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钤与北京中山公园
上海的黄浦公园建于1868年，也叫外滩公园，向来被认为是上海乃至于全国的第一座公共园林（public park）。其实，黄浦公园是当时工部局建造为洋人游乐的公园，而不是对一般中国人开放的，直到1928年6月才面向公众，因此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座中国公园。
中山公园开放于1914年10月10日，从第一天就对所有的民众开放，因此北京中山公园才应该算得是中国第一座真正的公园。
中国古代讲究左祖右社，中山公园位于故宫的右侧，位置正是原来社稷坛。自1913年起，中山公园就开始了筹备工作，经过了近一年的修整清理，终于以“中央公园”之名在1914年正式开放。
说到中山公园，必须提到曾任北京政府的内务总长、交通部总长并代理过国务总理的朱启钤先生。朱启钤先生字桂辛，号蠖公，贵州开阳人。他是民国很有名的政治家、实业家和古建筑学家，同时，他也是个很具两面性的人。一方面，他曾是民国后陆徵祥、赵秉钧内阁的总长，1915年又成筹安会成员，是拥戴袁世凯称帝的积极分子，洪宪称帝失败后曾被通缉；而另一方面，他又具有非常强的民主和民生思想。他积极主张旧时的皇家园林对外开放，让普通百姓享受到城市的园林生活；是他提出了“公园开放运动”，要将城市的一部分山水园林化。他懂古建，中国营造学社就是他创建的，梁思成、刘敦桢都是在他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的，而中山公园正是在他的这种思想下实现的第一个城市公园。 1928年北伐成功后，当时第一任北平市长何其巩将中央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北平沦陷时期又恢复中央公园原名，1945年光复以后再改为中山公园。
开放前的中山公园十分凋敝破败，除了社稷坛之外，里面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么多建筑和设施。一进来南门便是大片的空地，进了戟门就是社稷坛，后面是拜殿，其他建筑很少。清末的社稷坛非常荒芜，太监为了捞些“外快”，甚至在里面擅自豢养牛羊谋利。在清理时，可以说是杂草荆棘丛生，粪便到处皆是，于是朱启钤动用了大量的民工和北洋军队清除。
中山公园自开放以来最大的特色就是集中了民国初年的建筑思想， 1914年开放后，陆续按照朱启钤的思想在它的西南部设计了水榭和唐花坞，周围有假山，前面有个很小的湖，这都是社稷坛里原来没有的，也是朱启钤城市园林化的体现。例如唐花坞就是中西合璧的建筑，最能代表典型的民国建筑。此外，朱启钤也从其他地方搬迁了许多建筑到中山公园内。如圆明园在焚毁后，遗留的兰亭八柱被整体搬迁至公园的西南部。再有就是把兵部街鸿胪寺里的习礼亭也拆了落架，整体搬迁到中山公园靠中轴线西南一点的地方。1918年还从河北搬来了北宋的石狮，放在了坛门外。公园的董事会建在公园的西庑，朱启钤还一度在北部的大殿建立了公共图书阅览室。中山公园的每一处，无不渗透着朱桂老的心血。
今天一进中山公园南门，就会看到一座汉白玉的牌坊，这座汉白玉的牌坊是很有来历的。它原来在东单大街的西总布胡同路口，叫“克林德碑”或者叫“克林德坊”。1900年庚子事变时，德国驻中国公使克林德坐着轿子经过东单，遭到清军虎神营的射杀，被虎神营当场打死。克林德这人在八国联军中地位很重要，也很跋扈。虎神营敢于对他开枪也是受到当时端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大学士徐桐这些极端顽固派的指使。当时两派的斗争很激烈，像朱祖谋等就非常反对这种极端而违犯国际公约的做法。由于“拳乱”的原因，八国联军公然践踏中国主权，这当然是一种侵略。但是在进行外交交涉中，对公使开枪也是违反国际惯例的。这一事件轰动世界。射杀克林德以后，八国联军尤其是德国在赔偿要求之外，提出建一座克林德纪念坊，上面题字就是“克林德坊”，建成后当时的醇亲王载沣（当时还没有摄政）亲自到克林德坊致祭、谢罪。
从1901年到1918年，克林德坊在东单北大街上立了十七年时间。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立在中国的这座牌坊自然成了中国人的耻辱，刚好中山公园开放不久，于是就把克林德坊移到了中山公园南门内。将“克林德坊”改成了“公理战胜”四字。
原来在1914年中山公园刚开放的时候，这个牌坊的位置原有个大理石的亭子，这也不是原来社稷坛有的，而是按朱启钤意见建造的，亭柱上镌刻有格言。这种格言亭或格言碑，朱启钤本来计划在北京建八个，但后来只建了两个，一个在东单的西北处，一个建在中山公园南门处，这是朱启钤动员军火买办、实业家、慈善家雍剑秋出资捐建的。雍剑秋在1918年之前住在北京，后来移居天津，至今马场道有他的故居。朱启钤在马场道也有住宅，我家从20年代后每住天津也是住在马场道，与朱家和雍家父子两代（雍剑秋、雍鼎臣）都有过从交谊。
这个格言亭是八角形的，完全是仿西洋式建筑，也最能体现民国初期的风格和朱启钤的建筑理念。后来要给“公理战胜”坊腾地方，于是就将整个格言亭搬到了中山公园东北部，如今天进东门不远就能看到，这个格言亭还在。但是在“文革”中把格言亭的八条格言都磨去了，这八条格言有孔子、孟子、子思、岳飞、王阳明等语录。
中山公园的水榭建于1917年，建成后经常在那里举行画展，例如1935年举办了轰动北平的张大千个人画展。那正是张大千意气风发的时候，也是在此邂逅了女艺人杨婉君，后来因此而成为了他的如夫人。水榭一年到头不断举行画展，湖社、松风画会、齐白石、陈师曾、徐燕孙……1947年还在那儿举办了一次大型的北京画家联合画展。
1949年以后，那儿也还经常举行画展，我小时候经常在水榭看画展，不但有中国画展，也有西洋画展。“文革”前夕，水榭举办的最后一次画展是在1966年3月—“德国五百年名画展”，其中还有丢勒的作品，因此记得特别清楚。我那会儿上高中，利用中午时间在中山公园瑞珍厚吃了午饭，一个人去看德国五百年名画展。3月中旬春寒料峭，中山公园一个游人也没有，水榭没有暖气，冷得不得了，寒气彻骨，也正像当时的政治环境，正是山雨欲来之时，印象非常深刻。
中山公园有四处重要茶座，东南部最著名的是来今雨轩。为何叫来今雨轩，用的是杜甫的《秋述》诗前“旧，雨来，今，雨不来”的典故，今雨喻意新朋也。来今雨轩是典型的民国式建筑，红砖房、歇山瓦顶，有廊柱，周围有廊子，房内有地板和护墙板，半中半西。来今雨轩是1915年建成，为的是便于公园董事会活动。匾额是徐世昌写的，署名是“水竹村人”。一开始是饭馆，分中西餐，中餐是淮扬菜，西餐是英法菜，但西餐生意不行，不久就关张了。中餐生意却还好。最著名的是中山公园的茶座儿，在半中半西建筑外面搭了很大的罩棚，罩棚底下能放几十张茶桌。
如果说，民国时期北京有一个地方是各个领域的名人都曾留下过足迹的，那么无疑就要数来今雨轩了。民国的大总统，国务总理，各部总长、次长等军界政界人物；无数文化界、金融界、实业界人物，只要来过北京的，几乎无不到过来今雨轩。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王国维、鲁迅、钱玄同、郁达夫、徐志摩，包括到中国访问的泰戈尔等无一例外都到过来今雨轩。30年代末的北平沦陷时期，有一个不太出名的京味儿小说家叫耿小的（耿小得有一米八五的个子，很高，秃头，我在1988年还曾见过他）曾说过一句话，他说，来今雨轩是什么地方？那是“小国务院”，真是一语破的。在来今雨轩可以讨论国是，可以谈论艺术。张恨水的小说《啼笑因缘》基本上是在来今雨轩写完的，鲁迅翻译《小约翰》也是在来今雨轩完成的。
来今雨轩在旧址营业到80年代末，在那里经常可以遇见熟人，时不时就见有人起来握手寒暄，有时也能碰见多时未见的老朋友。来今雨轩的人员最庞杂，旧派新派参半；政界、金融界、艺术界各方面齐集；老中青都有，保守的、时尚的融为一体。当时游览的地方没那么多，中山公园又是所有公园中开放最早的，而且从位置来说是城市的中心。来今雨轩的茶座是春夏秋三季，没有周六日之分，永远红火，但到冬天就撤了。
除了来今雨轩，迤西墙一带，还有长美轩、春明馆、柏斯馨等三处茶座，董事会也在西边，当时朱桂老在开董事会之余，也常在这些茶座上坐坐，会会朋友。
我的曾伯祖次珊公1914年被聘为清史馆长，自然被朱桂老视为前辈。50年代桂老住在东四八条，我家住在东四二条，他的哲嗣朱海北（乳名老铁）夫妇与我祖母一辈也是往来不断，其文孙朱文相曾是中国戏曲学院的院长，与我更是非常熟悉，可惜英年早逝。文相的夫人宋丹菊是四小名旦之一宋德珠的女儿，也是熟人。不久前在故宫参加纪念朱家溍先生百年诞辰，又见到了文相的公子，我家和朱家可以说四代的交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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