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中宣部、出版总局联合推荐的“百种经典抗战图书”之一
堪比“南京大屠杀”的战争暴行
客观、震撼，生存绝境中的人性考验
三井、三菱、川琦、昭和重工……日本财阀奴役战俘、榨取血汗钱纪实
美国国家安全局，美国国家档案馆、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英国皇家档案馆、日本外务省新近解密的外交档案、日军来往电报、战俘口述史，珍贵史料、图片首次披露
中国抗战史学界泰斗张宪文担任总顾问并作序，步平、汤重南、关捷、王斯德、王晓秋、荣维木、齐春风、苏智良、王晓秋、庞中英、李玉、曹鹏程、邓世超、陈红民、左双文、金立昕、顾锦生、程兆奇、张生、孟详青、萨苏、张守增、罗洁等二十多位著名学者推荐。
当我*一次读完初稿的时候，说心里话，我并不是非常的震惊。虽然日军在远东的罪行骇人听闻，令人发指，但相对于日军在中国作的罄竹难书的恶来说，不足以让我大惊小怪。但是，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我依然对作者们和他们的作品刮目相看。
一、作为学者，他们的观点是客观的，虽然情绪上有时候不免义愤填膺，但是在作出评价的时候，依然会尽可能还原事情的真相。重要的是，他们敢说。
二、他们引用的资料和数据是真实的，是一手的，甚至为访问当事人做了大量的工作，跑了很多地方，都有可靠的来源。
三、作者关心的重点不是战争对一个国家的伤害，也不是关注战争破坏了多少钱财，而是把重点放在战争中主题——每一个军人本身。对军人个体的伤害，包括身体的，心理的，家庭的影响，后遗症等，这是作者关注的重点。
四、他们很注重对绝境下真实人性的分析。比如作者写有的年轻的战俘做梦中会哭着喊妈妈；饿极了时候，切开同伴的喉咙，靠喝同伴的血维持生命；战俘船沉没，盟军的潜艇救援时因承载的人数有限，只能把部分同伴留在茫茫大海，这是怎样的绝望和撕心裂肺？还有，今天，日本是美国的盟友，当美国人读到日军残酷对待美国战俘的这些往事的时候，会作何感想？有些人可以口述、写作自己的战争经历，另一些人却守口如瓶，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最近数十年里，那些曾经的战俘为什么又终于敞开心扉? 这些问题，我们中国的学者都很少涉及。我们更对的是写日军的残暴，写我们对日军的恨，写我们抗日的英勇，对深层次的分析很少见。我觉得这是大家应该读读这套书的原因之一。
这套书值得关注的地方还有：我们在了解日本这个民族的时候，是不是也要站在全球的角度？我们不仅要看日军怎样对待同为黄皮肤的中国人，还要看看战争中他们如何对待美国人、英国人。日本在世人的印象中是懂礼貌、守纪律、勤奋、干净，小小国家有那么多世界顶*公司，怎么最后成了法西斯？即使日本是“恶人”，我们能不能把他们教化成“好人”？这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在这方面，作者是做了有益的分析的。
最后，也是我重点想说的，西方战俘体现了很多优点，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对自己的人格和身份的肯定、认同，以及他们对待生命的态度；当今，美国和日本成了朋友，而日本与我们的关系却还是有很大的隔阂，这是为什么？德国人对自己历史进行了诚挚的道歉和反悔，而日本人为什么说不？为什么敢说不？这都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在这几本书中，希望读者能得到一点点的启示。
丛书总序一
从全球视角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典范之作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而告终。
战争已经过去了70余年，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进行真正的反省和道歉，尤其是近30年来，日本的右翼势力甚嚣尘上，右翼政客屡屡在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问题和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挑起事端。当前，安倍政府正在一步一步地动摇日本“和平宪法”的根基，重新武装日本，走军国主义的老路。只要右翼政客当政，他们修改“和平宪法”，让日本重新拥有战争权力是不可遏制的趋势。对此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史学界深入研究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战争罪行是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为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史学界推出了许多纪念抗战的著作。然而对于日本在二战期间中国以外地区制造的战争暴行却研究不够。
2015年7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回顾和思考进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学习时指出：“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同时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图书报刊、日记信件、实物等。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资料。”
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为中国抗战史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指出在加大力度整理我国抗战史料的同时，要加强面向全球的抗战史料征集工作。二战期间，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广大占领区曾经制造了众多的战争暴行，并且对俘虏的美、英、荷、澳、新等西方国家的战俘和平民也犯下了严重罪行。对于这些战争暴行，中国史学界、东南亚史学界、国际史学界都应该加以关注。
我个人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可以说见证了新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前进的步伐。我深感国内对于抗战史学的研究还比较局限于中国视角，对日本侵华战争暴行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对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慰安妇、细菌战、毒气战等日本侵华罪行的研究都有了丰硕成果，然而对于中国以外地区的战争暴行，中国学界关注得不够。仅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明确提到的日军三大战争暴行——南京大屠杀、缅泰死亡铁路、巴丹死亡行军来说，其中后两者在中国几乎找不到相关的研究专著，发表的论文也非常少。除此以外，对于马尼拉大屠杀、新马华人检证大屠杀、山打根死亡行军等日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制造的战争暴行，国内更是鲜有学者关注。
基于以上认识，可以理解重庆出版社出版《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这套丛书可以说是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从全球视角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重要著作，而且它还是由季我努学社这一民间学术团体翻译出版的，是这一民间学术团体做出的有益贡献。
季我努学社在社长范国平先生的带领下，近几年一直从全球视角来加强抗战史料的整理工作，除了重庆出版社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之外，他们还整理翻译了《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中国抗战历史影像全集》。这是精选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抗战照片，翻译出版的30卷大型画册，收录照片1万多张，绝大多数在中国尚未发表。三年来，季我努学社翻译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海外抗战史料已经超过了400万字。我一直鼓励国平等年轻朋友利用自身外语优势翻译整理出版国外抗战史料。季我努学社将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争暴行作为未来几年的主攻方向，对此我非常支持。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公司一直重视抗战史料的整理和出版，此次《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顺利出版，与他们的辛勤努力分不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也高度重视，该丛书已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季我努学社在整理日本战争罪行领域有着更长远的规划，他们要从全球视角来整理出版抗战史料和研究成果，从中国以外国家和地区的视角来整理和研究日本战争罪行。作为丛书的总顾问，我与国平及重庆出版集团计划全面汇集国内知名学者关于日本战争暴行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并且力图对日本侵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性战争暴行和对平民的摧残的战争暴行史著进行翻译、整理和出版。
季我努学社还邀请了步平、汤重南、关捷、王斯德、王晓秋、荣维木、苏智良等二十多位著名学者撰写了分卷序言和推荐语等。我作为《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的总顾问，对于他们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目前已经出版了五本，分别为《太阳旗下的地狱》《樟宜战俘营》《地狱航船》《不义之财》《活着回家》，这五本书都是研究日本战争暴行的代表性成果，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
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已经过去，然而从全球视角整理、研究日本战争罪行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关注日本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战争暴行，以及对战俘和平民的暴行，使日本侵略罪行史的研究更加深化。
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
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
张宪文
2016年5月11日
丛书总序二
日军虐待、虐杀战俘是直接的战争犯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犯罪分别进行了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审判对建立战后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重要作用。在2015年隆重纪念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后，很快将迎来战后审判的70周年。
关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争犯罪的审判的正义性，国际社会早有定论。而日本的主流学界也承认审判否定了战前在日本的历史研究领域占统治地位的皇国史观，推动了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责任的社会性反省，颠覆了此前基于“大东亚战争”历史观的关于战争性质的判断。而日本社会之所以形成肯定东京审判正义性的主流意识，多数日本媒体也受到东京审判结论的影响开始揭示“历史真相”，批判充斥皇国史观内容的教科书，其重要原因在于，在东京审判过程中，揭露出了大量此前不为人知的日本军队的残虐暴行。
早在1942年1月，被德国占领了国土的欧洲9个国家（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代表就在伦敦讨论了对轴心国战争犯罪的制裁问题，发表了处罚战争犯罪宣言，即《圣詹姆斯宣言》。宣言提出：“文明诸国认为对被占领国一般市民的暴行属于政治犯罪，应将在有组织的审判手续下进行的对战争犯罪者的处罚作为主要目的，对战争罪犯进行审判。”这一宣言的意义在于表明了对战争犯罪进行审判的态度。作为观察员参加宣言签字仪式的中国代表金问泗当时曾表示：“届时将计划将这一原则应用于占领中国的日本。”到了1943年，战场的发展变化也迫使英美等国开始关注日本在亚洲战场上的战争犯罪。美国连续发表了抗议日本虐待美国俘虏和平民的声明，也针对日本使用化学武器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1944年5月，中国提议在重庆设立战争犯罪委员会远东太平洋地区分会，美国提议分会应将在日本策划与推行战争的战争罪犯的资料整理后送给在伦敦的总委员会。分会的第一次会议于11月29日在重庆召开，有17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委员会每隔两三周召开会议，从1945年开始，就对处罚日本的战争犯罪问题进行了证据资料的搜集和法律问题的讨论。委员会分会在重庆共召开23次会议，1946年6月，委员会转移到南京，又召开了15次会议。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成立后，也派检察官到中国参加会议。所以，进行日本罪行调查的莫罗上校曾参加过第32次会议。也就是说，对日本战争犯罪的证据的调查，其实是在审判前，就有许多国家在进行了。
本丛书中涉及的日本在战争中的犯罪，主要是针对战俘的强迫使用、虐待、迫害甚至杀害的暴行，即《波茨坦宣言》中明确提出的“虐待吾人俘虏者”的直接战争犯罪，亦即规定在1899年《陆战法规惯例公约》中的“通例的战争犯罪”。根据此公约，战俘“必须得到人道的待遇”而不得虐待的原则，对已经放下武器或丧失自卫能力并已无条件投降的战俘不得杀、伤。但正如这些资料所证明的，日军完全违背了公约的原则。
需要说明的是，日军在战争中对中国战俘的迫害行为与本书中介绍的对西方战俘的迫害毫不逊色，甚至更加严重。但是在东京审判中却没有作为主要问题提出。所以，才出现了中国遭受迫害的中国劳工向日本政府和企业提出的诉讼。而读者通过阅读《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可以对日本在战争中的罪行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中国抗战史学会会长
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中方首席代表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步平
2016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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