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综合运用多种研究视角，将清初福建朱子学与王学、经学、实学等清初学术思想界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或思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既注重探讨清初福建朱子学者的义理思想，也对其义理思想之外的其他学术思想与社会政治理论及实践活动予以关注，在回顾、发掘朱熹本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把握了清初福建朱子学的思想特点、时代特征与整体面貌，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初朱子学在时代学术思潮变迁中发挥的作用。
朱子学，又称“闽学”。何为“闽学”？仔细探究起来，似乎有些问题。在朱熹生活的南宋时期，“闽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兄弟的“洛学”、张载的“关学”并称，号为“濂、洛、关、闽”四学。这里所说的“濂、洛、关、闽”四学，显然是以学派开创者的所在地命名的。随着“濂、洛、关、闽”四学影响力的扩大，其子弟已不仅仅限定在其祖师爷所在的“濂、洛、关、闽”四个地方，很有可能分布于南宋时期，的其他区域。如福建的杨龟山、游酢等人是二程兄弟的弟子，故有“洛学”南传的盛誉，而二程兄弟对此也颇为自得，称杨龟山、游酢在闽传学是“吾道南矣”！同样地，朱子学虽然号称“闽学”，但是朱熹的弟子也不仅限于福建一地，如刘清之，江西吉州庐陵人；程端蒙，江西鄱阳人；滕磷，徽州婺源人；余大雅与余大猷兄弟，信州上饶人；陈埴，浙江温州永嘉人；孙应时，绍兴府余姚人，等等。这些外省份的弟子，自然也自称为“闽学”传人。在南宋时期，“濂、洛、关、闽”事实上是一种理学学派的代称，或者是尊称（古人因为名讳的缘故，往往以乡梓地望称呼某人以示尊敬）。
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闽学”的内涵似乎大大缩小了，“闽学”的含义变成了朱子学在福建省内的传播，从而成为福建地域内的理学学问的俗称，或是一种地域性的学问的通称。近年来，“文化”一词变得十分时髦，于是有识之士与时俱进，往往又把“闽学”与“福建文化”等同起来。这样一来，“闽学”一词就越发难于规范捉摸了。
“闽学”也好，“福建文化”也罢，是这些年来福建当局所极力宣扬和推动的研究重点之一，研究“闽学”的专家也突然冒出了一大群。然而从我的眼光看来，雷声大雨点小，凑热闹、顺着竿子往上爬的人比较多，有实质性研究的人少之又少。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我们很少看到在学术上有所突破的有关“闽学”研究的重要成果问世，即使有一些论著，也往往承袭前人的论说，缺乏更为深入而细致的研究。我也因此问了一些热心“闽学”的高明人士，答复是前人对“闽学”的研究已经很深人了，现在很难突破，所以还是以“弘扬”“宣传”为主。
我本人所学习的专业是明清历史，对于朱子学或“闽学”可以说是一个门外汉。对于高明人士的以上论说，我半信半疑。不过我的一位博士生方遥同学，家学渊源，有志于朱子学与“闽学”的研究。我想朱子学非我所长，无法胜任指导之责，于是师徒二人商量的结果，是各退一步，仅限于我比较熟悉的专业——明清时期的朱子学或“闽学”，或许可以对付过去。四年下来，方遥同学的博士论文交了上来，着实吓了我一跳。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撰写的论文竟然多达五十余万字（据方遥同学说，由于在校学习时间的限制，其中还有不少内容尚未写进去，若今后继续下去，依然还有数十万字），则方遥同学的研究深度可想而知！
考虑到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清代初期，故博士论文的题目定为《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从方遥博士的论文中，我至少可以悟出两个方面的道理。一是如果福建省地方当局和高明人士真的要推进朱子学或“闽学”研究，仅限于口头上的呼喊是远远不够的，口头的呼喊只能创造出更多的学术垃圾；二是朱子学或“闽学”可继续深入研究的领域还有很多，只有像方遥博士那样静静地待在书斋和图书馆里，不浮不躁，潜心探究，才能在学术上有所收获，才能发掘出更多朱子学或“闽学”的新的研究领域，才能真正达到弘扬朱子学或“闽学”的文化高度。
方遥，1986年生于福州，祖籍福建莆田，哲学博士。2005年进入厦门大学哲学系本科学习，后经硕博连读，于2015年博士毕业，师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支平教授。同年进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师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明清理学，曾于各类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参与编撰专著及古籍整理著作六部。
绪言
第一章 清初福建朱子学对王学的纠驳与融摄
第一节 朱王之争的历史背景与演变历程
第二节 清初福建朱子学对王学的纠驳
第三节 清初福建朱子学对王学的融摄——以李光地理学思想为中心
第二章 清初福建朱子学中的经学思想与研究成果
第一节 朱熹的经学观与经学方法
第二节 清初福建朱子学者的经学观与经学方法
第三节 清初重要福建朱子学者经学研究成果
第四节 清初福建朱子学者对清初经学复兴的影响与推动
第三章 清初福建朱子学中的实学思想及其实践
第一节 朱子学中的实学因素
第二节 李光地的实学研究
第三节 蔡世远的实学研究
第四节 蓝鼎元的实学研究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以王学为代表的明代各种心学思想，其早期大多受到朱子学或正或反的刺激与影响，具有深浅不一的朱子学背景和渊源，但在其学树立之后，往往又反过来对朱子学造成影响与冲击。因此，单以思想学术而论，明代理学总体上是朝着心学化的方向发展，并以对于心学思想的各种可能性的充分开掘与创造为最大成绩。诚如黄宗羲所言：“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析，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程、朱之辟释氏，其说虽繁，总是只在迹上，其弥近理而乱真者，终是指他不出。明儒于毫厘之际，使无遁影。”①这里所谓的“理学”自然主要指心学，而黄宗羲所要极力表彰的正是明代心学在心性辨析上的突出贡献，已将心性问题分析至微、推拓至极，故能使任何“乱真者”无所遁影，远远超出了宋代程朱理学的水平。
作为理学的一部分，明代朱子学的发展亦不能自外于整个理学思潮的发展演变。朱子学本身并不缺乏丰富的心性思想，亦非不重视心的作用，只不过其更加突出理的普遍客观性与规范意义，主张将个体主观的“心”建立在普遍客观的“理”的基础上。因此，其在强调修养心性的同时，还注重经典文本的探讨、客观知识的学习与外在规范的建立，希望能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但这种平衡其实是极难维持的，事实上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偏向道问学一路的思想视为朱学正宗，其弊端则易流于训诂讲说、因循守旧，变为无关身心的口耳之学。而这一点不仅刺激了明代心学的兴起，而且成为王学攻击的主要目标，最终使得朱子学丧失了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持尊朱黜王立场的朱子学者，为了回应王学的批评和挑战，亦不得不将关注与讨论的重心更多地转移到尊德性这一方面的问题上，并且对朱子学的原有理论进行了一番反思与调整，逐渐吸纳了一些王学的思想因素。由于清初朱子学在理学的基本义理方面并未出现重大突破，主要仍沿袭明代朱子学的思路而来，自然不可能完全排除其中的王学色彩。
此外，若从一种学说所处的思想背景来考察，清初朱子学对于王学的融摄恐怕亦有其现实的需要。经过明清之际的巨变，清初的思想格局与前代相比，已然发生了较大变化，各种思潮一时并起，朱王对峙之局渐渐淡化，二者之间的门户之争也不再是学者们最为关注的核心议题。在理学流行的时代，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不免相互争胜，各不相让，甚至势同水火，但在理学遭遇困境的时候，却不免给人一种唇亡齿寒之感。那些主张实用主义的学者就常常不加区分地攻击整个宋明理学为空虚无用之学。譬如，潘平格即言：“朱子近羽，陆子近缁”①，将理学家一概目为僧道，指责程、朱、王、罗之学皆若释老一般舍家国天下，遗人伦日用，不合于孔孟之道。颜元论学，虽主要以宋儒为直接的攻击对象，但他对于程朱理学的许多批评实际上对王学也同样适用。因为站在“习行经济”的立场上看，王学与朱学并无本质区别。“两派学辩，辩至非处无用，辩至是处亦无用。盖闭目静坐、读、讲、著述之学，见到处俱同镜花水月，反之身措之世，俱非尧、舜正德、利用、厚生，周、孔六德、六行、六艺路径；虽致良知者见吾心真足以统万物，主敬、著、读者认吾学真足以达万理，终是画饼望梅。”②他甚至将朱王之学比作杀人之学，激烈地表示“果息王学而朱学独行，不杀人耶！果息朱学而独行王学，不杀人耶！今天下百里无一士，千里无一贤，朝无政事，野无善俗，生民沦丧，谁执其咎耶！”③李塨继承师说，全盘否定宋明理学的宗旨、内容与方法，抨击程朱、陆王之学皆以讲性天为务，违背了圣人的“事物之教”，故为无用之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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