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虞我诈中国古代四千年谍海风云（套装上下册）_赵英著_9787516175118

　　该书是研究古代间谍史的历史专著。该书以战略性间谍活动为主脉，对中国古代间谍活动的战略、行为特征、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间谍机构、间谍技术、谍报思想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描述与分析，并且从中得出了今天可以回味与借鉴的历史结论，提出了作者自己的国家安全方面的精辟见解。此次再版增加了作者新发现的史料以及新增补的研究成果，共约10余万字，全书80余万字。

　　序

　　前言

　　一九六九年九月，我十七岁，和成千上万的青年一起，到了祖国的最东北角——黑龙江省抚远县，在那祖国边陲，对面是异国山河，国家的安全自然成为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最关心的问题。何况当初到边疆去，就是一腔热血，准备为国效命于疆场呢!后来我又在济南部队渡过了三年军旅生涯。国家安全问题遂成为我终生研究的课题，谍报史的研究也由此而起。每当我提起笔时，黑龙江广阔的草原总在我眼前浮现。往事已矣。但历史把我们这一代人铸造成了忧患意识十分强烈的人。中国自1840年以来，内忧外患不断。为维护国家的安全，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无数仁人志士洒血疆场。今天世界形势虽然有所缓和，但远不是到了化剑为犁的时候。我愿以此书警醒世人，漠视数千年历史教训的人是要跌跟头的，数千年的历史也决不允许被人漠视。

　　我国古代谍报活动，源远流长，是中国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除见之于化日光天下的一面之外，总还有另外一面。而只有一面的历史不能称为全面、深刻的历史。遗憾的是对中国历史的这一面，除清代朱逢甲的过于简略的《间书》外，很少见中国人写的详尽，完整的著作出现。英国谍报史作家唐纳德·麦考米克（笔名理查德·迪肯）却有《中国谍报史》问世，实在令人汗颜。这也是我写作此书的又一动因。

　　国内外同类著作往往以“情报战”命名。我认为还是叫“间谍战”、“间谍史”为好。这不只是名词的变换，而且关系到研究范围的宽窄和历史上这方面活动的实际情况。实际上间谍决不仅仅是进行“打听”、“刺探”一类的活动。

　　本书力求用通俗生动的文笔来写，以求引起一般人的兴趣。对涉及的史料，尽量以白话写出，但一些较为艰深的史料，则保持了原来面目或稍作通俗化。这样在文风、风格上可能不太一致，但我想毕竟是在写史，不能歪曲历史原貌。

　　拿破仑曾指出，军事史即军事理论。这一见解充满着直觉和灵感，然而十分深刻。同样，某种意义上讲，间谍史即间谍理论。一部间谍史具有丰富的资料是很有意义的。因此，我对间谍战中的一些事例做了一番粗浅的分析。事例的选择主要是看其在情报搜集、反间谍、制造散布假情报、公开的情报活动、特别行动等方面是否具有代表性。有些事例（如边境间谍活动）虽然史书上记载甚少，但考虑到其表现了古代间谍战的一个方面所以也选入了。对事件发生的背景作了扼要的介绍，以利于读者了解当时间谍们活动的情况。事例部分基本上按年代排列，有些事例则按内在联系排列。每篇后有小结，这一小结并非面面俱到的总结，而是对当时间谍活动的某些特点予以概括。

　　本书起于夏，止于1840年，也即中国近代史开始的那一年。有些史实本来就众说纷纭，作者只凭自己的“史识”来取舍，难免错误之处，尚望史学界多加指正。

　　再版前言

　　2013年底，我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虽然还带博士、硕士，毕竟算是“自由人”了。退休之后，虽然事务依旧繁忙，但免去了许多“官差”，也不必考虑学术成果的数量，可以真正集中力量做自己觉得有意义、有趣味的事情了。写作新书前，检点旧作，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尔虞我诈》一书的再版。

　　新中国成立以来，当时这方面的著作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本书出版，得到了有关部门大力支持。至今记忆犹新的是，经当时国家安全部贾春旺部长批示，有关负责同志找到我，购买了千余册书，以示对该书出版的支持。宝贵的支持至今难忘，也体现了有关领导和机构的远见卓识。

　　该书出版后，在相关领域，引起了极大反响。最令我不能忘怀的是，驻守西南边陲的一位解放军军官两次给我写信，希望购买此书。遗憾的是5800册书很快销售一空，我只能回复他，再版时一定告诉他，谁知转眼20余年过去了！

　　我于1991年初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虽然一直从事国家安全战略、产业经济两个领域的研究，对历史研究也有所涉及，但再也没有回到中国古代间谍史的研究上来。光阴荏苒，20余年后我终于可以偿还旧债了。

　　当然，再版《尔虞我诈》一书的意义决不仅仅源于作者的个人情怀，更重要的是21世纪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态势，使这本书的再版，有其现实需要。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在经济实力、战略力量、国际地位等方面，与今日之中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此面临的挑战也完全不同。2013年的中国，已成长为GDP排名世界第二，货物贸易世界第一，工业制成品世界第一，900多种产品产量世界第一，R&D投入世界第二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对外投资迅速增加，对海外资源、市场、技术、人才的需要急速扩大。中国更加开放，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区域、全球范围内的国家利益也日益拓展。亚太地区经济欣欣向荣，安全形势却风雨如晦。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空前挑战：美国视中国为可能挑战其霸主地位的国家，推行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正在策划所谓“亚洲北约”；日本某些政治家及右翼势力挑起钓鱼岛争端，对中国进行挑衅；在霸权国家支持下，某些东南亚小国也鼓噪不已，跳梁南海；中国海上运输大通道，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中印边境时有小的边界摩擦；我国边疆地区恐怖主义活动日益增加；在这种背景下，本书的再版，自然有其现实意义。

　　从冷战的经验看，在国际大战略博弈中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如果仅凭血气之勇与霸主进行军备竞赛，甚至在区域、全球与之展开全面的军事力量角逐，是不智的。以战略核威慑为支柱，以间谍机构为平台，开展多种谋略活动，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少投入，多产出”，通过非对称战略，改善战略地位，获得一定战略主动权。前苏联在经济实力与美国差距较大的情况下，仍能够与美国展开全球抗衡，除了核军备的对等地位外，克格勃的全球谋略活动，也是重要因素。

　　展望今后20-30年中国与美国的博弈，从国力全面比较看，中国可能还是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因此，重视谋略活动，对于中国改善国家战略?态势，持续改善民生的同时，以相对较少资源，维护国家安全，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本书注重于中国古代间谍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侧重于战略间谍活动的刻画，战略情报的搜集，或许对处于相对弱势的我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2013年一个曾经服务于美国间谍机构的青年人引起了世界的轰动，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撼动了国际政治的格局。美国国家安全局雇员斯诺登的出走，使信息时代霸权国家的间谍活动赤裸裸地暴露于天下。同时也提醒世人，间谍这一古老而传统的行业，已经发展到了何种程度。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间谍这一古老的行业也面临着挑战：首先是技术上的挑战，信息的获取方式出现了革命性变革；其次是情报处理的挑战，在海量数据奔涌而来的大数据时代，如何从数据处理、分析中获得可靠的信息，考验着相关机构，促使相关机构不得不改变情报获得和情报处理方式；再其次是社会、经济、军事态势瞬息万变，情报获得与处理必须加速；再其次是情报机构的组织方式与人员构成面临着挑战；最后是情报的利用与谋略的运用，在互联网时代具有了新的途径与方式，只有及时寻找、变换情报与谋略的运用新途径与新方式，才能使有关机构适应互联网的时代，才能使情报发挥最大的作用。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某些心怀叵测的国家通过间谍手段对我国进行颠覆、破坏、施加影响；对公民社会及公民个人施加影响，进行监视的途径空前增加。从中国古代间谍史看，我们这个国家对内有着丰富的间谍活动经验，对外情报活动却乏善可陈。今天，日益开放的中国需要以更加开阔的眼光，认真观察、分析外部的世界。?当今世界，如果说动辄存在阴谋?，可能有些草木皆兵；但无视国家间博弈中存在着阴谋，存在着谋略手段的运用，则是过分的天真！认为仅凭“韬光养晦”就可以避免霸权国家的敌对行动，更是沉溺于幻觉！鉴古知今，四千年的历史或许会提醒人们正视当今冷酷的现实。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化，我国的企业家及企业也大步走向世界。遗憾的是，他们在发达国家往往被带着有色眼睛的政府机构提防，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被监视与抵制，有些从事正常业务的员工甚至以间谍罪被逮捕。本书再版或许对他们也有所借鉴吧！

　　20余年后再看本书，真有些愧其少作之感！由于是再版（确切地说是修订版），作者只是根据新发现的史料，修改、补充了某些章节，第一版中囿于篇幅而不得不割舍的某些部分，也予以补入，对一版中的某些错误进行了订正，对某些文字进行了技术处理，对某些间谍活动增加了少许与时俱进的评论，各别章节题目作了技术性修改。其余仍然照旧。书中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由于本书写作于上世纪80年代，因此在出版规范、学术规范上与今天有很大不同。上世纪80年代还未见过微机和互联网，很多资料、参考书只能借阅，。本书在参考引用资料的备注方面，当时已非常认真，主要参考正史、典籍，旁及某些野史、笔记，力求无一字无出处。但当时的出版和学术规范与今天的要求相比不尽相同，由于某些书已经找不到了，本书又没有电子版，因此在再版时尽量按照现在要求详细注释，做不到的只好遗憾了！也许再版书在这方面多少会有相同的问题吧。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此书再版毅然给予支持，令我感动。我的老同事、老朋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卢小生主任对此书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侯苗苗编辑不仅对再版此书给予了大力支持，还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做了许多认真、细致的编辑工作。在此一并深表感谢！

　　吞并诸侯的间谍战略

　　郑国作为一名间谍被发觉，秦国统治者虽然做了恰当的处置，但仍引起了一场反对外来之士的轩然大波。

　　秦国宗室、大臣纷纷到秦王嬴政那儿进言：“诸侯国来的人，大都为其主子进行游说，充当奸细。请大王将他们统统赶走。”秦王在为郑国之事震惊之余，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住在咸阳的游士纷纷打点行装，人心惶惶，准备离开秦国。

　　被驱逐的人中，有一个叫李斯的人。此人是楚国上蔡人，在本国当过小吏。他晚年为秦二世所杀前，曾以无限的怀恋之情回忆起在家乡与儿子一起，牵黄犬出上蔡东门追猎狡兔的情景。对这种适意的小康日子，李斯并不满足。有一次他看到办公房子附近厕所中的老鼠肮脏之极，而且很怕人和狗，官仓中的老鼠却安然大嚼，而且无人和狗的惊扰。李斯深有所悟：“人之处境好坏犹如这老鼠，在于自己的努力与选择罢了!”他放弃了小吏的位子，去争取当一只“官仓之鼠”。在那个“游士纵横”的年代，他也走上了大多数追名逐利者所走的路，拜在著名思想家荀卿门下，学帝王之学。学成之后，他迫不急待地拜别老师：“秦王想吞并天下，此乃游说之士的良机。人生最大耻辱莫过于卑贱，最可悲的莫过于穷困潦倒，终老于贫贱之位、困苦之地了。”于是这只“仓中鼠”匆匆忙忙地西窜入秦。此时秦庄襄王刚死，吕不韦执掌大权，李斯先抱住了这条粗腿。日子一长，吕不韦知道了李斯的本事，派他当了“郎”这么个官。李斯已能见到秦王嬴政了。他乘机向秦王进言，得到了垂青，被提升为长史，眼看要青云直上了。听到逐客令，犹如在他头上淋了一桶冷水。但是，他不甘于受命运的摆布，他要抗争，于是精心炮制了一篇能打动秦王嬴政的文章。这就是文笔甚佳，流传后世的《谏逐客书》。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对秦王列举了游士对秦国所做的贡献，并晓之以利害，显示了他对时局及游士这一阶层的地位有十分深刻的认识。秦王嬴政被打动了，他下令收回成命。秦王能从谏如流，的确是关系秦国能否完成统一大业的英明之举。秦国得以在各国汇聚来的人材的支持下，继续其吞并诸侯的统一战争。秦王嬴政所以能听李斯的进谏，除了他的气度，李斯文章的力量外，还另有原因。那就是在秦王的记忆中，这个极富才华的人曾向他提出一个很有创见的间谍战略。

　　李斯的谍报战略主要有如下内容：

　　1．趁秦国实力大大强于诸侯国，加紧行动，使之无法再度形成“合纵”之势。否则“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这是李斯提出的军事、间谍战略的共同目标。

　　2．间谍战略的主要打击对象是各国用事之臣，干扰敌方战略决策。

　　3．主要手段是派间谍持金银财宝秘密进入诸侯国，对各国权臣、名士进行收买、分化瓦解。对不听从收买的以“利剑刺之”。对敌方君臣进行离间，使之内部混乱，上下离心，以利于达成秦国之战略目标。

　　4．“使良将随其后”，间谍活动与武力进攻相结合，军事活动借助间谍活动创造的条件，对诸侯国给以最后一击。

　　关于这个间谍战略的提出与制订还另有一种记载。魏国人尉缭到了秦国，对秦王嬴政建议：愿大王不吝惜财物，贿赂各国掌权之臣，扰乱其决策。这样不过需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尉缭是战国时有名的军事家，有此见识不足为奇。但从时间上看李斯进言是在郑国被发觉之前，尉缭则是在秦王收回逐客令之后才到秦国的。从内容上看，二者大致相同，但李斯的建议更为完整，尉缭的建议更具体一些。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这一战略是为适应秦统一中国战争之需要而产生的。这一战略被秦始皇采纳也是经过一番思考，由于李斯、尉缭等人极力促成才确定下来的。李斯在秦居总揽全局之位，尉缭亦居国尉之重地，两人对这一战略进行了积极的推动。

　　从事战略间谍活动的间谍和间谍活动的战略，在此之前就出现了。但是把间谍活动战略作为长远国策来加以制订、推行，秦统一中国的谍报战略尤为值得重视。这一战略集中体现了那一时期间谍活动的特点：间谍的主要构成是游士；主要活动方式是游士对各国君主以游说方式干扰其战略决策；主要打击对象是敌方君臣；离间其君臣关系，干掉敌国忠心耿耿的才智之士。间谍战在战国后期主要表现为秦国在一条秘密战线上与“山东六国”的角逐，当然这不排除“山东六国”间相互勾心斗角。

　　为了完成一个长远的政治、军事甚至经济战略，必然要随之有一个与之配合的间谍战略。间谍战中，为了长远目标，也必须有计划，有完整的战略目标、战略措施去开展活动。应急式的，穷于应付的间谍工作方式，从战略角度看是不允许的，也是效果不佳的。只有具备一个与之配合的间谍战略，才能提高其他方面战略执行、制订中的预见性，及时地排除障碍。从间谍工作的战略发展来看也是如此。具备明确战略指向的间谍工作才是一种艺术，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系统功能角度来看，各种间谍活动才能充分发挥效能，相互配合。否则；只能是零乱的，低效的。从战役、战术角度看，间谍战的活动方式在低层次上某种意义上又可能带有“临时应付”的色彩。但是也应以间谍活动的战略为背景展开，并与间谍战略及其他方面的战略相配合。

　　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手段的适时配合，是间谍战发挥威力的外部因素。只有这些外部因素与间谍活动有机的，自觉的配合起来，间谍在敌内部做的工作才能扩大战果，转化为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外部因素的有力、适时的配合也将为间谍的活动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间谍战略自然地融入了“大战略”，成为“大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为了制订、推行“大战略”，各国政府纷纷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一类的最高层次的战略协调机构，而情报工作首脑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人物。这既表明了谍报工作在“大战略”中的地位，也表明谍报工作的战略制订与推行，已与“大战略”密不可分，并必须做为其中一部分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的现实。间谍战略已是国策中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它的制订与推行，必须在最高层次上进行决策与协调。

　　宰相之死

　　宋人所编的古代小说总集——《太平广记》中，收有唐人薛渔思所著《河东记》一书。书中《胡媚儿》一篇，虽不免带有唐人传奇特有的怪异色彩，但由于是唐人所撰，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藩镇与中央政权之间所进行的激烈间谍战。全文篇幅不长，现照录于下。

　　唐贞元1中，扬州坊市间，忽有一由妓术丐乞者，不知所从来，自称姓胡，名媚儿，所为颇甚怪异。旬日之后，观者稍稍云集。其所丐求，日获千万。

　　一旦，怀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里烘明，如不隔物，遂置于席上。初谓观者曰：“有人施与满此瓶子，则足矣。”瓶口刚如苇管大。有人与之百钱，投入，铮然有声，则见瓶间大如粟粒。众皆异之。复有人与三千钱，投之如前。又有与万钱者。亦如之。俄有好事人，与之十万、三十万皆如之。或有以马驴入之瓶中，见人马皆如蝇大，动行如故。须臾，有度支2两税纲3自扬子院4部轻货数十车至。驻观之，以其一时入，或终不能致将他物往，且谓官物不足疑者。乃谓胡媚儿：“尔能令诸车皆入此中乎?”媚儿曰：“许之则可。”纲5曰：“且试之。”媚儿乃微侧瓶口，大喝，诸车辂辂相继，悉入瓶中，瓶中历历行如蚁然。有顷，渐不见。媚儿即跳身瓶中。纲乃大惊，遽取扑破，求之一无所有。从此失媚儿之所在。

　　后月余，有人于河北，逢媚儿，部领车乘，趋东平而去。是时，李师道为东平帅也。

　　朝廷税收就这样落入李师道之手。这个故事是以真实历史事件为依据的。

　　唐代节度使对朝廷用间，一曰：“收买朝臣”师安禄山之故伎。节度使病故。唐朝廷一般派宦官为使节，前往藩镇探听动向，为节度使的继任人选搜集情报。当朝权臣也利用这一方式来为自己沟通藩镇，控制藩镇服务。唐僖宗时当朝宦官田令孜就多“遣亲信觇藩镇，有不附已者，辄图之。”一个太监居然成为间谍头子。藩镇当然也在这些人身上下功夫。独立性大的藩镇，军权、财政、人事大权在手，往往父死子继或由士卒拥立有实力的将领自称“留后”。这些实权人物，往往对朝廷使节赠以财物，加以收买。使节回去后，自然极力为之美言。“以是因循，方镇罕有特命帅守者。”节度使们还对当朝显要加以收买，使之为自己充当耳目或代言人。

　　二曰“劫夺中央税收或粮饷”。当时江淮乃中央财源之所在。江淮一带的藩镇，很少武人，多为文臣出镇。由于唐朝采取了种种控制措施，因而江淮一带藩镇在经济上支持中央，政治上也很少叛乱，史称“天下藩镇，东南最宁”。有人称这些藩镇为“东南财源型藩镇”，很有道理。这些自东南运往关中的财赋、粮饷成为节度使们垂涎之物，往往予以劫夺。自史思明起，就开始了在这方面的明抢暗夺。公元759年三月，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围攻邺城安庆绪叛军。安庆绪军绝粮，已到了捕鼠杀马而食的地步。官军也因久攻不下陷入艰苦境地，指挥权不统一，作战迭遭挫折。当时天下饥馑，粮饷由江淮运来，经并州、汾州，而达唐军防地。史思明督军援救安庆绪。他挑选精壮士兵，伪装成督运粮饷的唐军。运饷民夫稍有迟缓，就予以杀戮。民夫们恐惧万分，纷纷逃亡。运饷车队，舟船聚集之处，史思明手下这些伪装成唐军的士兵往往纵火焚毁。行动后纷纷散去，再凭约定信号联络。唐军巡逻士兵，无法辨别这些间谍。由于粮草不济，诸军乏食，唐军人心不稳，九节使的军队与史思明在邺城之下决战时，被史思明等打得大败而逃。李希烈与朱滔勾结反叛，“东南转输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

　　三曰“广布刺客，刺杀重臣。”唐代传奇小说中有《红线》、《聂隐娘》等篇，所反映的就是藩镇网罗刺客，从事这类活动的情况。藩镇以朝臣为耳目，对不利于己的大臣，轻则唆使长安城中的井市之辈以砖头碎瓦痛击之，有的竟狼狈到丧其朝服和大印；重则继之以利剑。胡媚儿也属于此类人物。唐朝中、晚期，政治黑暗，有些有才之士投奔藩镇寻求出路。同时藩镇也为不满朝廷的某些人及心怀异志的人提供了立足之地，成为招降纳叛的渊薮。

　　在介绍了上述背景后，让我们回到李师道的所做所为上来吧。李师道是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的孙子。李正己死后其子李纳继为淄青节度使。李纳死后其子李师古继为节度使。李师古死，军中立其异母弟李师道为节度使。李氏三代盘据，根深蒂固，统治手腕上也很有一套，在当时藩镇中实力较强。

　　公元814年，彰义军（即淮西军亦称淮宁军，治所在蔡州）节度使吴少阳病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自称留后。吴少阳生前招降纳叛，饲养战马，抄掠附近寿州茶山，以充军实。吴元济上台后加紧攻掠附近各州，拒不接受朝命。吴元济凶狠残暴，彰义军内部也将士离心。在这种情况下宰相李吉甫力主对淮西用兵。这年冬十月，李吉甫病死，唐宪宗李纯（公元778年——公元820年）决定对淮西用兵，以忠武副节度使李光颜为节度使，以严绶为申、光、蔡招讨使督率诸道对淮西进击。

　　朝廷对淮西用兵，吴元济派人到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处求救。物伤其类之感油然而生，王承宗、李师道分别上表，请赦吴元济之罪。唐宪宗不听他们那一套。唐朝廷征集诸道兵击吴元济，并向李师道征兵，此时李师道却积极地出兵了。

　　他派大将率军两千人开向寿春，名为讨吴元济，实际是想暗中相助。李师道平时以鲜衣美食，大笔的金钱供养着刺客奸人数十名。这时，这些人中有人给李师道献计：“用兵所急，莫过于粮储，今河阴院1积江淮租赋，请潜往焚之。募东都恶少年数百，劫都市，焚宫阙，则朝廷未暇讨蔡，先自救其腹心，此亦救蔡之一奇也。”李师道频频点首，命令照此计施行。从此之后，唐军后方盗贼出没，谣言四起。一天傍晚，有盗数十人攻河阴转运院，杀伤看守粮食钱帛的军士数十人，一把火烧了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一时间人心惶惶，群臣纷纷上奏请求罢兵。唐宪宗坚持讨伐淮西，并派力主用兵淮西的中丞裴度前往前线慰劳将士，观察敌我形势。裴度（公元765年——公元839年）是个很有谋略的人。他在观察了双方的态势后，回京奏明唐宪宗，认为必能击灭淮西吴元济。

　　裴度是公元815年五月回到京师的。六月，一件震撼朝野的谋刺事件险些要了他的命。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是朝廷中实际负责指挥对淮西用兵的核心人物。六月的一天，天尚未亮，武元衡在随从的前呼后拥下从府邸所在地静安里东门而出，去上早朝。这时有人在暗处击灭了随从手中的烛火。随从骑士认为是京城中的醉汉或无赖，予以大声喝斥。可是他想错了，暗地里窜出几条身手敏捷的大汉，以箭射散了随从。这些大汉牵着武元衡的坐骑走了十几步，到了暗处刺杀了武元衡并取走了他的首级。接着这伙人又到了通化坊裴度的住处，刺杀裴度。裴度被暴徒以刀伤其头，但因为头上戴的毡帽很厚，得以保住性命。裴度的随从王义从后面抱住对裴度行刺的暴徒，大声呼救。暴徒砍断了王义的胳膊逃跑了。

　　这时街上赶早朝的官员和过往行人已发现了武元衡的尸体。血流如注，头却不见了。城里乱成了一锅粥，“宰相被杀”的消息很快传到宫中，宪宗震惊，为之罢朝，以示悼念。

　　堂堂宰相在京师被刺，弄得朝廷上下惊恐不安。宪宗下诏，命宰相出入必须由金吾骑士弓上弦刀出鞘地加以护卫，所经街道要严加搜索。京师城门也增加卫兵，对过往行人严加盘查。凡像貌粗鲁，身材魁梧，操燕赵之音者，一律抓起来进行审问。大约古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其人有任侠之传统。“安史之乱”起自燕赵，“河北三镇”又都独立于中央，其节度使是安、史的旧部，所以特别注意盘查。朝臣们鉴于宰相被刺，更担心自己的生命，以至不敢天亮前上朝。宪宗在御殿久坐，朝臣还没有到齐。兵部侍郎许孟容上奏宪宗：“自古未有宰相横尸路隅而盗不获者，此朝廷之辱也。”他还奏请以裴度为相，诏示天下，搜捕贼党，并标出高赏格，“获贼者赏钱万缗，官五品，敢藏匿者，举家族之。”于是大索京师，公卿家有夹壁墙者一律检查。可谓布下了地网天罗。

　　但就在这时，刺客好像故意要开一下官府的玩笑，写信给负责搜捕的左右金吾、京师地方官说：“勿急捕我，我先杀汝”。官吏们拼命搜捕，所获线索甚少。只有神策将军王士则等不知从何处侦知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派其驻京的军士张晏等刺杀武元衡。张晏等人住在成德军进奏院（成德军驻京的办事处），平时行为不端，早巳引起了官员的怀疑。宪宗命捕张晏等八人，由京兆尹裴斌、监察御史陈中师等进行审问。宪宗还出示了王承宗攻击武元衡，为吴元济开脱的表章，以示王承宗必与此事有牵连。即便到了这个地步，姑息王承宗之声，仍不绝于朝。有人请罢裴度，以安诸藩镇之心。宪宗大怒说：“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贼!”提升裴度为宰相，委以对淮西用兵的全权。藩镇把一个才干、谋略远胜于武元衡的人，推到了历史舞台上担当大任。

　　张晏等五人经审讯后斩首，与其有关系的十四人也被杀掉。但事情是否这么简单，有人怀疑。唐宪宗却着眼于安定人心和威慑藩镇，决定先杀了再说。

　　八月，唐军节节胜利，战斗在东都洛阳附近进行。这时李师道派驻东都的留后院驻东都办事处内异常繁忙。各类人从淄青道络绎而来。由于是节度使的公开使者，李师道与朝廷又未公开抓破脸，守城的官吏不敢对这些人进行盘查、讯问。为了防备淮西兵进犯，唐军主力驻扎在伊阙，东都城内空虚。李师道的留后院内聚兵达百余人，他们奉命焚烧东都宫阙，纵兵杀掠，也就是进一步实施李师道牵制唐军的计划。这些人杀猪宰牛，准备第二天发动突袭。有两名留后院中小将到东都留守吕元膺处告发了这一阴谋。吕元膺吓得出了一出冷汗，立即命人把伊阙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包围了留后院。留后院内这伙亡命之徒拼死突围。唐军竟不敢紧追，只是远远跟着，目送群贼身影隐没于城外嵩山的密林之中。

　　东都的百姓被吓得人心惶惶。由于东都守军兵少力弱，吕元膺不得不坐在皇城门上，做出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进行指挥，以安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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