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风家教_傅雷著；傅敏编_9787547611906

　　本书深入研究傅雷的家庭、家风、家教，从七个方面精心选择文章，编成《傅雷家庭家风家教》，力图从多方面多角度来体现一个完整的傅式教育体系，为现在提倡的家风建设提供一个有益参考。

　　《傅雷家风家教》：
　　题为《傅雷家书》的一曲交响乐章梗本泰子1966年9月3日凌晨，傅雷与夫人一起在家中卧室悬梁自尽。在这之前的8月30日深夜，一群红卫兵冲进傅家，搜寻了三天三夜，找出了所谓傅雷的“反党罪证”。面对曾经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傅雷，红卫兵们的追究自然是毫不留情，加上其子傅聪流亡英国，对傅雷的批判更是变本加厉。枉受不白之冤的傅雷心中那种悲愤和绝望之情，我们可以从他留下的遗书中痛切地感受出来。正是那个冷酷无情的世界将这个对艺术和人生极其忠诚的文人逼上了绝路。
　　身处异国的傅聪得知双亲的死讯，是在两个月之后。在纷至沓来的记者面前，傅聪缄默不语。只是在一次音乐演奏会上，傅聪面对观众说了这样一句话：“今晚我演奏的曲目，全部都是我父母的生前所爱。
　　”“文革”结束后，傅雷夫妇的名誉得到恢复。1979年，傅聪回国参加了为双亲举行的追悼会。而这距他流亡英国，时光已经整整流逝了二十个年头。傅雷与他的时代《傅雷家书》自1981年在中国首次出版以来，保持了二十多年经久不衰的发行纪录。2003年1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最新版本，其中收录了傅雷家书161封，夫人朱梅馥的书信39封。本书从中选译了傅雷的书信60封和朱梅馥的书信14封。
　　傅雷的这些家信，最早写于1954.年。傅雷借儿子出国留学的机会，将自己的内心世界用书信的形式，而且是面对亲人，因而也是以最直截了当、最不加掩饰的形式吐露出来，从而留下了他十多年来的这一段精神轨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罕见的例子。
　　在中国，傅雷以法国文学翻译家著称。在既没有电视也没有因特网的时代，一般大众对外国缺乏了解，向他们介绍外国文学也非易事。因此傅雷的工作就不仅仅是局限于语言文字上的翻译，还必须对外国的文化、风俗也加以考证，并对当时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做出分析，也就是说扩充到了学者和艺术批评家的领域中去了。从本书中所收录的书信中也可以看出，傅雷的学识涉及文学、艺术各个领域，他称得上是一个精通东西文化的思想家，并拥有一个极其丰富的精神世界。
　　傅雷于1908年出生于江苏省南汇县（现上海市南汇区）。由于父亲傅鹏飞英年早逝，母子相依为命，傅雷的幼年时代过得相当寂寞。母亲李欲振将全部心血都放在了儿子身上，而且因为望子成龙心切，据说有时态度还相当粗暴。日后傅雷对待自己的长子傅聪也极其严厉，有时甚至动手，也许和他自己幼时的经历不无关系。
　　傅雷跟随家庭教师熟读了四书五经之后，转入了上海市内的学校读书。他先后就学于徐汇公学、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并于1926年考入了上海持志大学。但傅雷不满于该校的教学内容，翌年在姑母傅仪和表兄顾伦布的帮助下，终于说服了母亲，得以顺利赴法国留学。这段留学经历培养了傅雷丰富的西方文学艺术的教养，对他的人格形成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8年秋傅雷进入了巴黎大学文科学习，同时还在卢浮美术史学校学习西方美术史。在当地傅雷接触到了许多中国留学生，并与许多日后成为中国文艺界重镇的人才私交甚厚。在他们中间，就有中国美术界之翘楚刘海粟。傅雷常和刘海粟等人一起去各种美术馆参观，加上与巴黎美术界人士的交往，使他得以对西方美术有了一个较为准确的理解和认识。
　　除了美术，傅雷对西方音乐也抱有极大兴趣，不时去聆听音乐演奏，观赏歌剧表演。有一段时间，傅雷还爱上了一个法国女子。恋爱的烦恼，加上思乡之情和对未来的不安，傅雷患上了“青春期的、浪漫底克的忧郁病”（见1954年8月11日致傅聪函）。就在这个时期，傅雷阅读了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深为作品中描写的“英雄”形象所打动。贝多芬战胜艰难困苦的人生，并创造出无数不朽名作的坚韧毅力，成了傅雷的精神支柱。而这段经历还使傅雷日后翻译出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的名作。
　　傅雷在法国的四年间，虽然最后没能拿到文凭，但这段留学生活培育了他对西方文化艺术的爱情和理解，对他的后半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1931年傅雷回国后，担任了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办公室主任，并教授法语和美术史。但是生性耿直、直言不讳的性格，令傅雷常常与他人发生冲突，这段教师生活并没能持续多久。傅雷从十七八岁起就尝试过小说创作，因此这段时期他曾经希望自己以文笔成名立业，并一度致力于美术批评。他和友人一起创办了艺术杂志，并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文艺评论文章。
　　但在战乱逐渐升级的年代，文艺批评实在难成气候，傅雷渐渐将精力转到了文学作品的翻译上。
　　傅雷在留学期间就已经显现出了出色的法语能力。凭借着极强的语言才能和深入细致的调查考证，以及对译文的反复推敲，傅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罗曼·罗兰、巴尔扎克、莫罗阿、伏尔泰等著名法国作家的三十多种作品，都是通过傅雷的翻译才得以在中国广为人知。而其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中文译本，日后被文化史研究者推选为“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之一（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令作者罗曼·罗兰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作，作品主人公是一个音乐家，在他身上有着贝多芬的影子。傅雷历时五年翻译了这部巨作，于1937年出版了第一卷，而第二卷至第四卷则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的1941年出版。作品主人公克服种种困难成长为一个出色的音乐家的历程，以及字里行间显现出来的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理念，深深打动了当时的中国学生和知识界人士。作品中所描绘的“英雄”形象——那种身负时代的艰难困苦，献身于社会和全人类的伟大精神，得到了在侵华日军蹂躏下的中国人民的广泛共鸣。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傅雷自1952年起开始着手重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从中也可以看出这部作品在他心目中的分量之重。而正如本书中的书信所提示的那样，由于儿子出色的音乐才能，这部作品又从另一个角度成为了傅雷的理想和希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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