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之外的世界
有时候正是那些最意想不到的人，能做出最超出想象的事。
——《模仿游戏》（2014）
我快满8岁时，我们一家人去了父母的故乡——土耳其中部旅行。因为曾有过几次长途出行，所以整个夏天我都得打起精神应付那些脏乱的泥土路，忍受时不时的腹泻，更令人恐惧的是不计其数的蹲坑。土耳其是个贫穷和不发达的国家，因为它错过了工业革命带来的种种进步。虽然，这里有电，却只能断断续续地供应，电话也只能在邮局看到。这次旅行让我发现了令人恐惧的一件事——土耳其居然没有番茄酱。
祖母给我准备了一盘法式炸薯条，我向她抱怨：“我为什么吃不到番茄酱？”
“这儿不是美国。”她安慰我。在美国，一切皆有可能，土耳其则不行。
“为什么不做一些呢？”我愤愤不平地问道。
只有井然有序的社会和治理有方的政府才能提供平坦的道路、干净的水、完善的管道、可靠的供电和办公电话。之前就听到父母抱怨土耳其领导人的不称职，我这才明白，在我父母曾经离开的这个国度，是享受不到这一切的。繁荣，只能是在另外一种语言中才能说得清的东西。
8岁孩子眼中的番茄酱，无非就是几颗西红柿，而在土耳其西红柿到处都是。为什么啊？我问祖母，难道土耳其就没一个人开个番茄酱厂吗？
“哎哟，在土耳其创业是何等之难啊！”祖母惊叹道。
我太过年幼，无法理解祖母的话，只能将祖母的反应当作是“为什么土耳其很穷、为什么我父母要痛下决心移民美国”的解释了。我认为我是对的，我理解了父母放弃土耳其去适应美国时面对的那种煎熬。穿梭于这两个不同的世界，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拯救世界”的想法：要帮助那些像生活在土耳其这样的地方却没工作可做的人。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曾天真地认为，只有政府和领导人才能拯救世界。对我来说，“商业”就是华尔街“贪婪”的代名词。我在一个名叫苏利文?克伦威尔（Sullivan＆Cromwell）的律师事务所里做了几年的暑期工，艾伦兄弟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曾是这里的资深合伙人。艾伦兄弟曾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负责人，约翰曾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我在律师事务所目睹了私营机构的冷酷无情。在他们眼里，生意只有一种模式，就是竞争。那段经历告诉我，只有公共部门才能造就繁荣，只有不为钱所困的官员才能造就繁荣。
我取得政治科学和中东地区研究的双学位后，于1993年进入美国国务院工作，做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K. Albright）的助理。起初，她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后来担任美国国务卿。工作之余，我时时关注令人揪心的卢旺达混乱、波斯尼亚战争和伊拉克的危机。我以为，应对这些事，唯有政府能靠得住。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服务的4年中，我身担重任，签署了一项任务——帮助波斯尼亚人从一系列战争的蹂躏中恢复过来。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高估了政府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能力。我花费绝大部分时间写报告和纠正昏厥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对国家复兴与从战争和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百姓毫无益处。政府为自己制定了规则，要想“做好事”，政府就不能摆脱这些规则的约束。
规则高于百姓，审核重于行动。我的工作要完全依照时间表去一一完成，而不是根据情况改善波斯尼亚人的环境——重建家园，改善教育，创造就业机会。
波斯尼亚急需商业促进经济增长，带来就业机会，这样才能使老百姓过上体面的生活。我在波斯尼亚东部调研考察时，一位波斯尼亚老太太告诉我：“我们需要工作，我们要通过劳动来重建我们的家园。男人们都去欧洲寻活干了，而我们无事可干。”
提供就业机会尚未纳入外交计划和援助工作中，援助只限于人权和民主。那位老太太还告诉我，她们连生计都没着落，人权和民主从何谈起。2006年我离开了波斯尼亚，我对美国国务院及其外部干预措施和救济政策已不再抱任何幻想，单单靠外交手段是难以改善民生的。波斯尼亚需要的不只是圆桌会议、建立信任的措施和那些陈词滥调，还需要就业机会、市场、商务、贸易等。他们需要发展经济，需要创业。
新千年伊始，“创业”吸引了商人、名流和政客，风靡一时，成为无处不在的一个时髦语，是一种比在办公室工作更能创造美好生活、创造就业机会和财富、解决生存问题的方式，甚至是一种能更好地拯救世界的途径。2006年，我加入了纽约的非营利组织“奋进”（Endeavor），支持市场上新兴的创业者，从那以后我才开始理解这一切的是是非非。
许多人把“创业”看作是一个想法或梦想的顶点，但是这种传统的看法仅仅看到了事情的表面。与全世界那些已经创业、并将企业扩大到百万美元以上规模的创业者面对面交流后，我才知道他们身后还有更多的故事。
虽然，创业确实源自一个梦想，但实际上它需要你拥有能够克服一切困难的能力，正如经济学家、创业教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说的“创造性破坏”。创造性破坏是用新方法、新市场和新方式淘汰旧方法和旧做法。正因如此，创业不同于开个干洗店、修理店或卖晚餐等小本生意的小打小闹。小本生意往往只提供一种商品或服务，雇用少数几个人，而创业者则是机遇的代言人，不仅能够创造财富、制造繁荣，还能重塑社会经济格局。创业者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和新产业，进而创造出新的机遇。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不论是非洲、亚洲、拉丁美洲，还是中东地区的人都会利用这些机遇。
冷战后的全球化使得跨越国界的交流和旅游更加便利，这极大地刺激了经济活动。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将业务外包给中国、印度和以色列等国家。如此一来，这些公司不仅创造了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传播了知识和灵感。
如今，下一个乔布斯很有可能就生活在土耳其、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墨西哥、俄罗斯、印度、中国或者其他国家。毫无疑问，创意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能够拯救全世界，要见证他或她的伟大创意，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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