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述林：西樵小札_梁江_9787559636966

《西樵小札》记述了作者梁江先生作为当代重要美术理论家的种种亲历和见闻等，所涉史料、史事、论评、出版等內容极具史料和阅读价值。作者多年专事美术史论研究。所交往、所关注的多为书画、美术以及出版界的人和事，所涉内容亦多为艺术圈尤其美术界的史料史事。如与三联书店创办人范用，漫画家廖冰兄、张乐平，画家关山月、于希宁等人的种种交往旧事，均为人所未发。

学者的天职是做好学问从罗定到广州，从广州到北京，中国美术馆原副馆长梁江回忆过往点滴：陈少丰、廖冰兄、王贵忱……这些都是文化艺术领域的前辈名家。而在中国美术馆原副馆长梁江心中，还有另一重身份――恩师和引路人。在陈少丰引荐下，梁江从罗定到了广州。因受廖冰兄赏识，他上京到《美术》杂志社工作。因为王贵忱一番话，他义无反顾地北上多年发展。回忆起三十年前的这些点滴，梁江依然十分感动：“因为老一辈的扶持，我才有了后来走到北京发展的机会。” 收藏周刊：您说过曾用五年时间写了一篇两千字而从未发表的文章，为何一直对此耿耿于怀？我写的第一份可称为学术论文的文章，至今也没有正式发表，确切说只是文稿。回想起来，竟是这份二千余字的文稿确定了我其后对待学术的态度。 1978年，范文澜《中国通史》由人民出版社印行。在一个几乎没什么新书可言的年代，甭说有多么吸引人了。那时我二十四五岁，在县图书馆帮忙编书籍介绍墙报，以近水楼台之便正偷看封存着的《资治通鉴》。看着看着便犯晕了，两书不一样的记述越来越多，越看越无所适从。恰巧这里有全县惟一一套二十四史，便硬着头皮从头检阅。读不懂，又掉头啃王力的古汉语通论。以后，逐渐看到了《竹书纪年》，看到陈梦家、顾颉刚等人的历史考辨著作，如同发现新大陆。再掉头看《中国通史》中的疑问，手头有点发痒，心想可逐一写出校改文章，让再版时改正岂非好事？说干就干，先从《中国通史》第一卷开始吧。排第一的题目是《〈中国通史〉春秋战国纪年表若干漏误的商榷》。完全没有想到，寝食不安用了三年多时间才写出一份只有2400余字的文稿。其中以先秦史籍、二十四史及新出土文物等当时所能知道的资料为依据，提出《中国通史》年表中有三处遗漏，四个国君的名字及年代应予订正。文稿写出却不知寄谁好，报纸上说范文澜先生已去世，便按该书后记提及的机构，寄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室。三四月后，收到近代史研究所办公室一张盖了公章的复函。其中除了感谢对该书关心，尚有“先秦史事纷杂，希望共同努力推进研究”云云。这是一次典型的青春期盲动。几年来没少吃苦头，考辨一字无不一波三折。其间几乎翻遍了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史籍类书刊，慢慢从别人的著述中揣摩到治学的必要规范和必经路径，知道学术决不可说诳言大话。原计划的其它题目无法继续做下去了，三数年辛苦却有一意外收获——从此不怕看任何古籍了。学问者何？清人刘开《问说》有“学即继以问也”的说法，这是我后来才看到的。但我宁肯把学问简单解读为学习与探问的过程，这是因了这青年时期的经历有感而发。收藏周刊：你多次写文章谈到陈少丰教授的影响，，最难忘的是什么？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粤西县城文化馆干杂七杂八的工作。自学艰难，便写信向大学老师美术史家陈少丰先生求教，没承想得到不可思议的帮助。他以广州美院美术史教师的身份，逐一借出学院图书馆尚存的美术史书籍寄给我阅读。每月两册，读完后寄返。后来再没有什么书可寄了，他竟寄来一大包工整异常的读书笔记和卡片，这是他60年代初在中央美院听课所记。陈少丰先生温厚随和，人缘好，治学则至为严谨周密。他历年读书、考察、思考，凡有所得，均分门别类记录于卡片上。凡动笔写作，均言之有据，凡征引材料必有确凿出处。这就是学问之路。没有陈少丰先生这样言传身教，我料不定还得多吃多少苦头。我虽然不是他的研究生，但是他一直把我当成他的大弟子。我在写作中缺少什么资料，他都会从图书馆找那些对我有帮助的书，通过挂号信方式寄给我，还会在书里夹五块钱、七块钱。他大概也不知怎么寄钱，便把钱夹在书里一并寄给我。他家里像样的书架都没有，地板也是水泥的，他很少让别人到家里，但我是可以随时去的。好几年就这样过去了。一直阅读新的旧的美术专业刊物，以往只是对上面的文章敬畏有加，这时却不时看出颇不以为然甚至舛错之处。越想越按捺不住，便把自己感受及相关资料写出，投寄给刊物编辑部。当然石沉大海或退稿居多，后来便陆续有文稿在《美术》、《美术研究》、《艺术世界》、《中国画》等专业刊物陆续发出。所写内容有美术史论考辩、美术史方法论研究，也有介入当时“现实主义精神”、“抽象美”热点问题论争的。1984年，《文艺报》、《美术思潮》等刊物的年度综述把我若干观点列为一家之说。对一个基层的青年人而言，颇感意外还有点惶惑。收藏周刊：据了解，您能从罗定到广州，也是因为陈少丰先生和廖老？当年我在广东，只有陈少丰老师知道我。虽然有不少文章已发表在中央美院学报上，但广东人并不知道。1982年广东省文代会，主持广东省美协工作的老漫画家廖冰兄在会上说到美术理论人才稀缺话题。与会的陈少丰老师在发言中提及，粤西山城有个叫梁江的青年人，已接连写出论文刊发在中央美院学报上，处境却很困窘。会后，廖冰兄让人立即通知我到省城见他。一番当面考察，广东美协的几位副主席决定，立即把我调至广州从事理论研究和编辑《广东美术论坛》。其后，则是中国美协几度借调我入京编辑《美术》杂志，视野更大大拓展。这是我青年时代学习与探问的一段难忘经历。至1985年考取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时，发表论文有40余万字，被推荐参加1986年文化部青年成果展览。收藏周刊：廖老筹办漫画创作50年赴京展览，您曾一同前往，那次同行印象很深刻？那是我第一次上北京，挤在硬卧车厢里，和廖老聊了一路。为了节省差旅费，廖老让我陪他住在北京前门大栅栏的一家小旅馆。最早来拜访的有刚完成研究生学业的广东人蔡星仪，后来，转住到东二环的空军招待所，来访的有缪印堂、华君武等人。廖老说自己是第5次来京，很多老朋友一定要见见。那几天，我陪着他去金鱼胡同拜访叶浅予，在团结湖看黄苗子、郁风，到方庄看吴冠中，在西单看傅天仇。最难得的是，到东四小街一个小院落拜访夏衍。当时，夏老已84岁高龄，被家里人扶着缓缓走出来，与廖老拉手相对着坐下，夏老说话缓慢而清晰，问冰兄先生这些年的情形，其他老友的近况。陪同廖老赴京，让我亲眼见证了这一批文化人深厚的情谊，这一行程，也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不到半个月时间，我超乎常规地见识了众多如雷贯耳的文化名人，开阔了眼界，这次赴京，也是我后来数次被中国美协借调入京编辑《美术》杂志的前奏。收藏周刊：据了解，著名学者王贵忱曾对您北上起很大影响作用，能否具体说说？他对我的人生发展，的确有很大的影响。其实，八十年代《美术》杂志想借调我的时候，我正考虑要不要离开广州去人生地不熟的北京，很犹豫。而王贵忱前辈一直对我很关注，每次去他家都把我这个后学当朋友接待。在一次会议间隙，他把我拉到一边说：“梁江啊，你很聪明，但是广东的聪明人一定要出去才能成大气候。梁启超、康有为都是出去的。”我知道这话他是轻易不说的，因为他是外地人。因为这句话，我果断去了北京。其实，在北方也是很艰难的，能在北方站住脚能出头，回想起来很可能只是一个“意外”。收藏周刊：不少人还记起你担任过《广州文艺》主编，对文化问题也发表过新鲜观点。硕士毕业后，我有好几年在广东工作。作为改革开放先行点的广东，各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来见的大变动。而文化和艺术领域种种新现象更无法纳入旧文艺理论框架中，对此实难以熟视无睹。90年代中期，恰逢深圳市举办“深圳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我在会上曾直率批评余秋雨给深圳定位为“文化码头”的观点。进而指出，深圳若改革开放经济发达之后不能提供文化创造的经验，将有负当代中国对深圳的期望。此言让全场一时无语，随声附和余秋雨的言论后来少见了。我还向会议提交了题为《多环形文化结构论纲》的长篇论文。文中依据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特征和文化特征，对不同文化类型的划分提出了独特构想。认为当代文化呈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结构，不同类型文化依文化含量之比例，呈多环并存态势，又在互动格局中往前推进，文化传统则是在筛选和积淀中住后传递的。该文在《广州文艺》连载后，引起文化研究界关注，《中国文化报》、《新华文摘》、《文化研究》等报刊均作了转载。收藏周刊：你从事学术工作三四十年，最特别的感受是什么？我的处女作是1974年11月刊发在《广州日报》的一份千余字的美术评论。若以此为起点，闯入专业领域已三四十年。这些年虽也出版过几本书，自以为较真实体现自已学术行程的还是历年刊发的单篇文章，现今总数约有400万字。回想起来，凡能说得上学术价值的一定是辛辛苦苦得出与人看法不同的文稿。硕士学业期间所撰写的《院画与清代美术思潮》一文，因对传教士画家与明清美术关系作出独特阐释，曾多次为学界同行引用，后被列入浙江大学以及国家图书馆推荐的《耶穌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论著目录》之中。对于传统文人画、清代院画的再评价，对中国美术批评分期、明清美术基本特征及岭南画坛源流等问题的阐述，均曾提出与以往不一样的判断。在我所参与的《中国美术史》、《中华艺术通史》、《中国绘画发展史》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一些见解被认可已融入相关章节。我常常想的是，我们这些从事专业研究的人，若不能提供符合社会期待，与所在位置相称的成果，明显便是失职。记起二十多年前，著名华裔画家汪澄先生从纽约给我寄来一信。其中说：“目前两岸艺术界都缺少真正的艺术批评家，也缺乏分析、整理及总结今天中国海内外美术变化进程的人才。因此像你这样敢写敢言的评论作家，我觉得是难能可贵。希望先生坚持自己的‘自留地’，为中国美术多做一点所能做的工作。”他对我的美言，当缘于一种并非仅属他个人的热切期待。学者的天职是做好学问，我会一直在探寻路上走下去。

范用的童心范用不是什么“明星”，不知道的人还是有的。不过，不知道巴金《随想录》、《傅雷家书》、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情爱论》、《婚床》、《第三次浪潮》，不知道三联书店的人恐怕便少了。它们的出版“后台”便是“范老板”范用。连两个全国一流的杂志《读书》、《新华文摘》，也是在范用的手中创办的。在京城多年，我仍无缘认识范用这个受人尊敬的出版界老前辈。后来，听说他已经从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和三联书店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下来了，毕竟，他在出版界已经默默奋斗了五十年。缘樫一面，直到回广州我依然耿耿于怀。意外的是，日前忽然收到范用托冰兄转赠我的一本新书，而且书中所收是范用写给母校小同学的一封封信。书名就是《我爱穆源》。已经50多年了，镇江的穆源小学依然盛载着他悠悠的童年之梦。范用先生在书的扉页上给我写了几句话——“献上一颗童稚之心——范用时年70”。至于冰心老人给范用的题词“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笑”，则更是赅括出了小学母校便是范用的迷园，是他心中的圣土。虽然历半个世纪沧桑，那童年温馨而恍惚的梦境。却更显魅力神奇。依依恋情，拳拳之心，宛如小溪在这本书中的字行间流淌着。范用先生说，他乐意给小朋友写信，“写信就是写信，把事情讲清楚，把意思表达出来就行了，是写大实话，不是写文章”。不过，他又说，在写这些“大实话”的时候，“仿佛时光倒流，我又回到了童年，我的幸与不幸的童年。有时情不自禁，竟至于流下了眼泪。” 是的，这正是冰心老人所说,“回忆时含泪的微笑”。谁没有过童年，谁没有过憧憬，谁又会没有回忆呢？但是，能够写出真实，写出细腻，写出那样一个梦牵魂绕的美丽迷园，又确乎不是没有“童稚之心”所能办得到的。而范用这些感人至深的“大实话”，说到底，是为了让这些相隔半个多世纪的小校友“珍惜自己的童年”，“热爱生活”。这，真正是赤子之心。范用曾经为自己记忆中的小学母校做过一个模型。他在上面极尽精巧之能事，不仅各处建设的比例、结构、颜色悉如原貌，连大门校牌、屏风上的字也历历可辨。他那原来的母校其实已给日本飞机炸掉了，炸不掉的只是他的记忆，连同他既飘缈又清晰的童年之梦。我知道，他在三联书店的办公室是喜欢挂上小猫、小鱼等充满儿童情趣的绘画的。对出版严格到近于苛刻，对事业投入得近于单纯，未始不是一种童真的折射，我想。不要说《读书》、《新华文摘》的水准和编辑风格了，单单想想那独特的封面设计和版式吧，还有《随想录》、《傅雷家书》的设计呢，那种爽朗、大度、严谨和学术味，体现的不仅是设计的艺术，编辑的艺术，也是人生的艺术。而且，范用设计的东西太多，但偶尔署名的，也只是用“叶雨”的笔名，这是我许久才知道的。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