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需要存在感：罗洛·梅谈死亡焦虑_杨韶刚_9787559673268

本书从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之父罗洛·梅的观点出发，回答一个问题：人，为什么需要存在感？答案是：因为我们无法忍受它的反面——死亡焦虑，即当我们的“存在”受到威胁时，不安全感带来的强烈恐惧。什么可以被称为一个人的“存在”？或者在哪些情况下，我们会觉得自己很没存在感? ●当我们无法肯定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自我评价常常受到他人的影响； ●当我们无法在关系中感受到“被需要”，从而无法构建自我认可：比如无法在亲子关系中感受到自己是否称职，或无法在工作关系中获得成就感和归属感； ●当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比如面临可能失去工作、财富、健康的危险； ●当一些与生命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信念遭到动摇的时候：比如无法完成内心期待自己扮演的角色，或长期坚持的价值观变得不再适用于当下。在这些时刻，一个人的“存在”受到了威胁，产生一种“自己仿佛不存在”的消亡感，或将要被“杀死”的恐惧，这种心理体验就是死亡焦虑。时代的转变、疾病的暴发、激烈的职场竞争、关系中的心理暴力，都容易削弱一个人的存在感。作者借罗洛·梅之口，将“存在感”这个一直以来非常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了，通过不同维度的举例，让读者知道了一个人的“存在”是由哪些面向构成的，以及为什么当我们无法解决现实中的存在问题时，会产生不安、恐惧、焦虑、迷茫、丧失意义感等一系列反应。心理困境的根源是存在感的丧失。本书也通过罗洛·梅的存在主义治疗观，从“如何理解和对抗焦虑”“如何学会与人建立有爱的联结”“如何实现健康人格”等方面，给出了增强存在感的建议。

导言? 罗洛·梅其人其事罗洛·黎斯·梅（Rollo Reece May，1909—1994）是美国最负盛名的存在主义心理学家和最值得重视的思想家之一，是把欧洲的存在主义心理学（existentialist psychology）移植到美国，并在美国创立了具有美国特色的存在主义心理学和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人本主义心理学（humanistic psychology）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继承并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因而也被称为存在主义的精神分析学家。他和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1908—1970）、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1902—1987）等人共同开创了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并且形成了具有存在主义倾向的人本主义研究取向，因而又被称为存在主义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时至今日，他开创的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和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已成为国际心理学研究和心理治疗实践中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童年生活的磨难罗洛·梅于1909年4月21日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艾达镇。他的父母生了六个孩子，除了一个姐姐之外，他是最大的男孩子。或许是不良的家庭教育环境所致，他的姐姐从小就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他的父亲名叫厄尔·提特尔·梅（Earl Tittle May），母亲名叫玛蒂·博顿·梅（Matie Boughton May）。罗洛·梅的童年生活深受其父亲和母亲影响，他的父亲当时在一家旅行社内部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担任秘书，经常需要更换工作地点，因此罗洛·梅童年时代的家庭居住地经常变换。母亲长期受情绪波动困扰，是个心理不太健康的家庭主妇，因而也很难负责任地照料家庭和孩子。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作为长子的罗洛·梅很早就不得不承担起照料四个弟弟妹妹的责任。罗洛·梅自己也承认，他的早年生活并不快乐，家庭生活充满了困顿。他的父母都未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子女的教育也不太关注。因此，罗洛·梅早期生活中的家庭和教育环境是相当差的，当他的姐姐因患精神病而精神崩溃时，他的父亲甚至把她的病归咎于受教育太多。罗洛·梅出生后不久，全家因父亲的工作搬往密歇根州的麦里恩市，在那里他度过了自己的大部分童年时光。他记得在孩提时代，他的家庭生活是很不愉快的，父母经常吵架。罗洛·梅对父母双方都不特别亲近。按照罗洛·梅的描述，他的母亲是一个“到处咬人的疯狗”，父亲则是一个很不安分的人，总喜欢搬家。长期争吵的父母以离婚而告终。为了摆脱家庭中的争吵，罗洛·梅在他家附近的圣克莱尔河畔发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这条河是美国密歇根州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界河，也是五大湖之一的休伦湖的出水口。它向南流入圣克莱尔湖，全长64公里，现在是个著名的旅游胜地。但在当时的美国，这里人口不多，相对比较安静。这条河成了罗洛·梅小时候寻求心灵安宁的一个心旷神怡的场所：夏天他可以在河里尽情畅游，冬天他便在河面上自由自在地滑冰。后来他声称自己在这条河上学到的东西比他在麦里恩市的学校里学到的都多。虽然在他的童年生活中有许多不愉快甚至痛苦的回忆，但他始终不屈地与个人的命运进行抗争，童年生活中的这些经历反而促成了他对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兴趣，或许这也是导致他更关注人生存在意义和价值探寻，寻找人之存在感的原初之因。内在心理探索的肇始罗洛·梅的小学、中学和最初上的大学都位于密歇根州。他在密歇根州立农业与实用科学学院（Michigan State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Applied Science，1955年改为密歇根州立大学）上大学时主修的是英语，这和他青年时代对文学与艺术的兴趣是分不开的，而且这种兴趣始终伴随着他，在他后来的一系列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是，由于他在密歇根州立农业与实用科学学院里担任了一份激进的学生杂志的编辑，经常在杂志上刊发一些比较激进的文章，不久他就受到校方的注意，被勒令退学了。在此之后，罗洛·梅转学到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在艺术系学习绘画，并于1930年在该校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经过大学时代系统的美术训练，他对绘画的兴趣愈益浓厚。从欧柏林学院毕业后，罗洛·梅参加了一个由艺术家组成的旅行团，游历欧洲各国，进行绘画创作和研究自然艺术。他走过的这一段历程非常类似美国新精神分析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1902—1994）在罗洛·梅之前10年的欧洲经历。1920年，埃里克森曾在高中毕业后周游欧洲。他想成为一名艺术家，曾举办过画展。但他在欧洲结识了精神分析创立者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1895—1982），虽然最终埃里克森没有成为艺术家，但在安娜的训练下，他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师。罗洛·梅在希腊教了三年英语，但他对这段教学经历的感受并不愉快，后来他在欧洲绘画、旅游期间参加了个体心理学创立者、精神分析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组织的暑期研讨班，这使他走上了心理咨询和治疗之路。 1931年，罗洛·梅先在希腊北部港口城市萨洛尼卡市的安纳托利亚学院（Anatolia College，这是美国人在希腊开办的一所学校）里教授英语，从事这项工作使他有时间和费用到欧洲其他国家旅游、绘画以及参观画廊和博物馆等。他游遍了整个希腊，还到过奥地利、波兰、土耳其和罗马尼亚等国家考察原始民族，研究他们本土原生的、非学术性的自然艺术。这些旅游和考察的经历极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但是，在欧洲的第二年，罗洛·梅觉得自己的心绪似乎有些紊乱，他开始感到心灵非常空虚和孤独，对人生充满了困惑和迷茫。平时只有他们几位美国教师在一起，而希腊的学生们似乎并不太喜欢他们，他想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以摆脱这种心理困境，但他越是努力地工作，就越是感到心烦意乱。虽然古希腊文化艺术的奇迹使他兴趣盎然，但那些偶然的旅游仍然无法有效地解除他的孤独感。在罗洛·梅晚年出版的《我对美的追求》（My Quest for Beauty，1985）一书中，他对自己的这段人生经历做了透彻的心理反思：终于在第二年春天，我患了可以委婉地称之为“精神崩溃”的病。这简直意味着我赖以工作和生活的那些规律、原则、价值观都再也不能满足需要了。我感到疲劳至极，不得不卧床休息了两个星期，以便获得足够的能量来继续我的教学。我在大学时就学过许多心理学课程，知道这些症状意味着我的整个生活方式出现问题了。我必须为我的生活找到某些新的目标和目的，并且放弃我那种道德说教的、略带僵化的存在方式。在当今时代的美国，我可能就会去找心理治疗师了，但当时是1931年，我处在只有少数人讲我这种语言的心理学早期文化中。我能怎么办呢？大约从这时起，罗洛·梅开始注意倾听他那发自内心的声音。在他听来，这是一个向他谈论美的内在声音。他说：“当我听到了这个声音，我就觉得我以前的全部生活方式似乎都土崩瓦解了。”实际上，我们可以把他的这段时期视为进行内在心理探寻的肇始。对罗洛·梅青年时代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个事件是他与精神分析学派的早期代表、个体心理学的创立者阿德勒的联系与交往。1932年6月，罗洛·梅参加了在维也纳山区的一个避暑胜地举办的阿德勒暑期研讨班。在这里他有幸和阿德勒一起“研究、交流和进行亲密的讨论”。两人甚至一度朝夕相处，经常在一起促膝长谈。尽管后来罗洛·梅也表示对阿德勒那种“过分简单化和笼统”的观点持不同看法，但罗洛·梅在当时非常欣赏阿德勒的观点，后者关于人类行为、人类本性等方面的诸多见解给了罗洛·梅很多启发。三年的欧洲之行和他个人的生活体验使他意识到人类本性中悲剧性的一面，或许这种悲观色彩与精神分析的性恶论观念有不可分割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年的欧洲之行是促使他把兴趣转向心理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神学思想的启蒙回到美国之后，罗洛·梅从1934年至1936年在他最初的母校密歇根州立农业与实用科学学院担任学生心理咨询员，并且在该校负责编辑一份学生杂志，但此后不久他就被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录取为学生。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卡尔·罗杰斯比他早10年曾在同一所神学院学习过。但是和罗杰斯当时的想法不同，罗洛·梅进入神学院并不是想当个牧师，而是想从神学中探讨关于人类本性的根本问题。在协和神学院期间，他幸运地结识了当时已很有名望的德国存在主义神学家和哲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2—1971）。可以说，正是与二人的交往，让梅接触到了一个新的天地，也正是通过与蒂利希的终生友谊，梅才第一次系统地接受了存在主义哲学和神学思想，特别是了解了源自欧洲的索伦·克尔恺郭尔（S?ren Kierkegaard，1813—1855）和马丁·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等人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保罗·蒂利希原是德国人，曾在德国柏林、马堡、德累斯顿、莱比锡和法兰克福等地的大学教授哲学和神学，着重研究和分析当时欧洲社会的人类生存状况、宗教文化、历史意义以及政治和社会问题等。蒂利希非常关注人类的精神自由和存在的意义，并对希特勒的纳粹主义观点提出强烈批评，因而在1933年被德国纳粹开除教职，也不允许他在德国的大学里任教。他后来自嘲地说，他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德国非犹太人学者。当时正在德国访问的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极力劝说他移居美国。来到美国后，蒂利希应邀担任了纽约协和神学院的系统神学和宗教哲学教授，同时还兼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相信宗教问题起源于人类的困境，因而研究宗教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实用意义。蒂利希是美国存在主义神学的典型代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作为“向怀疑者传教的使徒”受到美国学界的高度关注和尊重。1955年，他从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退休，随后被哈佛大学聘为大学教授。1962年他任教于芝加哥大学，该校为他专门创设了一个神学特别教席。蒂利希的教学和讲座涉及人生意义的探索性对话，因而吸引了大量的研究生和本科生。他的两本畅销书《存在的勇气》（The Courage to Be，1952）和《信仰的动力学》（Dynamics of Faith，1957）展现出对人类存在状态和精神价值的深切关怀。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类面临着许多存在的困境，当我们面临死亡、精神上的罪疚感和无意义的人生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存在的焦虑。只有使自己全身心地参与到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中，一个人才能获得存在的勇气，这种参与包括得到别人的承认，最终达到自我认可等。我认为，这是蒂利希从存在主义哲学视角对人类价值存在的经典论述。蒂利希虽然是一位神学家，但他的这些思想，在现代心理学、宗教、存在主义哲学这些本来在学术上相互隔绝的学术思想的鸿沟上，架起了一座理智的桥梁。在纽约协和神学院学习期间，罗洛·梅经常听蒂利希的课，和他一起探讨神学、宗教及哲学问题。蒂利希成了罗洛·梅的良师益友，而且他们两人保持了30多年的友谊。罗洛·梅不止一次地表述过他对蒂利希的感激之情，称颂蒂利希是他的“朋友、导师、精神之父和老师”。在罗洛·梅的早期著作《咨询的艺术：怎样提供和获得心理健康》（The Art of Counseling: How to Give and Gain Mental Health，1939）一书的前言中，他写道：“我还要对保罗·蒂利希教授表示深深的感谢，他那广泛的学识和对人类本性充满挚爱的深刻洞见使我获益匪浅。”a我们从罗洛·梅所使用的许多术语中确实可以感受到蒂利希的影响，例如核心、勇气、意向性、生命力、无意义的焦虑等。但罗洛·梅认为，他所用的术语更主要地应归功于他自己对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理解，他之所以提到蒂利希，是为了阐明或支持他自己希望提出的某种论点。致命疾病的心灵启示 1946年，罗洛·梅开始从事私人心理治疗。两年之后他成为威廉·阿兰逊·怀特精神分析与精神病学研究院（William Alanson Whit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iatry）的正式教员。1949年，在40岁这个相对来说年龄较大的时候，他才获得了由哥伦比亚大学颁发的博士学位，这是该校授予临床心理学的第一个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焦虑的研究，并于1950年以《焦虑的意义》（The Meaning of Anxiety）为书名发表。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前，罗洛·梅经历了他一生中最深刻的内心体验，也是影响他一生的另一个重大事件。30岁出头的时候，罗洛·梅就患上了当时被视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在纽约州北部的萨拉奈克疗养院住了三年，当时还没有治疗这种病的特效药。在最初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去，为此他曾深深地感到悲哀和孱弱无助。他说他经常意识到一种朦胧的死亡的可能性，即便活着也有可能病残。他除了等待每个月拍摄X光片，得知他肺部的空洞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之外，毫无办法。对罗洛·梅来说，这是一段特别可怕和心情抑郁的时期，有好几次他险些死去。这场同死亡进行的战斗对他的心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他彻底恢复健康之后，他曾多次说过，死亡威胁在他的生活中确实存在过，而且影响至深。在生病和疗养期间，他开始对其疾病的性质产生了某种顿悟。他发现疾病也欺软怕硬，他周围的病人凡是承认有病的总是很快就死去了，疾病利用的正是病人孱弱无助的消极心态，而那些奋力同身体疾病作斗争的人则往往活了下来。罗洛·梅后来说：“直到我开始‘战斗’了，对于我患了肺结核这个事实产生了某种个人责任感，我才算取得了持久的胜利。” 在养病期间，罗洛·梅学会了倾听自己身体内部的声音。他发现，恢复健康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过程。一个有病的人，不管患的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疾病，在治疗过程中都必须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他通过自身的体验认识到这个真理，但是直到后来他才发现，进行心理治疗的病人要想恢复健康，也必须同他们的心理障碍作斗争，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存在的抗争”，把得病看作是获得新的自知之明的重要途径。存在主义哲学的召唤罗洛·梅在生病和康复期间，有过深刻的焦虑体验（experience of anxiety）。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主题，他从存在主义哲学的创立者克尔恺郭尔和精神分析的创立者弗洛伊德的著作中获得了许多关于存在价值和焦虑意义的启示。他曾仔细阅读和比较分析了弗洛伊德关于焦虑的书和克尔恺郭尔关于焦虑的概念的书。相比之下，他更欣赏后者的观点，因为当时他正处于有可能致命的可怕疾病的威胁之下，克尔恺郭尔的话似乎是直接对他讲的，它触及了焦虑的最深层结构。在罗洛·梅看来，这比任何技术手段都更具体和更有意义，因为它探讨的是人类存在（existence）这个最根本的本体论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上，存在问题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哪位大哲学家不讨论存在呢？巴门尼德（Parmenides，约公元前515—前450）提出“存在是一”“存在之外并无非存在”的著名命题。革命导师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把整个西方哲学史归结为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但是，“存在”作为一种“主义”（-ism）在西方流行则起源于19世纪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他企图从人生存在的视角来理解人类本性及其功能，但他反对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极力通过抽象思维和逻辑的理性认同来理解现实。为了克服黑格尔哲学论点的这种片面性，他尝试从人的存在这个基本现实出发，通过把人视为抽象的、非人性的物体这种逻辑体系，从而避开分析人的现实生活。克尔恺郭尔论证说，我们不应该把真理看作是与人类经验有关的东西。真理只有在它与自然现象发生联系时，通过人的知觉才能被获知。罗洛·梅十分推崇克尔恺郭尔的这种观点，认为它改变了我们对真理的思维方式，向我们提供了相对真理的概念。也就是说，克尔恺郭尔的相对真理观是通过分析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来理解人的。除了克尔恺郭尔的存在主义哲学观点之外，近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中的其他人物和理论观点也都或多或少地影响过罗洛·梅，如海德格尔、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路德维希·宾斯万格（Ludwig Binswanger，1881—1966）、梅达特·鲍斯（Medard Boss，1903—1990）、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等人。他们都把人类存在视为他们哲学研究的出发点，都探讨过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例如“我是谁？”“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有意义吗？”“生命有价值吗？”“我怎样实现我的价值和潜能？”“我怎样成为一个人？”等等。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罗洛·梅和其他存在主义者一样，也都做过认真的思考和探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罗洛·梅从本体论的观点岀发阐述了他的存在分析观。1953年，他出版了《人的自我寻求》（Man’s Search For Himself）一书。在书中，他以人格为中心，潜心探讨了自我的丧失和重建，分析了造成西方人内在心理困境的社会与心理根源。这本书不仅受到了专业范围内的关注，而且在其他非心理学专业但受过教育的人群中也赢得了认可。1958年，他与恩斯特·安捷尔（Ernest Angel，1894—1986）、亨利·埃伦伯格（Henri Ellenberger，1905—1993）合作主编了《存在：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的新方向》（Existence: A New Dimension in Psychiatry and Psychology）一书。这本书第一次向美国人系统介绍了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概念，并推动和延续了欧洲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在美国的兴起和流行。1959年，罗洛·梅成为威廉·阿兰逊·怀特研究院的一名督导和训练分析员，同时他还担任纽约州立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的心理学副教授。同年在美国的辛辛那提，他和马斯洛、戈登·威拉德·奥尔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1897—1967）、罗杰斯、詹姆斯·布根塔尔（James Bugental，1915—2008）等著名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学家一起参加了一次关于存在主义心理学的特别研讨会，这次会议是和美国心理学年会一起举行的，是美国人本主义学会建立的前奏。 1961年，罗洛·梅以《存在主义心理学》（Existential Psychology）为书名编辑发表了这次研讨会的论文，其中有他的两篇文章。罗洛·梅重申了他的存在主义心理学观点，呼吁加强心理学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合作。另外，罗洛·梅将自己于1951—1965年在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收录成册，以《心理学与人类困境》（Psychology and the Human Dilemma）为书名，于1967年出版。罗洛·梅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这些论文都具有某些共同的主题，主要阐述他对焦虑、自由、人性、心理治疗和对各种存在困境的领悟，也就是他所谓的“人所面临的困境”。这些观点表明，罗洛·梅在关注人的创造性潜能及其实现的同时，也始终关注人性的黑暗面和人生的悲剧性。一方面，通过对这些心理困境和心理倾向的研究，罗洛·梅形成了人性既善又恶的人性观；另一方面，他希望建立一门关于人的科学，以实现对人类本性及人类个体全部人生经验的全面理解。 1967年，罗洛·梅给加拿大广播公司系列节目《观念》做了六篇广播讲话，由该公司的出版社编辑成书，书名为《存在主义心理治疗》（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这本书简要论述了他对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基本看法，其中许多观点在罗洛·梅的后期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刻阐发。同年，罗洛·梅还担任了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客座教授，并开始以油印的形式岀版《存在主义研究》杂志，后改为《存在主义心理学与精神病学》杂志。1968年，罗洛·梅与利奥波德·卡利格（Leopold Caligor）合作编辑出版了《梦与象征：人的潜意识语言》（Dreams and Symbols: Man’s Unconscious Language）。本书着重分析了一位女来访者的梦，比较全面地阐释了罗洛·梅对梦与象征的看法，也体现了罗洛·梅思想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特色。罗洛·梅承认潜意识的作用，一方面，他认为梦就是对人之存在的潜意识关注，因而能使人超越当前的现实，在潜意识中达到经验的统一。另一方面，梦是以象征的形式被人体验到的，而象征则可以把心灵的各种分裂整合起来，从而成为自我意识的语言。罗洛·梅就是这样把潜意识和意识整合起来的。随着每一本书的出版，罗洛·梅的存在主义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倾向逐渐确定下来，他作为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创立者的地位也得以确立。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罗洛·梅的存在主义心理学并不是欧洲原始意义上的存在主义心理学，而是经过他改造的，带有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特征的存在主义心理学。他主要关心的是一种新的存在主义，一种能对加强自我治疗提供支持的存在主义心理学，它能在人们面临现代生活的困境并感到其焦虑时提供心理学的支持和指导。正如罗洛·梅自己所说：“我在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人际关系学校接受了精神分析训练，但是，在我的一生中我始终坚信，必须把人类自己的本性作为科学与心理治疗技术的一个基础，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主义的出现，不论是在文学、艺术、哲学，还是在科学那里，都明确地具有其存在的理由，因为它们寻求达到对人的理解。因此，早在我听说欧洲的现代精神病学之前，我就非常注意这些发展，但我并不是一个盲目崇拜欧洲意义上的存在主义者，我认为我们在美国必须发展那些源自我们自己经验的研究方法，我们必须发现在我们自己的历史情境中所需要的东西——这种态度本身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唯一的‘存在’观。” 由此可见，罗洛·梅的存在主义心理学既受蒂利希等人的美国神学存在主义的影响，也受到弗洛伊德、阿德勒、埃里克森、弗洛姆、沙利文等新精神分析学家的影响。他的存在主义心理学主要结合自己的心理治疗实践，通过与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交流与合作而阐发出来，他由此而阐述的一些心理学观点对当时的美国社会具有某些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作用，他发表的一系列论著直接促进了存在主义心理学和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方法在美国的迅速传播，也使他成为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和存在主义现象学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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