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与文论（第34辑）》为学术研究论文集，收录论文20余篇，涉及中外文学及文化方面的多个领域，包括比较文学研究、世界文学研究、比较文化研究、文化批评、民间文学研究等。收录论文作者为国内各大高校及研究机构专业研究人员及在读博士研究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沦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空间理论的理论建构和突破创新
从空间迷狂走向空间协商
风景与资本的逻辑——文化地理学视野中的18-19世纪的英国“如画风景”
空间矛盾、阶级关系与叛逆的城市——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巴黎公社的空间阕释
资本的空间化：垄断地租、集体符号资本与迪斯尼化
佩里·安德森视域中的后现代主义文化
维希留速度政治学视野中的身体、空间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空间理论文献翻译和整理
探索“资本的界限”或超越“《资本论》的界限”——哈维《资本的界限》倚述
《空间与政治》译后记
空间的生产（节译
追忆与冀望（二）
戴维·哈维
城市的空间书写
城市的权利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空间理论关键词研究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空间理论关键词研究述评
“空间转向”视域中的西方传统空间观念
戴维·哈维“时空压缩”理论研究
文艺功能价值的生态观
列斐伏尔与“都市革命”
索亚空间理论的三个关键词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艺体验
再生与毁灭之地：上海的殖民经验与空间生产——纪念上海开埠160周年
绘图·景观·赛博：论媒介嬗变中的城市空间想象
广场舞：“大妈”的异托邦
碎片“一瞥”的现代性批评——论中国当代电影中的废墟影像
“空间转向”与现代性文学体验
卡斯特的空间理论视野下的新媒体艺术的后现代体验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艺术问题研究
“政治性”与后现代艺术的呈现——兼论哈琴的后现代艺术政见
从立体走向偶然：空间理论下的后现代音乐
艺术空间与政治权力的绑定关系——德·昆西的博物馆论研究
反叛与超越——后现代语境下的“新纪录电影运动”
“时空压缩”视野下的空间体验——贾樟柯电影的空间研究
视觉艺术中的空间理解与空间表现方式
专栏
18世纪英国航海小说中的远东世界——以笛福和斯威夫特小说为中心
中国学者走出去的策略——以胡适英文著述发表为例
奥尔格·朗的巴金传记研究
从符号学视角分析西方音乐发展历程的标出性特征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汉语国际传播研究
文化视野下的留学生成都方言教学初探
费斯克“生产者式文本”理论视角下的网络流行语研究
世界文学研究的利与弊
《中外文化与文论（第34辑）》：
三、资本城市化、阶级关系与找回失去城市的希冀
美国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戴维·哈维是当代对巴黎公社进行空间阐释的重要理论家。受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影响，哈维将资本主义生产的要素——资本及其运作方式作为研究城市空间问题的主要切入点，其“资本的城市化”概念就是试图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将“空间的生产”和资本循环结合以阐释城市化这一物质过程。哈维认为，“资产阶级一旦掌权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凭借着内外部的地理转型来继续追求他们的革命使命。在内部，大城市的创建和快速的城市化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城市化使劳动力和生产力在空间集中，把分散的人口和私有财产转变为最终在民族国家法律和军事机构中得到巩固的大规模集中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城市化的实质是一个资本城市化的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对利润的追求本性在空间形态上的呈现。
在他看来，法国“第二帝国”时期奥斯曼的巴黎改建表面看来是政治事件，目的是防止革命。但其本质却是资本城市化，是资本积累的空间过程，一方面因为巴黎落后的基础设施已经不能适应和满足巴黎作为资本主义之都的空间需求，无法使资本的运转效率更高，以便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奥斯曼的空间实践与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资本积累与循环过程有关。哈维指出，“奥斯曼清楚地知道，他的工作目标是通过城市化的方式，解决资本过剩和失业问题”。这表明在城市化过程中空间作为一种商品参与了资本积累和循环，并且成为资本积累和再生产的主要形式。而且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吸收大量的闲置资本和劳动力，暂时缓解阶级矛盾，转移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的矛盾和危机。
哈维发现，这种资本的空间积累过程有其阴暗的一面：为了最大化地吸收剩余资本和劳动力，常常不得不破坏尚可使用的旧设施，建立更具有生产性的新基础设施，属于一种“创造性破坏”。由“创造性破坏”引发的反复进行的城市建设和改造，在哈维看来“总是具有阶级性的”。因为在旧城残骸上建立起来的新城市，往往以暴力的方式将穷人、弱势群体和政治上的边缘化人群赶到郊区，剥夺了他们进入城市的权利。他认为，奥斯曼就是如此，以改善市政环境的名义“使用征用权吞噬了老巴黎的贫民区”，同时，“刻意将工人阶级、其他难以控制元素同有害产业一起移出了巴黎”。在《巴黎，现代性之都》中，他分析了在奥斯曼的城市改建中，空间如何被利用到“资本积累过程、劳动力的转移、商品与金融资本、生产的空间组织与空间关系之相互转化、信息活动与以地域为基础的阶级斗争”，并进一步将资本主义城市及其问题理解为阶级斗争和资本积累之间内在矛盾的结果。而“巴黎公社”之所以不同于1848年革命以及其后的其他革命事件，“部分是由于奥斯曼化所完成了的对于生存空间的彻底改造，加上同样彻底的对于劳动过程、资本流通的组织和调动国家力量方面的改造。阶级的社群和社群的阶级成了'第二帝国'日常生活和政治的越来越显著的特点，如果没有这些要素的密切结合，那么巴黎公社就不会采取它所采取的那种形式”。在他看来，奥斯曼的巴黎空间改造工程与巴黎公社，充分体现出“城市化一直是一种阶级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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