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与变革：中国参与国际社会体系进程研究_秦亚青著_9787501252275

　　我们的核心概念是实践。中国参与国际体系，不是某种先知先觉的抽象理念的驱动，而是首先体现在中国自主地、积极地、稳步地参与国际体系的各种实践活动上面，体现在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产生的各种实践活动上面。为准确把握和解释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我们提出一个以“参与实践”为核心概念的理论解释框架。“参与实践”是指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活动，是一个以实践为基本内容的活动过程。参与实践模式突出“实践选择”，认为实践活动本身是行动实施的主要驱动力量。西方国际主流关系理论之所以难以解释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行动，是因为这一过程不是单纯的利益权衡使然，也不是单纯的制度和规范约束使然，而是行为体自主性的实践使然，比如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中关键的因素就是中国主动“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活动，是中国将改革与开放这两个方面有机结合在自己的实践过程之中。[1]这个模式以行为体的“实践活动”为研究基点，以“实践过程”为研究内涵，以“实践逻辑”为行为体的行为动力。根据这一分析模式，我们在“参与实践”与“身份承认”和“秩序变革”之间建立起一个因果作用机制，用于解释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体系的过程。

　　本书第一部分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和中国特色的实践思想，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和“实践转向”，提出国际体系演化的两种实践机制并讨论分析了国家行为的实践逻辑，揭示国际体系的历史建构特性以及现阶段国际制度的基本特点，最后提出全书的理论框架——“参与实践”解释模式。中国在参与实践的复杂互动中不断学习、借鉴、创新，形成关于国际体系及其相互关系的新的认知，并通过各种实践活动获得国际体系的承认，形成新的身份。同时，中国也在系统遵约和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中，创造影响和变革国际体系的时空条件，促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和有序的方向发展。参与实践的主体是中国政府，研究对象为近三十年间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活动，包括话语实践、联盟实践、学习实践、遵约实践和创新实践。体系对中国的地位和身份的承认则有形式承认、实质性承认和主体价值承认三种形式。获得国际制度不同程度的承认，也就是获得了不同的新身份，体现出不同的参与程度。参与实践与身份承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实践过程。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历程正是体现了这样一个不间断的持续参与历程。
　　第二部分根据“参与实践-身份承认-秩序变革”，对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新兴全球和地区经济合作体系以及国际援助体系的实践进行了理论和案例研究。书中提出，中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首先与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突出地位密不可分。改革开放政策一方面把中国推入了国际经济体系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中国也得益于国际经济体系的塑造而得以使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这种互动是典型的“双向社会化”过程：中国因参与体系而发生身份转变，变化的中国又通过积极的参与而带来体系的变革。本部分选取了三类典型的国际经济体系形式集中考察中国与该体系的互动过程。第一类是传统的全球性国际经济体系形式，即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第二类是新兴的全球性国际经济体系形式，即二十国集团。第三类是新兴的地区性国际经济体系形式，即东亚地区合作机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本部分还考察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对外援助，以及在此过程中与国际援助体系的互动。
　　第三部分全面分析中国参与国际政治安全体系的历史进程与主要特点。国际政治安全体系有其独特性，国家对该体系的学习与适应需要更长时间，因而往往会保留性加入，谨慎性适应，渐进性变革。中国参与国际政治安全体系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基本同步，经历了不参与、审慎参与、有限参与和全面参与四个阶段。中国对国际政治安全体系的参与主要以话语实践、遵约实践和联盟实践为主，创新性实践还有待加强。国际政治安全体系涉及的问题领域比较广泛，中国对该体系的参与进程也不尽相同。本部分首先分析了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制度主要动因和认知演变，并指出中国未来参与国际气候变化问题的可能趋势；其次，探讨了中国与国际军控机制的观念互动；第三，追溯了中国参与国际反恐合作的历程，提出中国参与国际反恐合作经历了双重话语实践，国内话语与国际话语由不一致到不断趋同，体现了中国对国际反恐合作的日益融入；第四，分析了中国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历程、制约因素以及未来趋势；第五，回顾了中国参与东盟地区论坛的历程，认为通过规范创新和议程设置，中国开始了在东盟地区论坛中的更多创新实践。
　　第四部分从实践性和过程性两个视角研究了中国对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参与实践对中国本身和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双向影响。本部分首先对国际社会文化体系进行了系统理论研究，通过四个案例分析了中国在参与社会文化体系进程中的特征和规律。这四个案例分别是中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参与国际人权机制、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参与亚欧会议的实践。前三个案例非常清楚地体现了中国参与联合国框架内国际社会文化体系进程的特征。第四个案例是对中国参与联合国框架外的国际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参与国际社会进程的深度和主动性进一步提高。研究表明，中国对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参与受中国整体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影响。中国参与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过程是一个双向互动过程。在参与过程中，中国本身发生了很多根本性变化，如身份定位、国家政策调整以及观念变化等。同时，中国的参与也改变了国际社会文化体系，中国把自身优势内涵和理念融入了现有国际机制中，从而丰富了国际社会文化体系。中国参与国际社会文化体系的进程是一种从被动参与到主动融入、从弱政治性意识到强政治性诉求、从公共产品消费者到公共产品供给者等一系列有内在联系的渐进性发展过程，体现了中国作为国际社会成员自身的成长变化。
　　可以说，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是中国外交始终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和战略问题。首先，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是传统修正主义与维持现状的二分法无法概括的，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对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构成了挑战；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实践是西方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难以清楚解释的，因而也对现存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质疑；第三，中国与国际体系主导力量的合作与竞争问题越来越突出，如何进一步参与国际体系的改革与建设，不仅是中国外交实践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面临的核心任务。鉴于此，本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在理论上，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研究案例有助于从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基础上，发展创新具有更大解释力的理论研究框架，从而摆脱西方理论的束缚，破解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努力为创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作出贡献；在实践上，当前我国面临深入参与国际体系的重大机遇，如何使国际体系的调整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何深化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破解中国威胁论，如何在参与国际体系过程中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和坚持内外和谐发展，本书对这些重大问题都有涉猎，对中国今后参与国际体系建设提供战略提供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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