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诗相约》是一部诗歌理论文集。本书所收入的是作者关于现当代代表诗人诗作的文本剖析与细读，并在阐述新诗生成与发展的基础上，加以梳理整合，囊括新诗的历史、现状及未来，涵盖了新时期各个层面，极具整体性和代表性。
国内首次集结《星星》历届年度诗歌奖获奖作者代表作品，见证中国新诗发展与当代诗人成长。
星星与诗歌的荣光（总序）
梁平
《星星》作为新中国第一本诗刊，1957年1月1日创刊以来，时年即将进入一个花甲。在近60年的岁月里，《星星》见证了新中国新诗的发展和当代中国诗人的成长，以璀璨的光芒照耀了汉语诗歌崎岖而漫长的征程。历史不会重演，但也不该忘记。就在创刊号出来之后，一首爱情诗《吻》招来非议，报纸上将这首诗定论为曾经在国统区流行的“桃花美人窝”的下流货色。过了几天，批判升级，矛头直指《星星》上刊发的流沙河的散文诗《草木篇》，火药味越来越浓。终于，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展，《草木篇》受到大批判的浪潮从四川涌向了全国。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中，《星星》诗刊编辑部全军覆没，4个编辑——白航、石天河、白峡、流沙河全被划为右派，并且株连到四川文联、四川大学和成都、自贡、峨眉等地的一大批作家和诗人。1960年11月，《星星》被迫停刊。1979年9月，当初蒙冤受难的《星星》诗刊和4名编辑全部改正。同年10月，《星星》复刊。臧克家先生为此专门写了《重现星光》一诗表达他的祝贺与祝福。在复刊词中，几乎所有的读者都记住了这几句话：“天上有三颗星星，一颗是青春，一颗是爱情，一颗就是诗歌。”这朴素的表达里，依然深深地彰显着《星星》人在历经磨难后始终坚守的那一份诗歌的初心与情怀，那是一种永恒的温暖。时间进入20世纪80年代，那是汉语新诗最为辉煌的时期。《星星》诗刊是这段诗歌辉煌史的推动者、缔造者和见证者。1986年12月，在成都举办为期7天的“星星诗歌节”，评选出10位“我最喜欢的中青年诗人”，北岛、顾城、舒婷等人当选。狂热的观众把会场的门窗都挤破了，许多未能挤进会场的观众，仍然站在外面的寒风中倾听。观众簇拥着，推搡着，向诗人们“围追堵截”，索取签名。有一次舒婷就被围堵得离不开会场，最后由警察开道，才得以顺利突围。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候优秀诗人们所受到的热捧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的任何当红明星。据当年的亲历者叶延滨介绍，在那次诗歌节上叶文福最受欢迎，文工团出身的他一出场就模仿马雅可夫斯基的戏剧化动作，甩掉大衣，举起话筒，以极富煽动性的话语进行演讲和朗诵，赢得阵阵欢呼。热情的观众在后来把他堵住了，弄得他一身的眼泪、口红和鼻涕……那是一段风起云涌的诗歌岁月，《星星》也因为这段特别的历史而增添别样的荣光。成都市布后街2号、成都市红星路二段85号，这两个地址已经默记在中国诗人的心底。直到现在，依然有无数怀揣诗歌梦想的年轻人来到《星星》诗刊编辑部，朝圣他们心中的精神殿堂。很多时候，整个编辑部的上午时光，都会被来访的读者和作者所占据。曾担任《星星》副主编的陈犀先生在弥留之际只留下一句话：“告诉写诗的朋友，我再也不能给他们写信了！”另一位默默无闻的《星星》诗刊编辑曾参明，尚未年老，就被尊称为“曾婆婆”，这其中的寓意不言自明。她热忱地接待访客，慷慨地帮助作者，细致地为读者回信，详细地归纳所有来稿者的档案，以一位编辑的职业操守和良知，仿佛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温暖着每一个《星星》的读者和作者。进入21世纪以后，《星星》诗刊与都江堰、杜甫草堂、武侯祠一道被提名为成都的文化标志。2002年8月，《星星》推出下半月刊，着力于推介青年诗人和网络诗歌。2007年1月，《星星》下半月刊改为诗歌理论刊，成为全国首家诗歌理论期刊。2013年，《星星》又推出了下旬刊散文诗刊。由此，《星星》诗刊集诗歌原创、诗歌理论、散文诗于一体，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成为全国种类最齐全、类型最丰富的诗歌舰队。2003年、2005年，《星星》诗刊蝉联第二届、第三届由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科技部颁发的国家期刊奖。陕西一位读者在给《星星》编辑部的一封信中写道：“直到现在，无论你走到任何一个城市，只要一提起《星星》，你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朋友。”2007年始，《星星》诗刊开设了年度诗歌奖，这是令中国诗坛瞩目、中国诗人期待的一个奖项。2007年，获奖诗人：叶文福、卢卫平、郁颜。2008年，获奖诗人：韩作荣、林雪、茱萸。2009年，获奖诗人：路也、人邻、易翔。2010年，获奖诗人、诗评家：大解、张清华、聂权。2011年，获奖诗人、诗评家：阳飏、罗振亚、谢小青。2012年，获奖诗人、诗评家：朵渔、霍俊明、余幼幼。2013年，获奖诗人、诗评家：华万里、陈超、徐钺。2014年，获奖诗人、诗评家：王小妮、张德明、戴潍娜。2015年，获奖诗人：臧棣、程川、周庆荣。这些名字中有诗坛宿将，有诗歌评论家，也有一批年轻的80后、90后诗人，他们都无愧是中国诗坛的佼佼者。感谢四川文艺出版社在诗集、诗歌评论集出版极其困难的环境下，策划陆续将每年获奖诗人、诗歌评论家作品，作为“《星星》历届年度诗歌奖获奖者书系”整体结集出版，这对于中国诗坛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举措。这套书系即将付梓，我也离开了《星星》主编的岗位，但是长相厮守15年，初心不改，离不开诗歌。我期待这套书系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也期待《星星》与成都文理学院共同打造的这个品牌传承薪火，让诗歌的星星之火，在祖国大地上燎原。
2016年6月14日于成都
罗振亚，生于1963年，黑龙江讷河人，南开大学穆旦新诗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为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市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出版《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与先锋对话》等专著九种，诗集一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文章近三百篇。
重铸古典风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对传统诗歌接受管窥新诗的引发模式特征与反传统的姿态，很容易让人感到自20世纪20年代的象征诗派、现代诗派、九叶诗派、台湾现代诗、朦胧诗至第三代诗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第三代诗以后的中国先锋诗歌已进入后现代主义时代，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与古典诗歌之间是无缘而对立的。其实这是一种错觉。有些现象颇为耐人寻味。为什么鲁迅、沈尹默、刘半农、郭沫若等很多新诗人后来都走回头路去写旧诗？为什么新诗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一般研究者却难以完整地背诵出来几首，而对旧诗佳句即便是几岁的孩子也能倒背如流？为什么赵毅衡、石天河等研究者发现庞德、马拉美使用的新玩意——意象，原来竟是我们老祖宗的遗产，人们都“疑是春色在邻家”，可事实上却是“墙里开花墙外香”？我想它们不外乎都在证明一个命题：在新诗，包括那些极具先锋色彩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古典诗歌的传统仍然强劲有力，它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虽然比不上西方现代派诗歌那样直观显豁，但却更潜隐，更内在，更根深蒂固，渗透骨髓。只要仔细辨析就会捕捉到其影响的种种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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