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范围内40% 的死亡源于环境因素，包括环境退化引起的副效应——疾病的增长。1 没有企业、政府或者个人能免于环境的影响。然而，市场在减轻环境污染中所发挥的作用并没有被广泛地理解。合理设计的市场可以成为社会和环境转型中的有力中介。对于美国这一个国家而言，环境市场就拯救了数十万的生命，造福人类健康的价值多达数十亿美元。除了拯救性命以外，这些市场也作为经济驱动力，制造出更多的工作机会，在充当创新催化剂的同时，改善了整体的生活质量。
过去200 年的人口增长、工业化以及城镇化导致了环境的区域性、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污染。化石燃料的燃烧导致了污染物的过度累积，引起了雾霾、酸雨和气候变化。全部人口——包括中国、印度、非洲和其余大量地区都面临难以获得干净的空气和水源的困境。
这个问题的源头在于缺乏这些宝贵大宗商品的所有权界定。公司的利益最大化模型仅仅考虑公司承担的直接成本，比如说空气和水污染相关的负面影响，并未考虑其溢出成本。因此，如果污染不能被法令控制或者内部定价（污染的社会和外部成本被纳入考量，以决定要生产多少的商品和服务的情形）的话，商品和服务就会被过度地生产。
这些溢出成本，叫作“负外部性”，可以通过法令限制排放，或者在商品和服务的制造中要求特定的改造。溢出成本或收益也可以通过税收或补贴的方式降低。除此之外，外部性也可以通过公共或私人企业创立排放限额或使用权限来减轻。这些产权叫作“限额”，公司如果超过排放最高限额，就需要购买额外的排放额度来遵守环境法的规定。相似的，减排量超过预期目标的公司可以卖出他们的排放额度，从而激励公司以最小的成本遵守规定。
产权的限额和可转移性被称作“总量控制和交易”。配额的可转移性导致市场给排放权设置了一个价格。如果这个价格高于降低和消除污染所需科技的价格，公司会选择安装相应的技术。如果情况相反，他们则会购买排放权。“总量控制和交易”的价格信号和灵活性造就了环境问题的最低成本解决方案，促进了创新。
早期项目的成果，比如逐渐淘汰含铅汽油，以及实质性消除酸雨，已经引起全球大范围内“总量控制和交易”的使用。这样的结果让一类新兴的资产应运而生——那就是环境资产——它正加入到股票、债券、房地产、外汇和有形商品等传统的资产类别中。
排放权市场已经运用到多种污染物和自然资源中，从硫和碳排放权（用来解决酸雨和全球变暖问题），到用水权和捕鱼权（用来解决干旱和海水资源枯竭问题）。接着，空气和水资源的商品化也被进一步扩展到灾难和气候风险上。最后，“可持续性股票”的商品化——即开展对环境有利和可持续性业务的公司股票被编成新的指数，为投资者提供新的方式参与到这些市场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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