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视域下金融包容体系的构建与完善研究_田霖著_9787521816389

　　《互联网金融视域下金融包容体系的构建与完善研究》从理论溯源的角度追索金融包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首次提出金融包容体系是“三度统一”、 “三维统一”及“三协调”的复合多维度的动态有机整体。
　　全书围绕两条逻辑主线展开，一，微观视角、区域视角及国际视野，拓展了金融地理学研究的内涵和外延；第二，互联网金融视域下金融包容的风险管理体系、组织体系、协调体系、创新体系及传导体系的构建与整合。
　　独辟蹊径，不拘泥于传统的空间分析思路和指标体系，而是增设数字金融指标，将“大数据”与“厚数据”相结合，综合考量金融包容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风险容忍度。
　　既力求与主流学科接轨，又灵活使用边缘交叉学科的思想精髓与新颖方法，尝试构建科学的研究范式与框架，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搭建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沟通的桥梁，促进文理交融。

　　普惠金融是目前学界和实践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借本书的出版，能有机会陈述一下自己的浅见，谈谈普惠金融的前世今生，不啻为一大幸事！普惠金融、金融排斥与金融包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迄今为止，在其概念的内涵、外延，以及实现途径、模式方面依然存在不同的观点，有些主张甚至大相径庭，这就需要从学术史的角度追根溯源，澄清认识、厘清思路，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操作昭示路径。
　　金融排斥源于金融地理学。金融地理学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门边缘交叉学科，是人文地理学科的一个子集，笔者从2003年开始关注这一学科的前沿成果和发展动向。20世纪90年代，两位著名的金融地理学者莱申（Leyshon）和思里夫特（Thrift）提出了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的理念（比联合国2005年提出的包容性金融系统要早很多年）。2004年笔者在《经济地理》上发表金融地理学这门新兴学科的介绍文章时，将其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并翻译为“金融排除”和“金融排外性”，直到2007年获得《经济学动态》杂志编辑的指点，方采纳了“金融排斥”这种表述，使其由地理学向经济学研究范式逐渐靠拢。
　　由于早些年国内金融地理学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故耳边多为质疑、否定之声音，加之研究对象存在的三大问题：概念的模棱两可、实证的隔靴搔痒以及研究主题的零敲碎打，使研究极不系统，缺乏逻辑构架，没有统一的研究范式，因而自己倍感煎熬，心灵痛苦和折磨之际也屡次萌生退意。与此同时，许多优秀的地理学者和金融学者的坚持和优秀成果的问世使笔者愈加认识到文理学科碰撞融合的巨大能量，受到了启迪，看到了希望，也给予了笔者继续前行的勇气。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在边缘学科的“冰山”上跋涉，思考着金融包容的“冰山模型”，发现了诸多潜在的问题与误区：过度聚焦于弱势群体及其金融产品的可获性（即宽度），而忽略其使用性（即深度），出现包容中的排斥（exclusion within inclusion）；过于强调普惠性质的金融服务全覆盖而忽视了过度负债问题；只分析贷款融资而没有研究投资、理财、支付等包容的其他层面；过度关注需求主体而对供给主体的组织排异、社区排异及监管排异透析不够；由于互联网金融风险过高就将其排斥出普惠金融的范畴之外，或者片面夸大“新金融”业态的功能而对纯网络银行面临的可持续发展困境则视而不见的两极观点；发达国家或地区金融综合竞争力与金融排斥指数双高的金融包容悖论；实证研究的概念界定有差别、口径不统一、指标纳入偏陈旧与传统、数据获取难度大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并非一蹴而就，有些甚至需要长期的跟踪、探索与坚持。
　　以金融包容悖论为例，2008年笔者在实证分析中国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问题时，发现尽管上海、浙江等发达地区其金融综合实力很强，然而其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指数得分却不容乐观，有些县域获得金融贷款的农户及农村企业在某些年份竟然得分为0。尽管当时笔者从指标处理、其他融资渠道等角度向某权威期刊的主编做了解释，但遗憾的是始终无法说服主编，由于数据所限及选择偏误（sample selection bias）的存在，文章只能暂时搁置，也常常为此悬而未决的问题而苦闷。机缘巧合，到2018年这一问题得以彻底解决。笔者获得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及中国家庭大数据库的大型入户调查数据的授权，方能对农业贷款、工商业贷款、房屋贷款以及汽车贷款进行具体的计量研究。研究发现，主流银行包容存在五种状态：需求不足、潜在需求、供给排斥、供给错配及供求平衡。供给不足并非金融排斥的唯一原因，缺乏需求也是中国家庭银行贷款总量不足的重要原因。明确表示“不需要”农业贷款、工商业贷款、房屋贷款以及汽车贷款的家庭分别占比78.10%、79.79%、77.52%及89.75%。东部发达地区由于“供给侧拒绝”而导致的无效需求问题并不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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