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传译注_王维堤、唐书文译注_9787532582266

《春秋公羊传》以阐述《春秋》的义理为主，兼研讨《春秋》的文理和史实，是春秋三传中较早得到承认的一部经传。本书经传以《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每章冠以题解，注释精当，译文通顺易懂。

一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记修定的，这一点，传《春秋》的《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说法是一致的。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前言》中说：孔丘未曾修或作《春秋》，只用《鲁春秋》作过教本，传授弟子。在这里，我们要对孔子修定《春秋》多说几句。
《孟子》记录了孔子自己对《春秋》所说的两句话，一句见于《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一句见于《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可见孔子把《春秋》看成是表现自己政治观点的著作，《春秋》之文虽是编年史，可是它还有义，那就是王者之道。
与孟子同时的庄子，在《天下篇》里谈到他对儒家六艺的看法时也说：《春秋》以道名分。他也看出《春秋》不是纯粹的编年史，而存在着正定名分的功能和作用。这种功能与作用，当然是孔子修《春秋》时赋予它的。
司马迁在《史记》里多次提到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和经过。《太史公自序》用很大的篇幅回答了上大夫壶遂提出的问题：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孔子世家》说，鲁哀公十四年(孔子七十一岁)西狩获麟后，孔子深感吾道穷矣，认为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他对原始史料作了处理，约其文辞而指博，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纪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司马迁对整理、采撷、编定史料有丰富经验，所以他把孔子修《春秋》的过程表述得如此简明扼要，是有实际体会的。
孔子在修《春秋》之前，对所谓史记旧闻必早有搜集，并相当熟习。《艺文类聚》卷八十引《庄子》佚文：仲尼读书，老聃倚灶觚而听之，曰：是何书也？曰：《春秋》也。这个《春秋》，当然不是孔子编定的《春秋》，而是孔子修《春秋》的素材鲁国或各国的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早年曾与南宫敬叔一起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那么，他回答老子所说的《春秋》，可能是周室所藏的史记。孔子晚年不曾到过周，所以杨先生说，《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说的西观周室与《孔子世家》是有矛盾的，其实太史公这里只是笼统的叙述，并不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的。至于《公羊注疏》徐彦题下疏引《闵因叙》说：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则是汉代纬书之说，可信度是不高的。孔子修《春秋》，主要依据的是鲁国的史记，即所谓《鲁春秋》。当时各诸侯国之间有将史官所记大事互相通告的规矩，所以《鲁春秋》不仅记有鲁国的史事，也记有别国的大事，《礼记·坊记》说：《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记的就是晋国的大事。
《鲁春秋》的内容可能有些芜杂，所以孔子修《春秋》时才要去其烦重，削则削。《公羊传·哀公三年》说：《春秋》见者不复见。就指出了这个特征。例如《襄公三十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这个楚宫，是鲁襄公出访楚国时看到楚国宫室相当华美而有南国情调，回国后仿造的。作楚宫是鲁国的一件新鲜事，《鲁春秋》应该记的，但《春秋》却不书。何休《解诂》云：作不书者，见者不复见。孔子去其烦重而把它削了。又如《哀公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公羊传》云：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称孟子何？讳娶同姓，盖吴女也。周代强调同姓不婚，吴是周文王的伯父太伯、仲雍之后，与鲁国同属姬姓，因此鲁昭公娶吴女是非礼的。《礼记·坊记》说：《鲁春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这里说了两件事，一件是去夫人之姓曰吴，即不称孟姬，而改称吴孟子；一件是记其死曰孟子卒，连吴也不加了。可见《鲁春秋》原本记有娶夫人吴孟子的一条，还记有孟子卒的一条，到孔子修《春秋》时，把娶夫人吴孟子的一条删削掉了。《论语·述而》说：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可见鲁国称昭公夫人为吴孟子，是其他诸侯国也知道的，这可能是昭公娶她时通告了各国。因而《鲁春秋》曾有关于昭公娶夫人吴孟子的记载，完全合乎情理。《春秋·昭公十年》十有二月前阙一冬字。何休《解诂》说：去冬者，盖昭公娶吴孟子之年，故贬之。虽为臆测，不为无理。但贬之之说未必是，盖是年冬十月或十一月有一条因见者不复见而删节了，连带也阙了个冬字。这一条，即《礼记·坊记》所称去夫人之姓曰吴的那一条是完全可能的。
但《春秋》也不完全是削，还有笔则笔的一面。例如桓公娶文姜，《春秋》记得就十分详细。《桓公三年》：春正月，公会齐侯于嬴。据《左传》说是桓公无媒而聘文姜，这在古代是非礼的事。《春秋》据实而书，讥贬之意自见。接着，(秋七月)公子翚如齐逆女。九月，齐侯送姜氏于(鲁国地名)。公会齐侯于。夫人姜氏至自齐。可说是不厌其烦了。《公羊传》在齐侯送姜氏于下说：何以书？讥。何讥尔？诸侯越竟(境)送女，非礼也。古代诸侯女儿出嫁，国君不能自送，要由卿大夫送。齐僖公无媒把女儿许婚在前，又亲自送女儿出嫁在后，如此一再非礼，这是《春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左传·成公十四年》)的地方。后来桓公因文姜与其兄齐襄公私通而被害身亡，文姜在桓公死后继续与齐襄公私通，《春秋》都含而不露地作了微妙的揭露。庄公元年、二年、四年、五年、七年都有文姜与齐襄公相会的记录，直到庄公八年齐襄公被弑为止。回过头去再读齐僖公急于嫁女甘冒非礼的文字，才明白这个当父君的自有女大不中留的隐衷了。这是《春秋》笔则笔的地方。
《礼记·经解》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是遣词造句，比事是排比史事。上述文姜与齐襄公事就是排比史事，因史旧文而见义，字句上虽没有什么变动，但让事实说话，自寓讥贬之意。
属辞，即对史记原文字句上有所修改。这种情况，有时是纯粹修辞上的问题，如《公羊传·庄公七年》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如雨。《不修春秋》，就是《鲁春秋》，指鲁史旧文；君子修之，则指孔子所修的《春秋》。类如这种文辞上的修改，因秦火以后《鲁春秋》的佚失，我们已经不能知道得更多了。另外，在史实上，孔子取审慎态度，不随便改动。如《昭公十二年》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孔子根据青年时代的亲身见闻，认为纳北燕伯于阳应该是纳北燕公子阳生之误。但是他尊重鲁国史记原文，不率尔以自己的记忆为准，去修改《鲁春秋》。他说《春秋》是信史，其词，则丘有罪焉尔，即他的改动只是在词句上。所以属辞更多的是义理方面的问题，即世称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首先提到这一点的是《左传》。《春秋·昭公二十年》：盗杀卫侯之兄絷(《公羊》、《穀梁》作辄)。这个盗，据《左传》说原作齐豹，《左传·昭公三十一年》：齐豹为卫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义，其书曰盗。……是以《春秋》书齐豹曰盗……以惩不义……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又如《春秋·僖公二十九年》：夏六月，公(《左传》脱)会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盟于翟(《公羊》作狄)泉。公是鲁僖公，王人是王子虎，其他诸侯国的人实际上都是该国的卿，《左传》一一列举了他们的氏和名。卿不书氏和名而书人，在《春秋》就是一种贬。《左传》：卿不书，罪之也。在礼，卿不会诸侯，会伯子男可也。这种一字褒贬，《公羊传》说得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但《公羊传》的说法，往往与《左传》有歧异，与《穀梁传》也互有异同，有时是非很难定夺。有人便趋于极端，说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者也(郑樵)，想否定孔子修《春秋》寓褒贬之意。善于用独到见解论古议今的王充在《论衡·超奇》篇中则说：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他明白修史是有思想倾向性的。
《史记·孔子世家》谈到孔子修《春秋》时举例说：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司马迁是明白记载孔子修《春秋》的。他以史学家的眼光，比较推重《左传》，所以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叙明了孔子修《春秋》以后说：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即《左传》)。可见，司马迁认为，《左传》传《春秋》，是比较得其真的。但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论《春秋》之义时，又全用《公羊》学家之语和子夏之说。司马迁生活的年代，《穀梁传》还没有兴起，他是同时受《左传》和《公羊传》影响的。
二
《公羊传》和《穀梁传》都传自子夏。相传，孔子是着重把《春秋》传授给子夏的，《孝经钩命决》说：孔子曰：《春秋》属商，《孝经》属参。商就是子夏，参就是曾参。这说法出自纬书，有不可尽信的一面(《孝经》属参)，也有不可不信的一面(《春秋》属商)。从后人所记子夏本人的言论看，他对《春秋》确实很有心得。《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积，积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杀，故明主蚤绝之。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胁穷失国，揜杀于位，一朝至尔。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乃尧舜之德也。又：子夏言：《春秋》重人，诸讥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愤怨，或暴虐贼害人，终皆祸及身。刘向《说苑·复恩》：子夏曰：《春秋》者，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渐以至焉。显然，子夏概括的《春秋》之义，一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礼；一是重人，即仁。礼和仁，正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公羊传》最初是口头传授的，据《春秋公羊传注疏》徐彦疏引戴宏序：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景帝时，胡毋子都与董仲舒同治《公羊春秋》，皆为博士。此时传《春秋》者虽有五家(另有邹、夹二家，因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而不传)，只有《公羊传》立于学官。《公羊传》因开宗明义提出大一统之说，结末强调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其所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义，又利于巩固封建秩序，所以在汉初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是很自然的。武帝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穀梁传》至宣帝时方始立于学官，《左传》则直至平帝时才一度立于学官，以后王莽、光武帝都曾设《左传》博士，却昙花一现。终汉之世，在经今古文之争中，《公羊传》在官学中的地位都不曾动摇。董仲舒授弟子嬴公，嬴公授眭孟，孟授庄彭祖、颜安乐。至东汉，《公羊》遂分为严(避汉明帝刘庄讳改)、颜之学。灵帝时，何休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作《春秋公羊传解诂》，是汉代《公羊》学的总结。
魏晋以后，《左传》渐以其详备完整的史实与丰美流利的文辞崭露头角，越来越见重于世。相比之下，《公羊传》、《穀梁传》逐渐受到冷淡。晋代还有王接、王愆期父子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义(《晋书·王接传》)；又有刘兆以《春秋》一经而三家殊涂，诸儒是非之议纷然，互为仇敌，乃思三家之异，合而通之。《周礼》有调人之官，作《春秋调人》七万余言，皆论其首尾，使大义无乖。时有不合者，举其长短以通之(《晋书·儒林传》)。但总的趋势，却是《左传》盛行，而《公羊》、《穀梁》二传，儒者多不厝怀(《北史·儒林传上》)。虽然如此，《公羊传》仍是儒者们推崇的一部经传，所以北魏刘兰排毁《公羊》，有人便指责他毁辱理义，刘兰由是见讥于世(同上)。
五经博士是汉武帝建元五年始置的，当时《春秋》只列《公羊》一家。东汉灵帝时的熹平石经也只刻《春秋》和《公羊传》。唐初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却没有了《公羊传》，而只选定了《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杜预注)。唐初李淳风等编撰的《隋书·经籍志》说：晋时，……《穀梁》范宁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穀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后学三传通讲，……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无师说。可见到了唐初，《公羊传》的研习几成绝响。但《公羊传》仍列于九经(《初学记·经典》)，贞观二十一年诏，将卜子夏、公羊高、何休与左丘明等二十一人与颜子俱配享庙堂。唐文宗开成年间所刻石经，也并列《春秋》三传。玄宗天宝末年，啖助善为《春秋》，考三家短长而好《公》《穀》二家，缝补缺，十年而成《春秋集传》(《新唐书·儒学传》)。德宗、宪宗之际，殷侑又专为《公羊传》作注，被韩愈赞为味众人之所不味(《遗殷侍御书》)。特别是晚唐时徐彦为何休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作疏，更使《公羊》学有所发展。至于文人引《公羊传》论辩作文者，亦时或可见，如张柬之驳王元感论三年之丧以三十有六月之说，即引《公羊传·文公二年》讥丧娶之文及何休《解诂》，指出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自古则然(《新唐书·儒学传》)。又如柳宗元《驳复仇议》，也引《公羊传·定公四年》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一段作为论据。总之，有唐一代，研究《公羊传》、读《公羊传》的人虽然少，却是不绝如缕。
前言〖〗〖〗〖〗〖〗春秋公羊传译注自宋至明，是《公羊传》比较沉寂的时期。宋代陈德宁有《公羊新例》十四卷，除此之外，治《公羊》学而有所著述的殆不见于史。南宋高宗时，太常少卿吴表臣奏行明堂之祭，当时徽宗尚未祔庙，被誉为学术深博的朱震据《公羊》义为陈其非。除此之外，也绝少有人在朝廷上提到《公羊传》。继承前代作综合三传工作的人是有的，如吴孜有《春秋折衷》十二卷，王日休有《春秋三传辨失》三卷，王应麟有《春秋三传会考》三十卷，陈藻、林希逸有《春秋三传正附论》十三卷等。至元代，黄泽考核三传，以《左传》为脉络，作《三传义例考》；程端学作《三传辨疑》。明代的赵汸，是黄泽的弟子，以闻于黄泽者为《春秋师说》三卷，复广之为《春秋集传》十五卷。此外，魏靖国有《三传异同》三十卷，都是综合研究三传的著作。这些工作，为清代对《公羊传》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打下了基础。
清代是《公羊》学又一个兴盛时期。乾隆年间，孔广森著《春秋公羊通义》十一卷，序一卷。《清史稿》本传说他旁通诸家，兼采《左》、《穀》，择善而从，凡诸经籍义有可通于《公羊》者，多著录之。《春秋公羊通义》是清代《公羊》学的一部代表作。其后，马宗琏有《公羊补注》一卷，凌曙有《公羊注》十七卷、《公羊礼疏》十一卷，刘逢禄有《公羊春秋何氏释例》三十篇，陈奂有《公羊逸礼考证》一卷，陈立有《公羊义疏》七十六卷，包慎言有《公羊历谱》十一卷，龚自珍有《春秋决事比》一卷，王闿运有《春秋公羊传笺》十一卷，康有为有《春秋董氏学》、《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一时，对《公羊传》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而康有为《公羊》学的托古改制，又成为儒学近代化的前奏。
三
《公羊传》以阐释《春秋》的义理为主，兼涉研讨《春秋》的文理和介绍有关的史实。
一、阐释《春秋》的义理。
《公羊传》的主要内容，是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大别之，可概括为恶恶、善善、尊尊、亲亲、贤贤、贱不肖几个方面。
恶，有大恶、小恶之分。小恶如取人之邑，大恶如弑君、灭国，《公羊传》都加以贬斥。例如《春秋·宣公八年》：仲遂卒于垂。仲遂就是公子遂，《公羊传》认为不称公子就是《春秋》的一种贬。为什么在公子遂死的时候贬他呢？就因为他生前弑过服丧未逾年之君。又如《春秋·僖公二十五年》：卫侯燬灭邢。卫侯燬就是卫文公，古代诸侯除非死后发讣告才称名，活着的时候是不称名的，所以《公羊传》问：卫侯燬何以名？回答说：绝。曷为绝之？灭同姓也。邢国是一个姬姓小国，是周(也是鲁、卫)的同姓国。灭同姓国又是灭国中之甚者，所以《春秋》要绝他。《公羊传》并且概括了一条：《春秋》不待贬绝而罪恶见者，不贬绝以见罪恶也；贬绝然后罪恶见者，贬绝以见罪恶也。
善，也有大善、小善之分。小善如邾娄国君在隐公元年就来与公盟，加以渐进，《春秋》书其字曰仪父。《公羊传》认为称字是一种褒。大善如齐桓公的存亡国、继绝世，曹公子喜时的让国等。齐桓公曾有继绝存亡之功，所以后来虽然也有灭国之恶，而《春秋》为之讳，《公羊传》说这是君子之恶恶也疾始，而善善也乐终。公子喜时有让国之贤，所以他的后人虽有叛国之恶，《春秋》也为之讳，《公羊传》说是君子之善善也长，恶恶也短，恶恶止其身，善善及子孙。
尊尊，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一个重要方面，特指尊王，泛指尊上。可举《春秋·僖公二十八年》为例。城濮之战，以晋侯、齐师、宋师、秦师为一方，以楚令尹子玉为另一方，《春秋》不书楚令尹子玉，而书楚人。《公羊传》说，称楚人是贬，为大夫不敌君而贬。这就是一般的尊上。晋文公战胜楚国以后，在践土大会诸侯，后又会诸侯于温，两次召周王至。《春秋》两书公朝于王所，《公羊传》前次说：不与致天子。后在《春秋》讳言天王狩于河阳后说：不与再致天子。这就是尊王。尊王不仅止于周王自身，天子之师、天子之使，《春秋》都尊之。《隐公七年》戎伐凡伯，《公羊传》指出这里用伐是大天子之使；《庄公六年》公至自伐卫，《公羊传》指出这里致伐是不敢胜天子。
亲亲，是巩固宗法制的重要道德观念，所以为儒家所提倡。以公子友处理公子牙和公子庆父两个人的问题为例。公子牙预谋篡弑，为公子友处死，《春秋》却讳杀而书公子牙卒。《公羊传》说，这是缘季子(公子友)之心而为之讳，公子友诛母兄是君臣之义，而他不直诛公子牙而酖之，是使托若以疾死然，亲亲之道也。公子庆父两次弑君，《春秋》皆不直书。《公羊传》说，前一次是因为狱有所归，所以公子友对同母兄庆父不探其情，后一次是庆父已出奔莒，公子友缓追逸贼，这都是公子友的亲亲之道，《春秋》自然也缘其心而为亲者讳。《论语·子路》记孔子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正是这种亲亲之道的典型表现。
贤贤，是孔子举贤才思想的具体表现。《春秋》书弑君而及其大夫的共有三起，《公羊传》都解释及为累及，并说因弑君而累及大夫的不止这三个人，《春秋》写这三个人是因为他们贤。孔父的义形于色，仇牧的不畏强御，荀息的不食其言，都是他们贤的地方。《春秋·僖公二十八年》书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公羊传》说，卫侯之罪是杀叔武，可是《春秋》不书卫侯杀叔武，这是为叔武讳。《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叔武？让国也。此外，季札、叔术也有让国之贤，祭仲有知权之贤，曹羁有三谏不从遂去之之贤，等等。
贱不肖，如《春秋·桓公二年》直书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公羊传》多次说，《春秋》内大恶(鲁国的大恶)讳，如隐公时无骇帅师灭极，讳而书入极，这里对桓公为什么直书其恶而不讳了呢？传文点明是因为隐贤而桓贱也。桓公弑君篡位，第二年就接受宋国贿赂以成宋乱，有此种种不肖，所以贱之而不讳。又如《桓公六年》蔡人杀陈佗，陈佗是陈国的国君，《春秋》不称他陈侯佗而称他陈佗，《公羊传》认为是绝也。曷为绝之？贱也。其贱奈何？外淫也。恶乎淫？淫于蔡，蔡人杀之。可以看出，善善与贤贤是相通的，恶恶与贱不肖也是相通的。
此外，《公羊传》每抉摘微旨，揭示子夏所说的《春秋》有重人的思想。对统治阶级丹楹刻桷，临民之所漱浣筑台，以及凶年大兴土木之功等加以讥刺。
《公羊传》阐释《春秋》义理，其中有些今天看来还有积极意义，但也有些只在一定历史阶段内有积极意义，而在今天看来已是迂腐和陈旧的成分，甚至是消极和错误的。有些说教，就是在《公羊传》传述的战国时代和成书的汉初，也是相当不合时宜的。如对宋襄公在泓之战中的表现，《左传》借子鱼之口批评他未知战，《穀梁传》更直斥他过而不改，又之，是谓之过，《公羊传》却歌颂他正，临大事而不忘大礼，虽文王之战也不过此也，就不免太迂腐可笑了。
二、研讨《春秋》的文理。
《公羊传》有一定的篇幅，牵涉到《春秋》的文理。有些直接训释词义的内容，如既者何？尽也(232)、锡者何？赐也。命者何？加我服也(315)之类，暂且不提。这里只对属辞即遣词造句上的问题作一些介绍。
《公羊传》很重视《春秋》对同义词选用的准确性，例如讨论入、归、复入、复归的区别(2152)，侵和伐的区别(3101)，甚至虚词暨和及在感情色彩上的细微差别(112)，使我们感受到《春秋》文风的严谨。《庄公十年》齐师、宋师次于郎，为什么这里用一个次字？《公羊传》向我们层层剖析，说明用这个词是经过斟酌、推敲，符合鲁、齐、宋三方面关系的(3103)；同年谭子奔莒，为什么这里用奔而不用出奔？《公羊传》向我们说明，少用一个出字是有原因的。
《春秋》辞约而旨博，常常一个字的差异，使全句的含义起了变化：《僖公二十八年》：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
《成公十五年》：晋侯执曹伯，归于京师。细审这两句句子，除卫侯曹伯之异不计外，有晋人与晋侯的不同，归于与归之于的不同。《公羊传》就向我们说明了晋人与晋侯的一字之差，表示了非伯讨与伯讨的不同(543)；归之于与归于的一字之差，牵涉到是否执之于天子之侧，和罪是否已定的问题(5286)。用这个字和用那个字，多一个字和少一个字，都能使全句含义起质的变化。
还有些用词上的差别，对全句基本意义的表达不至于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对表述的精确性有重要意义：《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顷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定公十五年》：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一处用而，一处用乃，《公羊传》细致分辨了二者同中之异、程度上的差别(782)。《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
《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郊牛之口用之，郊牛角不用之，《公羊传》对这细微的差异也抓住不放，细致分辨了二者语气、语感上的不同(731)。
对于《春秋》造句方面的问题，如词序的排列、句式的选择，《公羊传》也给予了关注。前文已提到的对《不修春秋》原句的改动，就不但节缩了字数，也改变了句式。又如《僖公十六年》石于宋五和六鹢退飞过宋都二句，为什么数词五与六的次序一在句末、一在句首？《公羊传》认为这是造句时细察物理，不失其真的结果(5161)。杨伯峻先生曾以石于宋五亦见于《竹书纪年》，问道：《竹书纪年》难道也是孔子所修或所作？想据以否定《春秋》乃孔子所修。殊不知唐代刘贶早就指出：《竹书纪年》序诸侯皆举谥，故可肯定为后人追修，非当时正史(《新唐书·刘贶传》)。从用谥情况可判定《竹书纪年》成书于魏襄王时，晚于《春秋》成书约一百八十年左右，所以编《竹书纪年》的人完全可以参考采录《春秋》的成文，这就是石于宋五亦见于《竹书纪年》的原因。
《公羊传》偶尔也论及语法问题，例如《庄公二十八年》讨论《春秋》伐的用法，就指出伐的声调变化可以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3281)。
三、介绍有关的史实。
《公羊传》不像《左传》那样保存了大量的史料，但也涉及一些史事。数量虽然不多，却很有价值。有些史实，是《左传》和其他史书所未曾道及，因而鲜为人知的。如邾娄颜乱鲁宫，鲁公子(当为公孙)弑孝公而为臧氏之母调包计所救，负孝公之周诉天子，周天子诛颜而立叔术，返孝公于鲁，叔术又让国的故事(10312)。《左传》作者因为不熟悉这一段远在春秋之前的史实，因而对《春秋》经文作了不准确的解释。
有些历史故事，因为《左传》无载，一些宗《左》的学者便认为属后世之人撰造。如曹刿手剑劫齐侯，《史记》载之《年表》、《齐世家》、《鲁世家》，又专为作《刺客列传》，但《左传》无文。《史记》盖取材于《公羊传》。《公羊传》对此事作了较详细的记载(3132)，且与《战国策》、《管子·大匡》、《吕氏春秋·贵信》等书所载合。对这样的史料，只因《左传》无文便怀疑其真实性，恐怕是不妥的。三传虽互有矛盾之处，但也有许多可以互为补充的地方。如《春秋·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左传》说出现两个日子是再赴也，即陈国先后发了两次讣告。但为什么发了两次讣告，《左传》没有说，《公羊传》则回答了这个问题(251)。又如《春秋·桓公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左传》无传文。杜预望文生义，以为咸丘为鲁邑，焚为火田即打猎时烧野火，赖《公羊传》存其实(271)。又如《春秋·庄公二十四年》曹羁出奔陈，《左传》也无传文。注《左传》者如贾逵以为曹羁是曹君，杜预以为是曹世子，实皆无据臆说(详见3243注〔2〕)。据《公羊传》则曹羁为曹大夫，其出奔的原因为三谏而君不从，使历史真相得以昭明。又如《春秋·庄公三十一年》六月，齐侯来献戎捷，《左传》只说是非礼也。《公羊传》则说得具体一些，说来献戎捷是旗获而过我，实际上是威我也(3312)，使习史者可以明白是怎么回事。又如《史记·郑世家》以为灭郐者为郑桓公，由于此事发生在《春秋》编年以前，故《左传》未曾提及。据《公羊传》则可知灭郐者实为郑武公(先郑伯)，并可知郑在平王东迁之后、灭郐之前曾一度都于留(2112)。《左传》翔实的史料固然有补于理解《公羊传》，《公羊传》点滴的史料也可以有补于《左传》叙事之阙略，纠正后世史家和注家的错误和附会。
关于《公羊传》与《左传》说法有歧异的问题，要作具体的分析。《公羊传》曾十分客观地三次重复这样的话：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两种说法，有时这种对的，那种错了；有时那种对的，这种错了；有时则需要来个折衷，互相补充；有时也只得存疑，以待再考。《公羊传》详于义而略于事，因此其所叙之事不若《左传》有权威性，两者如有不合，一般都以《左传》为是，《公羊》为非，但未必都是这样。经文星如雨，《公羊传》记为流星雨，对了；《左传》则记为星陨同时下雨，错了。像这种不符实际的记述，不能说《左传》仅此一例。
《春秋·僖公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来朝。《左传》把季姬说成是鄫子的夫人，鄫季姬来宁，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来朝。但第二年，即僖公十五年，《春秋》才书季姬归于鄫。须知《春秋》凡记鲁女归于的，都是出嫁。如《隐公二年》伯姬归于纪，《隐公七年》叔姬归于纪之类，季姬自然也不例外。岂有出嫁在后，归宁在前之理？所以《左传》之误是显然的。杜预懂得这个道理，为了替《左传》补漏洞，提出一个绝婚、更嫁之说，用绝婚来释止，用更嫁来释归，费好大力气，还是说得很牵强。这就不如《公羊传》轻巧地点明一下：鄫子曷为使乎季姬来朝？内辞也。非使来朝，使来请己也。原来是季姬与鄫子邂逅，一见钟情，私订终身，而使鄫子来求婚。这与次年的季姬归于鄫便十分合得上了。这只是一个从《春秋》经文可判定《左传》有误的例子。由此可知，《左传》和《公羊传》有歧异之处，不能一概认为《左传》是而《公羊》不可信。
杨伯峻先生说，《公羊传》不是空话，便是怪话，极少具体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春秋左传注·前言》)，这是对《公羊传》持有偏见的说法。有了偏见，对具体问题就往往不能有正确的评价。如《成公二年》晋齐鞍之战中，齐顷公的战车被晋军追及，车右逢丑父为救顷公，与顷公易位，伪为齐侯，并设计令顷公脱身逃跑。《公羊传》写道：使顷公取饮，顷公操饮而至。曰：革取清者！顷公用是佚而不反。《左传》叙述得简单些：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本来两者大同小异，可以互补，杨先生却说：依《左传》，顷公仅由此下车而逸。丑父使齐顷公下车，即令之逃，岂顷公如此痴，真取饮而来？《公羊》之不可信如此。顷公首次取饮回来，必有不能脱身的原因，如水源在敌军监视视线之内，难以轻易逃跑之类。何休《解诂》说：不知顷公将欲坚敌邪？势未得去邪？军中人多水泉浊，欲使远取清者，因亡去。说明齐顷公借取水之机逃逸，也是经历了曲折的。《公羊传》如此写，正是细节的真实。如果今天要把这个情节拍成电视剧，编剧和导演必定倾向于《公羊》之说，而不会觉得它不可信的。
四
本书经、传以《十三经注疏》本《春秋公羊传注疏》为底本。经文凡三传有异同处出校(屡见之异同字，一般只于初见时出校)；传文则参阮元《公羊注疏校勘记》，凡诸本有异文处，择善而从，一般不出校。例如：《庄公十二年》：(闵公曰： )尔虏，焉知鲁侯之美恶乎！致万怒，搏闵公。(3122)底本知作故，致作至，当断作：尔虏焉故，知鲁侯之美恶(wū)乎至！阮元《校勘记》据《九经古义》引《春秋繁露》及《韩诗外传》，故均作知；《春秋繁露》至作致，《韩诗外传》文至乎字而绝。阮校云，《公羊注疏》本意反迂曲。故本书从《春秋繁露》(《王道篇》)及《韩诗外传》(卷八)改。其他偶有改动，皆类此。
本书的注释，采用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简称《解诂》)与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简称《通义》)二家之说较多。何休《解诂》是汉代《公羊》学的总结，保存了一些胡毋生的古义；但何休为《废疾》以难《穀梁》，作《膏肓》以短《左传》，企图墨守《公羊》的自我封闭型治学态度，则为本书所不取。孔广森《通义》是清代《公羊》学的代表，能跳出经今古文之争，兼采《左》《穀》及群经之义通于《公羊》者为说；但孔氏为孔子之六十八代孙，不免以圣人之后代自居，致力于探深窥微以神《春秋》，结果反而引出若干迂说。如以时月日为三科九旨之天道，谓春以统王，王以统月，月以统日，《春秋》所甚重甚谨者莫若此(《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叙》)，因而月不月、日不日，都有深意存于其间云云，则为本书所不取。
近一个世纪以来，《公羊传》的研究乏人问津。本书的译注，颇有意于填此空白。但限于学识，我们的工作肯定还有不足的地方，深切盼望得到方家和读者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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