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船是水下考古研究的重要物化载体，沉船又是舟船起源与发展研究的极为重要考古资料，同时沉船又为探索海洋贸易与文化交流路线提供了科学支撑。本书不但讲述了我国近些年海洋考古的诸多新发现与新成就，而且作者通过研究这些海洋遗迹对中国海洋文化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海洋经济是人类海洋文化发展的根本宗旨与核心内容”等重要观点，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揭示了这样的“海洋文化”对历史的深刻影响。
本书分为三篇，即：舟船起源与航海技术，船货贸易与四海航路，诸蕃融合与海洋中华。
《海洋遗产的考古与历史探索》付梓之际，作者吴春明教授嘱我作序。春明是中国考古学界从事水下考古、海洋文化遗产、海洋史研究卓有成就的学者，此前他曾有多部学术专著出版，在学术界影响广泛，本书是作者近期推出的又一部力作。
人类的海洋活动离不开舟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吴春明教授把舟船起源与航海技术作为本书的切入点，而舟船起源与航海技术研究又涉及诸多学术领域。因此，这一研究要求学者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深厚的学术积累。春明为考古学科班出身，他长期学习与工作的厦门大学是我国海洋文化研究的重地，他在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之下，二十多年来一直从事着与海洋文化相关的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而且他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展，其“扩展”涵盖了两个层面的学术内涵：一是学术研究空间的“扩展”：他首先对中国东南地区、华南地区史前与先秦时代考古学文化进行了广泛研究，继之从陆地走向沿海，成为中国水下考古的最早参与者，从渤海湾绥中三道岗到东南海滨的连江定海、东山冬古等水下考古现场均留下了他科学实践的身影。尔后他又把自己的研究领域从中国沿海延伸至海洋。二是学术研究内涵的“扩展”：舟船起源与航海技术研究涉及考古学、历史学、海洋学、地理学、气象学、天文学、物理学、航海学等诸多学科，从本书可以看出，吴春明教授较好地运用多学科结合方法，从而开辟了中国考古学学者在舟船起源与航海技术领域研究的先河。
沉船是水下考古的研究的重要物化载体，沉船又是舟船起源与发展研究的极为重要考古资料，同时沉船又为探索海洋贸易与文化交流路线提供了科学支撑。春明多年的沉船水下考古经历，使之积累了丰富的相关考古学资料，以及对水下考古资料的深刻理解，在此基础之上，他对沉船的货物遗存给以极大重视。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作者对海洋文化本质有着精辟独到的见解，正如本书所说的那样：“海洋经济是人类海洋文化发展的根本宗旨与核心内容，从史前时代到近现代历史，人类的海洋经济活动源远流长，从史前人类认识海洋、利用海洋的原始海洋经济探索，到历史时代的腹地经济、港市集散、海洋交通到海外市场构成的海洋经济贸易体系形成，经济史是海洋文化史的核心篇章。沉船船货遗存的时空分析、源流研究，是考古学探索古代海洋经济贸易轨迹的根本途径。历代的航路格局与变迁既是航海技术史的体现，同时也是古代海洋经济活动的实践结果。”现在我们所说的“一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等称谓，就再清楚不过的说明了人类经济活动是海洋文化的本质。
但是本书的关键不在于揭示上述人类经济活动历史过程与现象，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提出的以人类经济活动为基础的海洋文化所派生的“文化”对历史的深刻影响。这样提出的问题，不是“主副颠倒”，而是人类历史研究中的“由表及里”。长期以来水下考古仅仅停留于科学的“描述”阶段，这一方面是学科发展阶段性的局限，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考古学研究中存在的“重物轻人”、“见物不见人”现象。比如，对于“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水下考古研究中，学者重视对“陶瓷”、“沉船”等贸易货物与运载工具的研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对于因“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而导致的对人类文化自身变化的深层次历史问题，似乎探讨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这种看似“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的“副产品”，恰恰是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不可想象，没有“海洋文化”，今天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海洋文化”之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同样具有十分重要历史意义。正是基于此，春明多年来以考古学（包括水下考古）、历史学与民族学的综合研究为基础，探索、挖掘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海洋文化因素，对包括历史上舶来的建筑、墓葬、宗教、艺术、技术、器具、物产等海外文化对丰富与发展中华文化内涵的贡献，考察土著（夷越）生成、汉人传承、诸蕃融合、欧风东渐、海外迁徙的中华海洋族群的历史发展脉络，这些应该是吴春明教授对海洋文化研究的重要贡献。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地处东亚，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发达的以农业为主的生业系统，但是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海洋与陆地同样被视为国家的整体，作为古代国家缩影的秦汉至明清王朝的都城及其宫城之中“太液池”、“四海池”配置，充分反映古代政治家把它们作为国家空间有机组成部分的政治理念。考古发现证实，早在先秦时代，从东亚经过南亚至西亚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存在。《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南海航线最远可达印度南部东海岸之唐契普拉姆（Conjevanam）。中国境内的汉代番禺、徐闻、合浦、交州等地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早期港口，其中番禺尤为重要。谈到海洋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人们就会想到明成祖朱棣于永乐三年派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其实早在郑和下西洋之前620年，唐代航海家、外交官杨良瑶就以“聘国使”身份携带判官和国信、诏书，率外交使团（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云阳镇小户杨村的“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碑文），乘风破浪从中国东南沿海、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最后抵达远东伊拉克，完成了其海上丝绸之路的外交之行。进入宋元时代，中国的航海与造船技术已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只是历史发展到西方工业革命与殖民时代、中国古代社会的末期，海洋成为西方列强炮舰入侵中国的“大道”。“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盛世之路”，当今“一带一路”的提出，是新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需要走向世界、世界更希望走进中国的时代要求。本书从历史上阐述的海洋文化之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必要性与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必将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一带一路”重大意义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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