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场：中国与他者》是著名汉学家金丝燕教授的重要新作，“跨文化研究”丛书中的代表性成果之一。本书主要讨论了“文化转移”的定义和对中国当下跨文化研究的意义，指出所谓文化转移是由西方学术中心论的衰落造成的。特别是21世纪以后，西方的修辞学、阐释学、诗学三大学术支柱渐次衰落，对非西方国家文化的研究，回归到那个国家自己的文化材料上。作者由汉译佛经、法国早期对中国文学的关注、西方诗学对中国新诗源头的影响等专题研究，探讨了文化的转场实际上是不同文化内容和影响力的综合作用的个案性结果，告诫学术界，任何试图上升为理论的抽象的思想意义都要被警惕。
本丛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跨文化方法论研究”的首批成果，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承担执行，由承担北京师范大学2015年“跨文化方法论研究首期讲座”的10位中欧学者撰写。
跨文化学发端于北京大学，学科奠基人乐黛云先生，同时是我国比较文学专业的开创者，以往我国跨文化领域的学者大都集中于这个领域。在法国，由新一代汉学家金丝燕教授领衔，近年也开展了跨文化学科建设。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方法论研究首期讲座”，将跨文化研究向传统国学领域全面推进，强调将跨文化学与传统国学综合研究，让这门吸收世界前沿学问并提倡平等对话的学科在中国本土扎根更牢，同时也让中国历史文明和现代文化研究的成果通过跨文化的桥梁公之于世和交流于世。这种学科的转向是经过长期准备的。在“跨文化方法论研究首期讲座”中，乐黛云先生与法国顶级汉学家汪德迈先生、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家王宁先生和民俗学专家董晓萍教授等联袂，将跨文化研究由原已很有成绩的文学门类，推向中国古代哲学、传统语言文字学和民俗学等以使用中国思想材料为主的研究领域，使多元文化发展与跨文化学建设的整体关联理论付诸实践。令人欣喜的是，此观点得到了加盟讲座的中欧学的一致响应。因此，这套丛书的性质，也可以说，是在这批中欧教授的共同努力下，大家从跨文化对话的视角，在各自以中外不同角度研究中国国学的学术成就中，所精心提炼出的一部分研究成果。
自2016年起，经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的支持，“跨文化方法论研究首期讲座”将更名为“跨文化学研究生国际课程班”连续开办。继续出版这套丛书，是我们的心愿。我们希望它们能为跨文化学理论和方法论建设提供砖瓦，也期盼中外高校跨文化研究的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金丝燕，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获学士和硕士学位，1992年获法国巴黎索尔邦大学博士学位。法国阿尔多瓦大学（Universitéd’Artois）东方学系主任、教授，孔
子学院法方院长。法国国家行政学院（ENA）兼职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跨文化对话》杂志副主编，“远近丛书”法方主编。研究领域：中法诗学、接受研究、跨文化学。主要著作有《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中国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主体性》、《中国二十世纪女性文学》、《中国早期的期待视野：汉译〈大本经〉研究》等5部，主编研究论著7部，发表研究论文60篇。
总序I
导论跨文化研究与文化转移1
第一节佛经汉译：中国早期的文化接受26
第二节中国文学西渡：近代法国对中国的期待视野124
第三节中国新诗源：本在与外在168
跨文化研究与文化转移的定义
跨文化研究学科领域的文化转移，有四个问题框架。问题框架一，当整体性与精神性将成为21世纪的主流时，是继续严格遵循19世纪的思维模式界定下的学科领域架构，还是跨越学科界限，回归传统的整体性批评维度？
在19世纪以前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从古希腊开始，修辞学、诗学和阐释学一直是西方人文学科的三大支柱。随着19世纪工业文明的深人，学科极度细化后，这三大支柱逐渐淡出了大学高等研究和教学领域。其中，最早退出的是修辞学，阐释学继之，最后是20世纪中叶退出的诗学。
问题框架二，以词义无限伸延为特性的中国文本，如何不迷失在批评理论的术语中，而直接深人探讨文化的相异性？从《新青年》开始，中国批评家与翻译者大量地引进以破解文字为特性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去分析中国文学。
法国汉学家汪德迈从甲骨文（不受历史现象迷惑的甲骨文）入手，以思想史和汉学史两个学科交叉研究为角度，提出思想史与甲骨文专家不曾作出的假设：“周朝以前的殷朝文化，被周朝有力地抹杀。我们关于文字起源的所有神话传说，如仓颉造字、河图、洛书，都是周朝用来代替殷朝历史史实而造就的神话，《史记》不过是传承了周朝的文本。”汪先生的这项研究（成果），已交北京大学出版社。汪德迈认为，中国书写语言区别于世界其他语言的特点，是它的占卜起源。其他语言，无论是表音还是表意，都是语音和语意两种链接的自然语言，也就是说，除了中国语言文字以外，语音和语意是书写对口语文字的一种符号化。世界上只有中国的文字，语音和语意的链接是断裂的，语音有语音的系统，即口头系统是存在的，但中国的文字没有记录当时口语日常交流的信息源。中国的文字，产生于占卜史官与宇宙建立Xf话的记录。因此，中国文字是表意文字中独一无二的非自然语言。中国文字的这种占卜功能促使了中国式的阐释学的产生，这种阐释学尤其注重汉字文本分析。中国特殊的文字字源使中国产生了不同于西方的阐释学,因为中国书写语言本身是有力量的，中国文字是通过文字揭示事物隐秘性和启示功能的。西方的文字是被启示性的语言，被认为是不完美的，因对圣言来说，人的语言是不完美的，人的语言怎么能完美地阐释上帝的信息呢？因此，西方的文本理论有一个根本的使命，就是破解文字以期达到找寻和企及文字后面圣人的力量。西方的文艺理论就建立在这样一种与文字的特殊关系上，即破解文字的关系上。当我们看到近代马拉美要还文字本身以创造性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德里达提出的破解文字、拆解文字以及文字与文字之间有差源性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们理论背后，西方破解文字所带来的特点。而中国的文字与书写者的关系，则正好是相反的。每一个中国文字都创造一种可能性，书写者是通过记录文字去创造可能性，而不是破解文字去探寻文字后面的意思。可以说，中国文字的特点是，没有文字就不存在创造，这是由中国文字的占卜起源所决定的。
我们再回到第二个问题框架，当面对以词义无限伸延、无限可能为特性的中国文本时，用西方的破解文字的文艺理论框架去分析，批评何以可能？我们是否能进行批评？我们是否可以不借助西方的文艺批评理论呢？绝对意义上看当然可以，中国有其丰富的文艺理论体系。但在当今时代，要求我们所有的相遇者，带着中国的文本与西方文艺理论相遇，需要有两种能力。一是能深刻理解文本背后文化的能力，二是对他者有一种开放的、心平气和的能力。我们要看两种原本完全不同的批评体系，在什么地方成为相遇的可能。这就是我30多年来在法国做文学批评和诗学批评研究时，一直关注的问题框架。这种努力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果，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问题框架是引领我们研究的一颗星。不急于作出一个答案，整个研究过程很丰富。在这个问题框架下很可能就没有答案，也可能有人最后提出来说，还不如就各走各的路，不用相遇。所以，研究所遇的困难非常大。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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