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对中国社会近年来的种种或重大或微小的社会问题进行分析,收录了作者思考、读解社会文化现象的三十七篇文章,分为三辑:隐蔽的变迁、观念的起源、故事的讲法。作者透过敏锐的观察、犀利的评论,剖析了我们身边熟悉的文化现象,并揭示出表层之下富含的深意。
本书试图用十余年来陆续写就的文章回望这个蕴藏着动荡变化、“破坏性创造”的时代,收录的文章多非时评,更多的是对一些无时效性的社会变迁之类长时段现象的思考,也是维舟评论生涯的一次阶段性总结。
从本书对20世纪头20年的社会热点、文化变迁的深入解读中,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变与不变。例如,在《时间的拘役》中可以看到996的前兆,在《无根的现代人》中可以寻见年轻人逃离北上广再逃回北上广的根由。
本书收录的文章都试图揭示表面现象下面隐藏着的另一套逻辑、意义或阐释,例如《电视国学》《广告民族主义》《餐桌上的文化冲突》,谈的都是我们熟悉的现象,却发掘出了未经省察的观念。
维舟,专栏作者、书评人、媒体撰稿人,在豆瓣等社区影响力巨大。任职于上海一家知名4A公司。他的博客文章将趣味性发挥到了极致。一个个画面感极强的小故事简短却深刻,甚至有网友将它们比作自己的“精神食粮”。2018年获得《经济观察报·书评》“年度致敬书评人”。著有《大地上所有的河流》。
时间的拘役
阿拉伯地区流传的一个故事里曾提到一枚魔戒,它可以给人们提供任何想要的东西,但总要附带一个“但是”。比如,你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安全,却发现自己待在监狱。这是人类困境的典型隐喻。工业文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现代社会里人群的精神疾病,也是有史以来最普遍、最可怕的。
前一阵,有朋友感叹自己的人生是“死线组成的人生”—工作中无数的 deadline。不分昼夜地赶、催、逼,这些在旁人眼中或许只是悲喜剧,而对身处其中的人而言,精神是很难不感到焦虑和郁闷的。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更消耗人的体力和意志,而在那些处于前沿的所谓“创意产业”中,这种时间的压迫则呈现得尤为明显:每天被分成若干个时段来完成多项任务,而每一项都是 top urgent(最紧急)的,现代人的时间是最工业化、最机械化的。
时间的可测量化正是现代文明的前提之一。在口语中,我们或许还保留着古代描述时间的方式:“一盏茶的工夫”“我会在太阳落山前赶到你那儿”,但在现代化的工作中,时间都是精确计算的。在一个时间无法被量化的社会里,是绝不会出现“材料必须在 17:25 前送达”这种语句的。这种“赶时间”“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本身就是现代人精神焦虑的最重要来源,因为相比任何一种约束和资源,时间都是最无情的:它永远以同样的速度向前推进,没得商量,除了延后,不可能突然“多”出来。
为抓紧时间而陷入持续的焦虑中,是一种现代现象,因而也是前现代社会的人所无法理解的。戴维·拉姆(David Lamb)在《非洲人》一书中曾谈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白人差几分钟没赶上航班,懊丧之下暴怒不已。一个当地的航空公司职员大惑不解:“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烦恼,三天后不是还有一班吗?”
金钱和时间,是拘役现代人的两大因素。人们很容易注意到被金钱奴役的拜金者,却很少意识到一个量化的时间也会使人丧失自由。印第安人曾困惑于白人那种对黄金的狂热:“他们老是渴望东西……老是坐立不安……老是追求某种东西……他们简直像疯子……”这种“疯子阶段”,大概是资本积累时期在所难免的。欧洲文明辉煌的 19 世纪,成年人的工作其实极为繁重。1800 年前后,英国工人往往从6 岁工作到 60 岁,每天工作 12—14 小时(每年约 4500 小时),到 1870 年,人均年工作时数下降为 2984 小时,而1990 年为 1490 小时。这两百多年里,年工作时数每年平均递减 0.6%。
相比起来,现在人均年工作时数全球排第一的台湾,为 2282 小时(根据 2003 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世界竞争力年报”统计)。中国大陆现在每年大致是 250 个工作日,除了少数人工作繁忙,每天工作 12 小时外,大多数人的年工作时数不到 3000 小时。
在这种情形下,经济通常呈现快速繁荣的发展,但单调的生活却抵消了物质上的富裕所带来的幸福感。日本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形:一个家庭里一周下来,没有一顿全家共进的晚餐。所有的东西都被机械化和量化了,感情和伦理都成为可有可无、无暇顾及的奢侈品,物质的富裕,伴随的竟是精神上的荒芜。在国内的大都市里,这样的情形并不陌生:当老朋友偶尔想聚一聚时,总是凑不齐时间,因为每个人的“档期”都很满,这势必使得感情的沟通更多依赖一些远距离的“隔空交流”—电话、网络或微信。这就出现了那个魔咒:我们得到了想得到的东西,外加一个附带的“但是”。
如加缪所说,机械的人生,只有在其被意识到的那一刻,才成为悲剧 —但人们或早或迟总会意识到这一点。这一反省的最终指向是精神领域,但人们更常见的手段,则是以休假来进行自我调整。假期是与日常生活的决裂,不论是其节奏还是价值观 —但最根本的还是希望打破时间的拘役。在都市生活那种机械化的时间中,只有艺术家和穷人才会保持对季节变迁的敏感。处在休假状态中的人,通常是不愿意精确计算时间的,只有在这种情形下,“一觉睡到自然醒”才成为一种幸福。所谓“工作在纽约、生活在巴黎”则是新近的一个庸俗的调和论调。
休假中两个主宰性的因素都是和日常情况完全对立的,即非时间化和回退到原始状态。在现代社会中遭受压力越大的人,在休假中所表现的这两种倾向越强烈。一个工作狂前同事告诉我,他从一家公司离职前,连续加了三周班,离职后他在家每天沉睡十几个小时,不辨晨昏,根本不愿动脑,17 天后再上班时,感觉自己像个植物人,对工作上的事完全回忆不起来了。
这在不同程度上正是人们在假期里所做的:在海滩上晒太阳的游人,往往处于植物性麻木状态,被动地接受甜美的感觉,希望退化,模仿儿童的举动。至于时间,则完全根据自然现象来调节。略感可悲但并不可笑的是,往往这种时候,人们才会重新感受到太阳的升起和落下、月亮和星空之美……
摆脱时间的拘役正是领会永恒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