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藏宗方小太郎文书中的全部日记手稿翻译而成，原稿为日文。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藏宗方小太郎文书，系日本近代大间谍“中国通”宗方小太郎遗留在中国的手稿及其他相关文书，内容包括日记、海军报告、诗稿、杂著、书信、藏书、传记资料、照片等，总页数超过一万页。这批文书于1957年被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获得，其中宗方小太郎的日记部头较大、较具价值。
宗方小太郎的日记记载了其在中国三四十年的活动经历，包括与清末民初中国重要人物的交往及其评述，当时中国社会吏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细节描述，始于1887年1月3日，止于1923年1月15日。其间正值中国处于历史大动荡的岁月，先后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以及袁世凯称帝等事件，日记内容涉及这些事件与日本利益息息相关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情报，尤其是政治和军事情报，内容纷繁细密，其间还夹带着宗方小太郎自己的“出谋划策”，如在中日《马关条约》谈判期间，他竭力建议日本政府要求中国政府巨额赔款、割让台湾给日本，并拟出具体压制中国政府的措施，为此他本人还破格受到日本天皇的接见。日记中的这些史料的披露，不仅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新证据，也为史学界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材料。
《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史料价值极高，是资深日本大间谍的自白书。这部日记记载了日本近代大间谍“中国通”宗方小太郎在中国三四十年的活动经历，其中所记述的中国社会情况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成为难得的一部具有史料价值的材料。同时，本书也反映了日本对中国展开的间谍活动的真实情况，印证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对华侵略的史实，是日本军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的较有说服力的新资料，是近代历史时期日本侵略中国的真实材料与铁证。
流传过程极其曲折，翻译难度难以想象。宗方小太郎于1923年去世后，日记被人带回日本东京，1939年，宗方弟子波多博为了编写宗方传记，从宗方遗属手中借用了包括日记在内的大批资料，带到上海，后因故散失。1957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前身)将其购回收藏，经整理、分类，装订为24册。日记在历史所资料室躺了几十年，虽陆续有人利用，但久久无人翻译出版。不少通晓日语的历史研究者深知日记价值不凡，欲将其译出中文，无奈因日记原稿书写过于潦草，无法辨认，终归罢手，未能如愿，而甘慧杰先生凭借在历史所资料室工作的优势，也凭借自己的聪慧，孜孜以求，全力投入，几经春秋，最终寻找出宗方小太郎式的书写规律，将全部日记全面破解，最终译出中文。
出版说明
《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是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中国活动的历史记录。宗方小太郎是个中国通，汉学功底深厚，他在将广泛搜集到的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及时以书面形式报告给日本军方的同时，也在日记中留下了与报告内容相同的记录，并披露了他搜集情报的手段。他的日记内容无疑是一部研究价值极高而十分难得的珍贵史料。因为它所记述的很多内容，不但国内已出版的书刊中所不见，就是在日本也难寻其踪影，具有唯一性；不少通晓日语的历史研究者欲将其译出中文，无奈因日记原稿书写过于潦草，无法辨认，未能如愿，而甘慧杰先生凭借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资料室工作的优势，也凭借自己的聪慧，孜孜以求，几经春秋，最终寻找出宗方小太郎式的书写规律，将全部日记译为中文。
宗方小太郎的日记记录时间，始于1887年1月3日，止于1923年1月15日，其间正值中国处于历史大动荡的岁月，先后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以及袁世凯称帝等事件，日记内容涉及这些事件与日本利益息息相关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情报，尤其是政治和军事情报，内容纷繁细密，其间还夹带着宗方小太郎自己的主张，如在中日《马关条约》谈判期间，他竭力建议日本政府要求中国政府割让台湾给日本，并拟出具体压制中国政府的措施，为此他本人还破格受到日本天皇的接见。日记中的这些史料的披露，不仅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新证据，也为史学界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材料。
此外，日记中还留下了宗方小太郎去中国多地游历时对清末民初的社会风土人情的观察记录，其中他发表的议论无疑体现了一个间谍的立场，但同时也具有史料价值。
在本书编辑过程中，为保存日记的研究价值，我们除对原稿中极少数严重不当的遣词用语和内容重复之处略作删减外，其余均保留了日记的原貌。
我们相信，《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的出版，一定会给中外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日关系史带来裨益。
译者序
本书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历史所”）所藏宗方小太郎文书中的全部日记手稿翻译而成，原稿为日文，竖写，无标点，中译本标点为译者所加。上海历史所所藏宗方小太郎文书，系日本近代大间谍“中国通”宗方小太郎遗留在中国的手稿及其他相关文书，内容包括日记、海军报告、诗稿、杂著、书信、藏书、传记资料、照片等，总页数超过一万页。这批文书于1957年被上海历史所获得，装订成二十四册。规模如此庞巨的单个日本人遗留在中国的原始手稿资料群，十分罕见，极具史料价值。鉴于原稿辨识和翻译方面的难度，至今未有较全的中译本问世，译者不揣谫陋，历时三年，将这套文书中部头最大、最具价值的日记（1887年1月3日—1923年1月15日）全部译出，付梓出版，以飨广大读者。
宗方小太郎(1864年8月6日—1923年2月3日)，字大亮，号北平，日本熊本县宇土郡人，出生于一个下层武士家庭，幼时随当地塾师草野石濑修学，好读经史，后入佐佐友房创办的中学“济济黉”就学，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师、警察。1884年秋，以《紫溟新报》（《九州日日新闻》的前身）通信员的身份随其师佐佐友房来到上海，寄寓于北川藤五郎的住处，入东洋学馆学习汉语，又经常出入岸田吟香开设于上海的书药店——乐善堂，学说中国话，兼习生意，时而摘译《申报》的内容，寄回日本，如此三年，一直寓于上海。1887年4月，他从上海出发，历游中国北部九省，写下了《北支那漫游纪》，现存的日记即起始于这一年。
宗方小太郎一生的转折点在中日甲午战争，战争爆发前夕，他受日本海军指令，奔赴烟台，乔装潜入北洋舰队威海卫军港刺探军情，同时收买两名当地中国人，指使他们潜入旅顺军港，带回情报，在此期间，他连续写了16封密信，寄给在上海的日本海军大尉黑井悌次郎（化名“东文三”），为日方取胜立下“殊勋”，因此，日本明治天皇特赐召见，是其一生之“无上荣光”。这些在《日记》中都有记载。当然，《日记》的内容远不止此，相信读者观后便可知其大半生的各方面的活动情况。
宗方小太郎表面上无官无职，自称“民间一处士”，其实暗中为日本海军服务了三十年，领了三十年的津贴，寄出了大约七百封报告。因他具有“认真、缜密”的性格，故深受海军高层信赖，有些报告甚至转呈明治天皇“乙夜阅览”，足见海军对他的重视。1923年2月3日，宗方小太郎因肾炎发作病逝于上海，将死之际，日本大正天皇特授予他“从五位、勋三等”之荣誉，以表彰他对海军作出的“杰出贡献”。
宗方小太郎死后十数年，1938年左右，有不少生前好友写文章回忆他，其中包括恶名昭著的侵华战犯本庄繁和松井石根，皆称他为“国士”。本庄繁评价道：“每当事情来临之际，从大处高处观察，决不做小打小闹之事，为君国尽忠诚，另一方面亦为支那致力，在所谓东亚复兴这一点上打开视野，用心深致，即：在更高之处洞察时局，眼光透彻纸背，时有光彩陆离之灼见。”的确，他们把宗方小太郎尊为“国士”，决非虚誉，兹举一例以说明。甲午战后，他向海军提交了一篇《对清迩言》，谈及战后的对华方策：
……然则，战争收局之后，我国对清国之条件及将来之方策如何则可？试举大要，不外乎如下之条款：
一、使清国政府再不置喙于朝鲜独立，并写入誓文之中。
一、使清国政府向一般国民发布公文，使其知晓战争之终局及我宣战之大旨，不许其对我国人抱仇怨之念。
一、使清国政府将盛京省之沿海部、山东、江苏之一部及台湾全岛永久割让于我国。
一、使清国政府赔款〇亿圆。
在完纳以上赔款之前，将天津、牛庄二港作为抵押，且许我军队驻留天津、大沽等要地，其费用由清国政府负担。
一、按最惠国条款，将通商条约修订成最高等级。
一、使清国政府新开湖南之岳州府为互市场，置居留地，使该省内部通航往返小火轮。
一、使其允许内地传教。
一、我国人为方便起见，可穿着清国之衣冠，逗留该国，或随意旅行等。
一、于四川重庆、湖北宜昌、汉口、江西九江、芜湖设置居留地。
战争收局后，战略上及政略上我国对清国应当实施之事业不遑枚举，迄今为止逡巡踌躇不敢实行之事项，须乘战胜之威，不误机会，陆续断然实行。而其最重要者，在整顿占领地之兵备，扩张道路、电线、铁路，并于各要港设立轮船会社，繁荣清国南北沿岸之航海业，特别以台湾为经略南方之策源地，在中央部，于上海、汉口培养根柢，使轮船通航于扬子江上下游，一面扩张占领地之民政事务，选俊杰任长官，宽猛兼济，恩威并施，大行仁政，怀庶民，来百工，隐然形成一国。窃思战后使清国之人心断绝仇雠之念，反仰我之国光，信从我之恩威，兴起归依我国之感情，实发端于该领地之民政……
拿此篇内容对照《马关条约》之中日本从中国攫取利益的条款，可以发现，两者内容如出一辙，让人不得不怀疑日本政府直接受到宗方的启发，下列日记甚至还可证明《马关条约》的始作俑者就是宗方小太郎：
（1897年）十月二十九日 晴。热气殊甚，虽着单衣亦发汗淋漓。午前访角田氏于海军部，往叩内务部长杉村濬，商量福州之事。杉村见识褊浅鄙俗，不足道。交谈数语，辞出。夜赴七里恭三郎之宴，白井新太郎来会，谈话至三更而归。是日本田清人、山口法官来访。四时访总督，小谈归。予入此地以来，《台湾新报》及《日报》两报频频记述予之经历，曰：日清战役之大功者，咫尺近天颜之人也。曰：东肥之志士，清国通之首领，以日清战役之有功者为世所知之宗方氏乘“横滨丸”抵达。曰：台湾先驱者，起草“割让台湾条约”文，作第一谕告文者，宗方氏也，云云。
“割让台湾条约”，即指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马关条约》。一介书生，胃口之大，心地之狠，令人发指，这正是所谓“国士”战略家的想象力与破坏力。宗方小太郎在中国生活了近四十年，足迹走遍大半个中国，还结交了不少中国人，但对中国与中国人毫无感情，在写给海军的报告中充斥着对中国与中国人的侮蔑之词。他结交中国人，只不过是为了刺探情报，第一时间了解中国政治风云动向，近距离获取新鲜素材而已，可怜哉，那些与他交往的中国人，无意之间成了这个大间谍的情报源泉。宗方于1893年的日记中有一段自白：“十月十一日 雨天。午前脱却邦人服，剃去头发及胡须，改着满洲衣冠。优孟十年，对镜不觉大笑。”自比“优孟”，自我定性，假意逢迎的心曲表露无遗。
总之，被其晚辈们尊为“兴亚先觉者”的宗方小太郎，无非是一个打着“兴亚”的幌子，长期在中国从事幕后活动的老一代间谍而已，而“兴亚”的本质，亦无非是以日本为亚洲的霸主，在“提携”、“协力”等名义下最大限度地侵略和奴役中国、朝鲜等邻国而已。
上海历史所所藏宗方小太郎日记手稿，始于1887年1月3日，止于1923年1月15日，跨度达三十七年之久，除少数年份的日记有所阙漏之外，其他年份的日记基本完整，凡译本中日记不连贯之处，便是原稿阙漏之处，恕不在此一一指出。因原稿篇幅巨大，难度很高，译本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出版，承蒙上海人民出版社大力支持，感谢王兴康社长、王为松总编、曹培雷副总编，你们惠眼识宝的眼力与务实开拓的精神，着实令人钦佩。感谢资深编辑虞信棠先生、苏贻鸣先生及编辑秦堃先生，你们认真负责，仔细阅稿，为把好本书的文字质量关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本书翻译期间，承蒙上海历史所黄仁伟所长、王健副所长以及马学强、马军、金秀才、田一平、袁家刚、沈志明、汤仁泽、葛涛、陈祖恩、吴健熙、王维江、陆烨等上海历史所同事、朋友们的关心和鼓励，在此一并致谢！
上海历史所原所长、译者的导师熊月之教授于百忙之中欣然为本书作序，为本书增色不少，培育之恩，难以言表，在此郑重致谢！
甘慧杰
2015年5月1日
宗方小太郎（1864—1923），日本近代在华大间谍、“中国通”。他出生于日本西南部熊本县一个下层武士家庭，于1884年20岁时来华，于1884 年20 岁时来华，以后长期生活在中国，直到1923 年在上海去世。其间虽多次返回日本，但以在中国时间为多，所生活城市以上海、汉口为主。
宗方小太郎在中国数十年，广泛活动，四处结交，积极收集情报，密切关注中国朝野情况，先加入日军参谋本部谍报军官荒尾精在汉口设立的实为间谍机关的乐善堂，并成为其中的干将；后又受日本海军省资助，不定期但又非常频繁地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等情报以报告形式发回日本海军省。
译者：甘慧杰，男，1970年8月出生，籍贯上海市嘉定县，1992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获学士学位，同年9月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至今，在此期间，1995年9月至1998年7月攻读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地方史专业硕士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99年5月至2000年3月以客座研究员身份赴日本新泻大学访学10个月。现职称：助理研究员。曾在《史林》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及译文十多篇。译著代表作有：《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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