是对间谍工具的需求却一如既往。在接下来担任技术服务办公室副主任和代理局长的三年里，我直接体会到20 世纪90 年代的预算削减给中情局反监视系统、先进电源、技术反情报能力和准军事化武器和训练带来的影响。 [1] 从1999 年开始，新能源开始被使用，我升为主任，带领技术服务办公室在21 世纪制造和改进设备。技术服务办公室自1951 年成立以来，集中精力制造新设备、发展新技术，提高中情局识别、招募探员和与探员安全接头的能力。不管行动任务需要调查、研发、设计、生产、培训还是部署，技术服务办公室都有求必应。哲学认为一切皆有可能，受此启发，几百位技术专家让美国的情报工作能够在冷战中占据重要的技术优势，这优势使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打击恐怖分子的战斗中一直持续。总的来说，技术服务办公室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员工的奉献，他们以为美国服务为荣，把报效美国看得比个人财富和荣誉更重要。将来的情报员可以学习他们的成功经验，将技术运用到行动中。和这些杰出的技术员共事带给我极大的责任感与荣誉感，他们是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 多诺万将军（General William Donovan）和他的首席技术专家、新英格兰化学家斯坦利· 洛弗尔（Stanley Lovell）。 1999 年2 月的一天下午，我在圣安东尼奥与一位退休的情报员约翰· 阿尔托（John Aalto）促膝长谈。三个月前我被任命为中情局技术服务办公室主任。约翰在1950 年加入中情局，接下来的50 年里负责苏联行动。撰写本书的念头源于这次谈话。约翰得知我上任，严肃地问我：你知道技术服务办公室和其前身技术服务部为行动任务都做了哪些事吗？这个问题让我备感意外。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告诉你，正是由于技术员和技术服务部的支持，我们在莫斯科同克格勃的情报战斗才能取得胜利。据我了解，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正式或者非正式地记录那些故事。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约翰介绍了他和同事在长达40年的冷战中，在莫斯科和所有铁幕国家使用的由技术服务部提供的设备、技术、新发明和诀窍。他津津有味地描述了西德尼· 戈特利布博士的领导才能、技术服务部工程师的聪明才智、技术员的发明创造，以及技术服务部和苏联部情报员打破克格勃在莫斯科对中情局行动束缚的决定。约翰说：你应该做些事情，在我们这些当事人去世之前把这些故事记载下来，而且中情局难免会有组织结构变动，这段历史可能会被遗忘。两年前我认识了H. 基斯· 梅尔顿，他终生研究情报史，热爱收藏间谍设备。1997 年中情局庆祝成立50 周年时，中情局展示了基斯提供的几百件私人收藏的间谍物品。后来，我协助基斯在中情局老办公楼里筹建冷战展览馆，其中展有他收藏的间谍物品。2001 年9 月7 日，技术服务办公室举办盛大晚宴庆祝其成立50 周年，晚宴的重要议程就是让基斯介绍国际间谍工具和间谍技术的发展历史。在我退休后不久，有一次基斯去华盛顿办事，我们一起吃了顿饭。我们都夸赞那些认识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善于创新、英勇无畏。基斯问我是否考虑过写一本书记载自己当技术服务办公室主任的经历。我还没有考虑过，但是他的话让我想起了约翰· 阿尔托四年前给我的建议，于是我萌生了写书记录那些已退休的技术服务办公室的技术员的经历的念头。基斯知识渊博，拥有大量间谍设备的图片，本书如能得到他的帮助，将会很有价值，同时也会充实现有的情报文献资料。基斯对此也表示赞同，本书于是诞生了。我知道中情局人员写作任何有关情报主题的材料都要提交给局里做出版审查，避免在无意中泄露机密信息。据我估计，这本书的审查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在开始动笔之前，我和中情局的出版审查委员会碰了面，列出了提纲，他们也对我给予了鼓励。2004 年7 月，审查委员会批准了这份技术服务办公室的惊险经历和对美国情报事业的贡献之书的详细提纲和前两个章节。获得批准后，我们同企鹅出版社旗下的达顿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计划书稿在2005 年底通过中情局审核后面世。2005 年9 月6 日，我们将774页的书稿交给了审查委员会，书名暂定为《非同寻常的工作》。按照规定，中情局将在30 日内对其内容进行审核。六个月后，2006 年3 月13 日，我们收到局里的一封信，说：除了第一至第三章节，其余部分都不合适公开出版。局里审核只通过了前34 页，描述的是战略情报局在二战时的设备。不合适的740 页内容包括之前已获批准的大纲和章节，并不涉及具体的机密材料。相反，中情局运用了之前受质疑的编辑理论中的镶嵌理论，即像我这样的高级别官员就算写的是非涉密材料，也具有机密性。信里还说：总的来说，书稿里提供了很多的信息……对敌人会很有价值。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敌人也懂英文，同样可以像我们做研究时一样上网。我在技术服务办公室工作的前七年里，审读了几本书稿和文章，这是局里出版前审读的一个环节。在准备这份书稿时，我就像以前在政府里工作一样，非常谨慎地判断哪些信息有可能涉密。为了阻止本书出版，2006 年3 月的信表明了中情局明显不愿意区分可靠的情报资料汇编和私自泄密这两者。在律师马克· 扎伊德（ Mark Zaid）的协助下，我们在两个星期后提出申诉。根据局里的规定，中情局的执行局长将在收到上诉书后的30 日内进行裁决。申诉后八个月里，我们没有收到回复。中情局试图通过无限期拖延来阻止本书的出版，局里的中层领导对此事视而不见。我们见局里不愿意按照其出版前审读政策进行审读，决定向联邦法院寻求帮助。我们的法律顾问认为，中情局拒绝履行自己的规定，再加上擅自删减稿件里的非机密材料。这些行径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相关规定。在采取法律措施前，我们于2006 年12 月向中情局的副局长助理请求处理此事。结果，2007 年2 月8 日，我们得知，局里进行了第二次审读，减少删除约50 页的内容。此外，如果作者可以证明内容不涉密的话，审查委员会可以重新考虑是否删减其他部分。虽然我们认为没有任何泄密的材料，但是为了和解，我们修改了部分章节，并删除了一些中情局认为机密的术语。2007 年7 月18 日，我们收到批复，准予出版几乎所有的书稿内容。对这场风波的最好解释就是，中情局高层最终认识到有必要修改出版前审查的规定并完善。无独有偶，威廉· 胡德（William Hood）在1981 年撰写《鼹鼠》（Mole）时也遭遇了同样顽固的官僚作风，该书介绍20 世纪50 年代苏联双面间谍彼得· 波波夫（Pytor Popov）。中情局第一次审查时说：每一个字都是机密。25 年后，《鼹鼠》成为经典谍战作品。《间谍术》前五章介绍技术服务办公室前50 年的发明、技能和英勇行动。第六章从历史学家H. 基思· 梅尔顿的角度介绍间谍术理论知识，其中有一节专门介绍数字技术的发展给间谍工作带来的革命性变化。我们一开始并不知道该在哪里解释行动中的技术术语。我们很快发现，每次出现一个技术术语就重复解释是不切实际的。冗长的脚注虽然可以解惑，却更容易打断读者的阅读。因此，我们在第六章中介绍了世界各国情报机构开展秘密行动都需具备的五要素。该部分内容来自于梅尔顿的著名演讲、著作和展览品，列出了对行动进行技术支持的基本要素。这些原则超越任何特定的工作，提供了专业情报员和普通百姓从书籍、电子产品和电影中都常见的知识。该部分设立独立的章节，分别向读者介绍评估、掩护、隐藏、监视和秘密通信的基本原则与方法。读者可以自己选择先阅读第一至第五章，直面了解技术服务办公室的故事和中情局机密的间谍工具的发展，或者跳到第六章去了解间谍行动的要素和术语。本书以作者与近百位工程师、技术行动员和情报员的私人谈话与通信为基础，结合了他们的经验和技术知识。我们通过公共资料和其他多种渠道核实出现的细节问题。出于安全性、掩护和隐私性的考虑，文中作者提到的某些人名已作更改。其他地方我们全部使用真实姓名。我们不寻求获得或者使用机密文件。有时，文中关于多年前的事件的描述可能有误。在少数情况下，我们故意篡改事实或者删去一些机密的细节情况，以保护行动信息。例如，行动地点明确说明了，莫斯科、苏联或其他禁区国家除外。中情局要求我们不得使用其他作品里出现的并不受保密协议约束的行动术语和中情局行话。为什么要谈历史？ 2000 年前西塞罗（Cicero）说过：一个不知自己生前的历史的人，将永远是个孩子。只有通过历史将我们的生命和祖先们的生命融合起来，生命才有意义。 G. K. 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表达了一种20 世纪的观点：不知历史无以知现在。从历史的制高点，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理查德· 赫尔姆斯，冷战早期掌管中情局行动，于1967 至1973 年担任中情局局长，说他之所以写《回眸：我的中央情报局生涯》（A Look Over My Shoulder）是为了让美国民众明白为什么机密情报是国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希望本书能成为这笔遗产的一部分。罗伯特· 华莱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