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的江湖；大人物的党与仇》选取近代史上风云际会，分分合合的十几对人物，爬梳、解析了他们从相识到合作，一直到分道扬镳的人格轨迹，从二人关系梳理历史脉络；从国学角度，解读个人命运，发现人格高下，有独特的阅读价值。作者国学造诣深厚，文笔流畅，可读性强，既可做历史读物，也是人生励志读物。
★《两个人的江湖；大人物的党与仇》选取了民国时期颇具影响力的一些大人物，他们有的起自草莽，有的源于旧朝，更多的则是新潮派。从二人关系的交集中对照各自跌宕起伏的人生，勾勒了一个刀光剑影的政治江湖；以两个人的恩怨，叙写了一个时代的历史。
★看民国的那些人，聊民国的那些事，反观当下，必有所悟！
江湖一分为二的多种可能
余世存
朋友观澜拿来《两个人的江湖》，希望我为之作序，我犹豫之后又答应了。
说犹豫，是因为这部书摘选近代史上的人物多是人们熟悉的，风格虽较为浅近，但不乏深意，我相信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再让我来饶舌实在有点多余。王闿运与杨度、梁士诒与杨度、朱启钤与雍剑秋、吴长庆与袁世凯、宋教仁与赵秉钧、章太炎与袁世凯、梁启超与章太炎、章太炎与孙中山、陶成章与孙中山、陶成章与陈其美、陈其美与蒋介石、何应钦与陈诚……，这些题目列出来都可供人说道说道，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近代史的新角度，即从两个男人的角度来看历史。
通读全书，可以说这是作者以人物比较的方式为我们串起一段段的近代史。近代史在当代国人视野中的面貌，是支离的、不充分的，它的流布远非均衡，人们对它的认知仍是局部的、有限的。这也是为什么民国热多年，我们身边罕有“民国范儿”。我们热衷于谈论历史人物，我们自己却比谈论的历史人物矮小得多。因此，无论今天我们社会的“国粉”有多么广众，即使主流研究者和民间近代史爱好者们，也多把历史想当然化了，他们很少同情地理解历史人物。
南方朔曾说，民国史的残余问题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历史问题，将它变成历史问题，预设了历史的动荡还要继续。这话值得一切近代史的研究者和读者注意。
其实，近代历史的残余远不止政治，还有思维本身。我曾经说过，阴阳两仪是中国文化特别突出的范畴，以之看历史江湖，不仅蒋与毛是一对阴阳，鲁迅、胡适是一对阴阳，虚云、弘一是一对阴阳，一切历史舞台上剩下两人互动、对决、较量的情景都可看作阴阳两仪的显明和成全。只是我们很少认真看待这两个人的江湖跟中国史、跟我们个人之间的联系。
把世界一分为二不仅为中国文化独有，也是其他文明生存的重要方式。天地、男女、春秋、时空、东西之争、南北之争、城乡之争、中心与边缘之争等等，都说明一分为二现象和思维的无处不在。问题在于，东西方文明都很早地意识到，一分为二后的世界是需要二的和合，即中国人说的孤阳不生、孤阴不长，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但托名孔子的《易经系辞传》第一句即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将尊卑赋予二元世界的结果，是认定了二元世界中具有绝对的善恶或忠奸价值。自秦汉以降，千百年来的中国人就在华夷之辩一类的二元思维中依附、势利、斗争，或崇或卑、争强好胜、重男轻女、扶阳抑阴，等等。
直到宋朝，中国的上层精英才在思想意识中明确，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伪，有反必有仇，仇必和而解；直到明代，民间流传的《三国演义》中才明确，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正是宋明以降，中国人更变本加厉地在二元世界里加强“一元化领导”，存天理而灭人欲，饿死事小而失节事大，仇必仇到底，等等。
这样的二元思维，不仅导致一元化的绝对权力，而且导致忠奸善恶思想的无处不在。由此，在历史叙述中，忠奸、善恶、好坏也成为一元化的主线贯穿一代代人的心中。于是，在主流和民间，在庙堂和江湖，在都市和乡村，在学院和民科、上头和下级、西方和东方之间，后者基本上只能充当前者拙劣的募仿者，后者只能作为前者的应者虫而存在，后者只能以说书人或听书人的身份存在。老子说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但在二元思维中，二元相仇的结果是让一坐大，出现一的反动，而三和万物难以生长。
反观当今世界，二元政治思维早已为科学人文等现代思维取代。世仇的英法、德法等国家不仅学会了和平共处，而且结合成为一个人类的共同体。美国南北战争中生死相抗的士兵们则在相邻的墓地安息；即使“南方奴隶主阶级的军事帮凶”“反动头子”罗伯特？李，今天也在为美国人纪念；而华盛顿总统的庄园，今天仍保留着他的精美居室以及他的奴隶们粗陋的生活实物；等等，对真实的尊重而非对其中一元的尊崇，才是他们的社会今天发达而文明的深刻原因！我们可以想见，“两个人的江湖”在我们这里绝不是历史问题，将其变成历史问题，表明“历史的动荡还要继续”。
我最终答应为《两个人的江湖》写点儿什么，是意识到观澜在本书中涉及的问题值得每一个人注意。即使江湖世界只有两个人，这两个人的结局并非只是你死我活的；而我们读近代史和本书也能知道，江湖世界远非只有两个人，世界不仅可以一分为二，还可以一分为三，一分为四。我们只有对其中的每一种存在都抱持相当的理解，我们才有更大的智慧去应对生活或“历史的动荡”。
是为序。
自序
民国时代，肇始于1912年1月1日。这一天，孙中山在混沌动荡中就任临时大总统，正式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从此，民国时代开始了。此后，帝制共和几经反复，独裁民主相互角力，直至38年后“蒋记民国”倒台，民国时代便匆匆结束。
真可谓，骤然而来，骤然而逝。
然而，在这短短38年里，民国却涌现了一批响当当的人物。
这批人物，有的起自草莽，有的源于旧朝，更多的自然是新潮派。出身各异，职业不同，尽管都挤在同一面“推翻帝制，缔造共和”的革命大旗下，嘴上大声说着新潮时尚的词，然而，很多人的心底终究怀着中原逐鹿问鼎天下的旧梦。
于是，适才诅咒帝制的人，转身坐上了龙椅！昨日大骂军阀者，眨眼又成了军阀！
就连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其倡言人权，却要廖仲恺等革命党人，按手印宣誓将其个人性命完全交付给自己，一起去干中国的民主事业。
英雄乎？奸雄乎？抑或枭雄耶？
王道乎？霸道乎？抑或无道也！
民国那些人物就这样纷纷登场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他们或结群为党，或三两为友。结党者未必能同仇敌忾，为友者自然不能全都终保友谊。
为友为仇，全看当时社会的情势。
当然，无论身为同志最后分道扬镳，还是先为朋友最终割袍断义，都在晚清民国的动荡年代或官场江湖里留下两个人清晰可见的人际脉络。
顺着这一条条人际脉络，我们便可在纷乱糊涂中找到一个不糊涂的民国。
于是，便有了这本书的诞生。
江南
2014年5月15日于一止斋
江南，原名叶观澜，传统文化学者，国学名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众多高校国学班客座教授，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心主任、安徽新华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
师徒两代帝师梦——王闿运与杨度
争宠斗法反被圈——梁士诒与杨度
政商勾结而知进退——朱启钤与雍剑秋
贵人相助成就一世枭雄——吴长庆与袁世凯
书生政治与走狗政客——宋教仁与赵秉钧
“国士病”VS“帝王术”——章太炎与袁世凯
民初政坛两支笔——梁启超与章太炎
文章家与革命家之风马牛——章太炎与孙中山
同志容易同道难——陶成章与孙中山
同室操戈两政敌——陶成章与陈其美
一门显赫两兄弟——陈其采与陈其美
相互成全不了情——陈其美与蒋介石
花自飘零水自流——陈布雷与邵力子
领袖身边两对头——何应钦与陈诚
半世纠缠一首诗——马君武与张学良
《两个人的江湖；大人物的党与仇》：
梁氏进入交通系统，同样源自于袁世凯对他的赏识和唐绍仪所给予的信任。
追溯起来，交通四政还是在李鸿章等人扶持下由盛宣怀一手操办起来的。李鸿章死后，袁世凯承其政治衣钵，为培植北洋实力集团亟需掌控财源，于是便变着法子从盛宣怀手中接管了李盛二人联手创下的所有近代实业，交给自己的亲信主导。
在各类实业中，交通四政办得最有成效，而四政之中，前期尤以铁路营运获利最多。所以袁世凯接收后便举荐亲信唐绍仪为邮传部铁路督办大臣，统管京汉、沪宁、道清、正太、汴洛五大铁路。至于具体事宜，唐绍仪则全面放权给助手梁士诒，不久清廷在邮传部专设五路提调，由梁出任，至此梁士诒的管理才能和理财本领得到进一步展现。
早期中国的铁路多为列强把持不放，除了铁路运营本身能产生的巨大收益外，还可以打通攫取中国利权的路径，获得超出经济范畴的政治权益，带动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扩张。因此清廷所谓的督办也好，提调也罢，实质上是替洋人打下手。但梁士诒接手路政之后，接连砍了三板斧，一举改变了这种弱势局面。
第一板斧：对外交涉，收回主权，通过发行公债，还清借款，从比利时人手里赎回京汉铁路1300多公里的路权。
第二板斧：设立交通银行，解决以往借款办铁路、由外国银行分储汇划造成损失的弊端。
第三板斧：增筑铁路，扩展线路，清理积弊，增加收益。梁前后主持路政四年，铁路由五路增加京奉、广九为七路，后又再筑津浦、吉长、株萍扩展为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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