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中国：巨变来临，我们如何自处_余世存著_9787218113180

　　《先知中国》是先秦时代的专题史、人物纪传史，作者选其中29位人物的预言为中心展开，并对预言本身予以分析，说明一人、一国都有命运轨迹，我们耳熟能详的重大中国史实多被先知们预言过了。
　　本书填补了中国史叙事领域的空白，让读者领略先知预言后世的神奇能力，其关乎生死大事的预言对读者有警示意义：在时代的巨变里把握自己，看清命运。

　　余先生的大作，选录了春秋时代中国古籍中的一些名人，这些人都对他当时当代的某些事件有所评论，从这评论中，他们或多或少感慨已经发生的事，也预测下一步的发展。因此，余先生称他们为先知。他将这些中国春秋时代所出现的先知和古代犹太经典中那些个大小先知相对比，认为他们的意见是时代的呼声。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陈述方式：他将左传这些人文放在长城历史的框架内，显示了时代发展的阶段。
　　雅斯培认为人类的文明要经过一段反省才能将纯粹谋求生活吃饱穿暖的境界提升为“文明”，提出一些超越的价值作为这个文明系统的核心部分。雅斯培认为世界历史上在古代只有犹太希腊罗马，在南亚只有印度，在东方只有中国，这些地区才有出现过它成为文明转变关口的枢轴时代。余先生以这一理论驾驭他的材料，应当是感受到目前我们也正在经历另外一段重要的转变。因此他才在提出古典时代第一次枢轴时期又接着提到相当于中国唐宋时期中东又一次新的枢轴文明的突破；他指陈的乃是伊斯兰文明的出现。
　　雅斯培(KarlJaspars)枢轴时代理论提出的时期乃是在二十世纪的初期，那个时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转型，也就在那个时期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第一次全世界普遍出现的经济大恐慌。雅斯培并没有进行更一步的延伸。这一个哲学理论也长久并没有在引起大家的注意直到二十世纪的后半段八零年代以后再度成为谈论的课题。
　　那时候有一位我的老朋友艾森斯塔（ShmuelN.Eisenstdt），在上个世纪的八零年代，邀请了不同文化系统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聚会十余次共同讨论这个课题。我们讨论的方向逐渐集中在两个题目上，一个是枢轴时代开始的文明系统会经历演变的过程，另一个课题则是在今日世界出现的所谓文明的现代化应当不是只有一个现代而是由于几个主要文明系统本身的条件和背景个别出现自己的“现代化”。现代化因此是多样的并不必须从第一出现的现代化翻版抄袭。
　　关于文明系统的演变过程，我曾经在会议中提到中国思想中的启承传合和印度思想中的成住坏空。我也特别提醒这两种分歧方式有根本上的差异。印度式的演变是悲观的，成功之后会停留一段时期然后会败坏而至于破灭。中国人的想法起承转合则是中性的，有了开始不能永远停留在一个阶段，不同时期也继承也有转变，最后在矛盾之中达到一个综合的情况。在讨论过程我们逐渐有所归纳。“起”是开端，“承”是发展，在这个阶段文明系统正如个人人生的成熟一样大致已经成型，如果继续不变就可能僵化从此不再能够自我调节。如果这个时候能够面对新发生的情况或者系统之外发生的影响而自我调整则这个系统不仅不会僵化还可以提升一些到达另一次的整合。在这个阶段如果没有尝试调节，听任僵化秩序延续其残余的生机，则这个系统终于不免有坏而空。
　　我们讨论这课题也是二十多年前了，艾森斯塔也在2010故世，他的晚期困于病症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无法做任何的研究。回忆故人不仅神伤。也就在我们的讨论会尾期90年代的后半段，世界各处都出现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新的科技带来了新的生存方式和市场，另一方面频繁的国际交流使经济和文化都进入全球化的阶段。从十七世纪开始的近现代世界在最近二十年左右，的确，俨然已经面对不得不改变的时期。
　　面对这个重大的改变，世界地缘政治的权力版图正在转移，资本主义社会后期接纳了民主体制的社会福利，有一段时候似乎已经为世界规划了一个新的面貌。可是最近的二十年来产业结构和分配过程都因为资讯化的工具，而出现惊人的变化速度。过去曾经行之有年的财富分配和与此配套的社会流动都因此失灵。最近一两年内世界各处和东亚的政权转变都呈现对于上述变化的反应。
　　也正在今日，这一时代，阿姆斯特朗（KarenArmstrong）提出了新枢轴时代的说法，以为目前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全球性的大变化。阿氏是研究宗教界的学者，她的观点毋宁也是从宗教方面提出解释和她以为合适的应变之道。她以为过去的信仰，应有调整。今日，世人应当再次认识神圣与凡俗之间的关系，人应反省，更应知道节制。我以为，她的主张，其实类似儒家的“修己”。
　　从这个应对新枢轴时代的课题，我不免想起在二十世纪30年代左右一位天主教学者德日进先生(TeilharddeChardin)提出的《人的现象》。这位耶稣会的学者，专业是古生物学，在北京的古脊椎动物研究室长期研究中国地区出土的古代生物遗留。一个天主教耶稣会的修士却又以进化论处理他专业的课题，他在教会中的处境十分尴尬。他的著作《人的现象》在中国固然有两种翻译本似乎也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将德日进先生的观点和阿姆斯特朗提出的新宗教相比，我个人觉得德日进以“人”为前提，也以“人”为对象，却有独到之见。
　　无可讳言，自从十七世纪以后，以欧美为基地的犹太基督教文明，独擅胜场，占尽了世界的舞台。可是也长在这个西方文明发展的过程中，独一真神很难逃避隐去的命运。“人”不能规避必须处理自己的问题。德日进盼望“人”走到的境界是从神那里作为起点阿尔法，但是人必须要不断的提升自己使得在未来终结的奥米噶，又与阿尔法再度融合。
　　从中国的传统来说，儒家的理念是以人为本体，而且以积极的态度不断提升自我；儒家的努力方向当然与佛教道教比较消极的态度不同。德日进所说《人的现象》其实与儒家的途径比较一致。在中国出现的枢轴文明也并非停滞不动。从孔子到董仲舒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完成了庞大复杂的文明系统。在文明系统几乎僵化的时候，佛教进入中国引发了道教的组成也将儒家的内容有重大的修整。在南北朝至隋唐期间，中亚发生的彼世观念和救赎思想，其源头应当是中亚和内亚的祆教启示信仰，又改变了中国原有的思想本质。这一改变也证实本书作者所陈第二次新的枢轴时代：在中东出现的伊斯兰信仰何尝不是上述变化的一部分。
　　综合上面的意见：我们正在面临的世界的变化既是自古以来枢轴文明屡次变化的一个阶段，也是重新开始新阶段的时机。每一次变化在各个地区出现的挑战和应付的方式都不一样，各个地区都有其自己的转变形态，全世界的变化并不同步进行。例如中国的长期历史在隋唐以前几乎没有僵化，而在隋唐以后，进入宋代，中国却内向，甚至于“内卷”。虽然中间曾经有过多次外来族群的征服，只是加强了中国“内卷”的趋向。蒙古狂飙，并没有替中国带来新的刺激，明代郑和下西洋，短暂对外的接触并没有打破明朝的闭关政策。清代是一个外来的，可是征服中国后安于享受战果，对于外来的刺激没有适当的回应和调整。这才使得十七时期开始的现代世界中，中国自己落在后面。
　　二十世纪晚期开始的重大改变已经横扫全世界，的确，这将是新的世界文明开始时候。新生的事物都会经过许多考验，如果再将这个新的人类文明导向健康发展的方向，全球人类共同谋利，而不是开展另外一个强凌弱，众凌寡的不平不公，这是大家必须要一起共同承担的任务。“人”，终究只是地球上的一个过客，人在宇宙之中其实很渺小，人在这个新的世界文明之中也应当自己认识：最近三四百年来人类已经毁损了多少自然环境。“人”的自处之道也应当自己珍惜人类寄生托命之地，不要毁损了这个家园。
　　余先生的大作本意是在提醒大家过去枢轴时代刚开始，有许多智者对当时提出警告。他列出这些古代的“先知”当然是借题发挥，他的愿意是希望我们自己知道自己身处的时代和思考如何自处。
　　许倬云序于匹城
　　2016/12/10

　　大禹
　　时代的终结者与开创者
　　（五帝之一，夏朝开国君主）。预言酒的危害。名言：“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
　　被遗忘的先知
　　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耶稣出场之前有很多先知，他们那种惊人的预言至今读来都让人吃惊。他们是怎样获得那些预言能力的，却似乎永远是一个谜。其实，翻开中国的史书也可以看到，我们历史上也有很多先知，只不过，他们被更为庞大的史官士人以及江湖术士们淹没了。对一个建立了政统秩序的统治集团来说，无论是天地大道还是歪门邪道的存在，这些道统和江湖都是对其政统的制约或威胁。因此，它联手史官士人以理性的名义，来扼杀先知，所谓“妖言惑众者弃市”；甚至以我注六经的形式来谬托知己。这是我们中国先知以及先知一样的思想家们被遗忘的秘密。20世纪后，意识形态的观念无远弗届，对人事沧桑的预测让位于宏大的发展计划，科学和理性之名支配了社会生活，具体的人反而退隐到幕后了。我们世纪的先知对人性的不忍之善更不为人知，文明的道统更为衰败不堪。由于先知的缺席，渺小而孤独的个体与敬畏、安慰、希望，与人生世界的总体性解释完全隔绝。这是后世人们受管制和异化的秘密，是人们在生存秩序上失衡的秘密，也是人们在精神心理上变态的秘密。
　　如果我们考察自家历史上的先知，会发现他们其实都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这种自主，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多少神秘性，有的是理性的敬畏，而不是“理性的自负”。他们能够不占而卜，他们清楚一切需法自然天道，一切在于人事努力。善易者不卜，他们懂得变易的道理，牢牢地守住天理人情。可以说，他们是理性主义者，如果我们说他们是敬畏意义上的科学主义者，也能够成立。传说中比较早的预言家是大禹，三皇五帝时代的终结者。
　　按照历史学家们的理解，大禹是集巫、王一身的人，是教主型的统治者。这样一个有着神权的人物，传说中也确实行了很多神迹。但涉及人事，禹是非常理性也非常实际的。禹安排人事，选定自己的接班人益；但他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家天下比起公天下来，组织化程度更高，依附和忠诚的动员机制更有效，共同体更有力量，更能积累财富；他不得不按照尧舜们的模式去指定接班人，但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将会打破“禅让”制度。
　　后来人推测说，禹参与了让儿子获取天下的努力。但禹肯定预知了事态的必然结果。禹的儿子名字叫启，这跟商的开国者名履，周的开国者名昌一样，都极富历史“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名字跟其使命合一，启必然要开启一个时代。禹应该对此心知肚明。这一事实大概只有文王、曹操等人可比，而后两人跟禹一样，有着先知之能。孙武后来更是祛除先知的神秘色彩，直言它跟战略的相通性：“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
　　传说中最早禁酒的人
　　大禹还有一个预言，被人记了下来：“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尝之而美。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
　　这个叫仪狄的人，造出很好的酒让禹喝，禹喝了觉得甘美、爽神、遣性——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很嗨。据说大禹也很喜欢，但他并没有说自己从中看到了天堂，他反而担忧地预言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他不再与仪狄往来，也不再喝那种酒了。传说他是最早禁酒的人。
　　禹的预言是准确的。他的子孙就没有逃脱酒的厄运：夏朝的中兴之主少康喜欢酒，夏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桀，则挖池蓄酒，酒池内甚至可以行船荡舟，而且每次都有三千人陪着桀，“一鼓而牛饮”。夏桀疏理朝政，最后终于因酒亡国，为商汤所灭。后来的帝王喜欢酒池肉林般的快活，以致亡国亡身的故事也不在少数。人臣百姓因酒误事的例子就更多了。据说春秋时代，鲁、赵、楚国等国君会饮，鲁国和赵国都向楚庄王进酒。楚庄王喜欢喝赵国的酒，谁知掌酒官不小心错将鲁国低度酒以赵国的酒名义呈了上去，楚庄王尝后觉得没劲，以为是赵国不尊重他，因此发动了对赵国的战争。
　　酒的魅力太大了，大得超过了正常正当的人性，超过了天道自然，人们因此失去了生存的理性，而陷入虚无、非理性的迷幻中。帝王们更是在酒面前丑态百出：东晋孝武帝司马曜，醉酒后被自己的妃子张贵人戮杀；北齐文宣帝高洋喝醉酒杀了爱妃薛嫔，拿了她的大腿当琵琶弹；南朝宋废帝刘昱亲自到宫外偷狗，杀了到寺庙煮以饮酒；隋炀帝杨广“妓航酒船”，顺着大运河从北喝到南，临死时仍吟诗“鸟声争劝酒，梅花笑煞人”，还没忘一个“酒”字；明武宗朱厚照亲自到乡下去物色女人，为此写诗说：“野花偏艳目，村酒醉人多。”咸丰帝看国势衰弱，不做努力，反而混进醇酒妇人堆里，“以醇酒妇人自戕”。
　　文人们更与酒结下不解之缘。屈原说：“世人皆醉我独醒。”“书圣”王羲之醉时挥毫而作《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而至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草圣张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于是有其“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古诗四帖》。李白写醉僧怀素：“吾师醉后依胡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飞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而在杜甫眼中：“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苏东坡说：“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杨万里说：“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惊。”张元年说：“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得自由身。”
　　尼采分析说：“我们在这短促的一瞬间真的成了万物之源本身，感到它的热烈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快感。纵使有恐惧与怜悯之情，我们毕竟是生灵，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众生一体，我们就同这大我的创造欢欣息息相通。当一个人的生命力受到强烈刺激从而最高限度地调动起来的时候，才能最充分地感受生命。不管这种刺激本身是痛苦还是快乐，只要它有效地使人感受到生命的力量，就是享受。”
　　由此看大禹的那一句话，可以说他是个了不起的先知：他尝一口酒，就能感觉到酒的神性，也许他有尼采那样的感受；但他同时感觉到了危险——酒的魔性，酒对人的支配是可怕的。他可能清晰地看到了酒使人的堕落，酒让人亡国亡身的场景。因此他说出了那惊人的预言。
　　当然，大多数人不认为大禹是个先知，因为他的预言偶然性太强。即使他是一个神权时代的先知，他也是不称职的，因为他没有把预言上升到必然、理性的程度。虽然他只喝了一口酒就断言酒会亡国，就酒来说，酒当然会误事，可是为什么会如此，他没有说。他也没有从制度上设计，只是跟他父亲鲧用堵的办法来治理一样，一禁了之。
　　如果联系大禹的其他事迹看，他的治理方式跟前任们相比，我们更能看出大禹作为先知或部族的领袖确实有了私心。传说中的“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或说“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但到了大禹，他既诛又怒。如他召集诸侯开会，对迟到的防风氏诛杀立威。作为先知，他完全知道诛杀的效果。这离尧舜们禅让的时代何其遥远！至于禁酒等行为，与诛杀刑罚为表里，开启了后世独裁者自以为“口含天宪”的先例。虽然“禁民为非”有合理的一面，但诛杀一旦从身边人开始，禁令一旦从生活资料领域拉开序幕，视人命如草芥、禁书禁言的专制历史也开始了。
　　……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