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学者，也许是大学教师重要的职业期待。然而，随着高等教育制度的变革，特别是聘任制度、科研资助制度的变化，使成为学者之路增添了更多未知和不确定性。在这一背景下，“青椒”、“工蜂”等关于大学教师的热词不断涌现，在诸多戏谑、调侃和自嘲中，这些隐喻及对这些话语的再实践突显着大学教师在职业道路上遇到的种种制度壁垒和个体心境。那么，大学教师理想中的学术工作该是如何？变革中的我国高等教育生态对大学教师的学术工作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大学教师又是如何阐释和理解这些制度变革的？大学教师个体采用何种策略应对制度要求？本书通过大量访谈，勾勒出高等教育急剧变革的当下中国大学教师的群像，对典型个案的深描与理论分析相结合，也为未来学术工作管理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实证基础。
成为大学教师是一场的“鲁莽的赌博”吗？
大学教师工作，在国际学术界是一个热门关心的议题。但大学教师工作酸甜苦辣的丰富个体体验以及这些体验所揭示的高等教育全球发展及制度变革等诸层面的张力，却鲜有全面深入的探究。本书不仅对全新的理论发展进行了清晰的梳理与澄清，更在一个独特的情境脉络中运用、发展，并予以丰富。大量的一手资料，反映出其研究结论与观点的扎实且真实可信，展现出强烈的地域性与时代特征。辅以中国的实证数据与国际高等教育理论的对话，为未来此领域的研究打开了诸多可能。
1919年，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基于德国和美国大学教师的职业状况，为青年学子做了“以学术为业”的演讲（韦伯，1998）。在演讲中，韦伯认为大学教师需要将科学探究作为自己的“内在志向”，坚持“为科学而科学”的态度，最终达到“头脑清明”的目标。但从当时大学教师工作的外部条件来看，从事学术工作是一场“鲁莽的赌博”，他建议青年在决定从事学术工作之前要慎重考虑。在近百年后的当下中国，大学教师的职业状况如何？对中国的青年来讲，从事大学教师的工作是一场“鲁莽的赌博”吗？
大学教师是以大学组织为依托，专业化、系统化地从事学术探究相关活动的职业群体。他们从事的与学术相关的活动被称为“学术工作”（Academic Work）。近百年来，志业追求上的吸引力与职业环境的变化共同型塑着全球大学教师的工作生态。作为一种内在志业追求的学术工作，经历了工作内容与工作责任的不断拓展，大学教师不仅要承担学者与教师的双重责任（韦伯，1998），还要担负起科研经费筹集与管理、科研团队合作与协调、社会服务等责任。同时，学术工作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也不断彰显。但是，与学术工作重要性提高相矛盾的是——学术职业的工作环境（如工作稳定性、经费支持、社会声誉、专业自主等）却面临重重危机。
在中国，大学教师的聘任制改革、本科教学评估以及“产、学、研”结合等大学管理变革给大学教师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一系列变革体现了“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思潮中强调“仿市场竞争”、“多样化资金来源”与“表现性评估”的管理理念。这种新公共管理的思潮与中国原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文化结合起来，呈现出混杂治理的形态。在这一政策变革背景下，本书关注： 中国大学教师如何理解当前学术工作的内涵和执行？哪些因素影响中国大学教师学术工作的感知？中国大学教师采取哪些策略应对管理变革的要求？
从这些问题出发，本研究选取两所案例大学，在综合考虑了学校层级、学科、职称等因素的基础上，对32名大学教师进行了深度访谈。本书在梳理已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围绕学术工作的内涵、执行和感知三个方面形成概念框架。在实证研究中，受访者的阐释和理解丰富了这一概念框架，并为学术观、学术工作感知、学者应对策略等提供了本土理解。
本书共五章内容。第一章明确研究背景，梳理和评述国内外与学术工作相关的研究，提出概念框架，明确研究问题，并对研究方法进行说明。第二、三、四章是研究发现部分： 第二章包括大学教师理想中的学术工作状态，现实中对学术工作的管理要求，以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大学教师采取了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第三章分析学术工作的优先次序和发展机会，并通过三个典型个案分析学术工作感知的调节作用。第四章关注学术工作管理，包括大学教师在不同学术事务中的参与权和发声权，不同大学教师群体参与学术管理的现状，进而讨论在中观层面上大学、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第五章总结本研究的发现，并讨论其理论贡献和政策建议。
李琳琳：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2013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获教育学哲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学术工作、大学课程与教学。阶段性研究成果散见于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高等教育研究》等国内外期刊。
前言
第一章 大学教师学术工作的时代境遇
第一节 全球学术工作管理的历史演变
第二节 我国学术工作管理的历史演变
第三节 学术工作的理论探究
第四节 研究问题、方法及概念框架
第二章 理想与现实的角力： 学术工作的内涵与执行
第一节 大学教师理想的学术工作
第二节 大学对教师的工作要求
第三节 大学教师的应对策略
第四节 本章结语
第三章 与变迁共舞： 学术工作的感知
第一节 学术工作的时间维度与优先次序
第二节 学术工作的发展机会： 收入、晋升与专业发展
第三节 个体的能动作用： 三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第四节 本章结语
第四章 学术工作管理
第一节 大学教师参与学术工作管理的事务差异
第二节 大学教师参与学术工作管理的群体差异
第三节 大学、市场和政府
第四节 本章结语
第五章 成为学者： 变革、坚守与不确定的未来
第一节 中国情境中的学术观
第二节 新公共管理对大学教师工作的影响
第三节 学术工作的感知、内涵与执行
第四节 学者的应对策略
第五节 学术工作的未来发展
参考文献
第一章 大学教师学术工作的时代境遇
任何一个职业的发展变化都与其所处的时代紧密相关，大学教师的学术工作也是如此。19世纪中期，英国大学教师的工作重点是教学，他们通过与学生共同阅读和讨论经典文献培养学生理性思辨的能力，通过与学生同吃同住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个性养成（Newman， 2012）。相比之下，当前美国或欧洲的大学教师工作任务种类繁多，他们既需要向不同的部门申请筹集研究经费，还要奔走于各国之间参加学术会议和科研项目，更要发表论文，出版著作以满足表现性评价的要求（Slaughter & Cantwell, 2012）。在我国，民国时期的大学教师在“西学”与“中学”之间穿梭，在救亡图存与启蒙民智间徘徊，很多教师在多所大学兼职，按教学课时数领取薪酬（商丽浩，2010）。建国后，大学成为单位制度中的“事业单位”，大学教师成为“体制内”的一个特殊群体。然而，随着我国各行业综合改革的深化，我国大学内部生态也在过去十年间呈现出多种样态。在这一背景下，本研究关注当前我国大学教师的学术工作呈现出哪些特点，这些特点又与学术工作管理的全球性演变以及我国大学教师的管理制度有何种内在联系。
第一节 全球学术工作管理的历史演变
从全球高等教育变革的历史来看，大学教师工作的管理模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其各自的特点。下文将分析传统管理方式下“同僚管治”的学术治理形态，以及当前“新公共管理”理念下学术工作的新特点，并重点讨论新公共管理理念影响下的学术工作效率以及国家、市场、大学三者关系的转变。
一、 传统管理方式下的学术工作
传统的大学治理强调“同僚管治”（Collegial Governance）。一方面，以洪堡（Humboldt）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大学是以“求真”为目标形成的学者和学生社群，学者的自治是大学有效运行的前提和基础（Nybom, 2002），形成了一种以“最少层级和最多信任”为特征的大学运行方式，在这样的大学中，自由地探究真理成为可能（Van Vught, 1989; Deem, 1998）。另一方面，学者在自身知识领域的权威性使得其他没有掌握专业知识的人员无法管理大学和学者（Fulton, 2002; Weber, 2008），因此，学者的自治有了双重的合法性基础。这种学者自治的管理模式称为“软”管理（Olssen， 2002），是一种依靠民主投票达成专业共识的分布式管理模式，管理活动由学者社群和学术领导组成，目标在于探究知识和真理。这种工作关系靠信任、道德约束和专业信念来维持。这一模式下的问责是基于同行评议和支持的专家问责。教学和研究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并且这些活动都由大学内部控制，研究是出于学者自身的好奇心，由学者发起和进行。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出现了“官僚科层”的治理形态。官僚科层治理通过制定严格的程序、法律和规章，规定了每个部门特定的权限，并加强了部门间的权限等级依附，形成一个层级分明、决策依赖于书面规定的办事机构（Weber et al., 1991）。Hall（1968）指出科层制有五个主要的特征： 1）等级权力。2）劳动分工。3）规则明确。4）程序明确。5）与个人无关。这一管理模式使大学人事、财政和教育内容等都在政府科层管制的规划之下（詹盛如, 2010）。
20世纪70年代以后，长期享受政策资助的大学同政府部门一起受到非议，同僚治理的管理形态因为无休止的争论和浪费时间受到抨击（Smith, 2000）。官僚科层模式也被认为无法处理快速变迁、信息爆炸、知识密集的社会经济体系（Hoogvelt, 1997）。政策制定者认为，大学应该建立起更有效和可行的管理方式（Lee & Piper， 1988），“以有效的管理来弥补减少的资源”（Trow, 1997）。
二、 新公共管理理念的引入
“新公共管理”是一种关于公共部门应该如何运行的理论思潮，这一思潮建立在公共选择理论对人类利己行为的假设之上（Kamensky, 1996）。相对于传统公共管理中政府是所有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监督者，“新”的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公共部门的管理者应该是企业化、私人化的管理者，他们应该模仿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价值和话语体系（Hughes, 1994; Denhardt & Denhardt, 2000; Kolsaker, 2008），它鼓励公共部门中的个人以机构的利益作为行为的最高准则（Whitehead & Moodley, 1999; Barry, Chandler & Clark, 2001）。“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原则是： 政府等公共部门应该关注公共服务的结果和产出，而不是提供服务的过程和规则。它认为采用私人部门的管理技巧有助于提高服务的效率和效能，市场竞争取代集中的科层管理才能使公共财政的“金钱价值”最大化（Meek, 2003）。
Grand 和Bartlett（1993）认为，新公共管理的主要特点在于：
1）消除科层管理中规则—服从的程序；
2）强调管理活运优先于其他一切活动；
3）引入仿市场竞争的机制提供公共服务；
4）评估工作者的工作表现（并鼓励他们进行自我监控）；
5）用结果问责的机制取代对所有细节都进行管理和控制的机制；
6）达到经济、效率和效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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