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希腊民主政治_晏绍祥著_9787100171397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全面讨论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著述，不仅有对雅典民主政治更深入的讨论，更有对斯巴达等其他希腊城邦民主政治或民主因素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古代希腊世界的民主政治，加深对古代希腊历史多样性的理解，是对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兴起、发展、一般特征和历史影响的综合性研究。其观点力求持之有故，不故作惊人之论：始终在城邦制度的框架下讨论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力图使用一手文献，并广泛汲取近代以来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充分反映了目前国内学界关于该课题的研究水平。

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就吸引了政治家、思想家和学人的注意，伯里克利、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都对古代的民主政治发表过或正面或负面的评论，罗马帝国时代的作家对古代民主也有过诸多评论。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在古典文化复兴与近代国家形成的双重作用下，讨论古代民主及其与国家治理的关系遂成为西方思想界和学界的家常便饭，在黑格尔那里，古典时代成为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阶段，民主政治得到他相当程度的肯定。19世纪专业史学的产生，引发了人们对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等全方位的探索。德国人首先开始探索雅典民主政治下的法律、经济、制度和文化，出版了多部奠基性著作；格罗特的巨著《希腊史》实际以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为中心，初步扭转了人们对古代民主的负面印象；布佐尔特的《希腊人的国家》是第一部综合性探讨希腊城邦制度及其基础的著述。进入20世纪，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邦纳、琼斯、芬利、汉森、奥伯和罗宾逊等都从不同侧面对雅典和雅典之外的民主政治做了深入探讨，显示了社会和学界对古代希腊民主政治持久不衰的热情。
　　自世界史学科在中国建立，中国社会和学术界就对古代希腊民主政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文革”之前，我们的前辈已经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雅典政制》、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基本资料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并就雅典民主的一些基本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改革开放以后，古希腊民主政治吸引了更多的注意。一方面，资料建设工作进展加快，更多古典文献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科研机构和大学的专业资料积累也以加速度发展。如果说20世纪80-90年代还是到处寻求资料的时期，则新世纪以来，学者们更多的是感叹如何把相关论著读完。与此相应，中国学者研究古代民主的论著，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也有相当程度的提高。
　　本书的写作，源自笔者此前出版的《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它的核心是古典世界民主与共和政治的身后事：西方对古代民主与共和政治的观察、讨论、运用及其背后的社会政治背景。在撰写该书过程中，笔者发现，从古代到现代，每个时代都根据自己的需要，从古代的民主与共和传统中汲取他们感兴趣的资源，在创造性借鉴的基础上，打造出他们心目中的古代民主与共和政治形象。格罗特的不同于黑格尔的；贝洛赫的有异于布佐尔特的；同是为古代民主辩护，芬利的路径非常不同于他在剑桥大学的前任琼斯；在当今世界，汉森的理解明显有别于罗宾逊的。因此要真正说明西方这种悠久的传统，尚需要对古代民主与共和政治本身有全面的把握和认识，于是笔者斗胆在2011年申请了教育部课题：《古典世界的民主与共和政治》。最初的计划，是能够相对详尽地介绍古代希腊民主与罗马共和政治。但在实际撰写过程中，我才发现什么叫无知者无畏。尽管此前已经有些基础，但真正等到下笔，才发现需要完成的工作远超最初的想象，浩如烟海的文献让人生畏，原来设想的古代希腊民主与罗马共和政治，只好在完成一半后，匆匆收兵。这一半就是眼前的《古代希腊民主政治》。剩下的那一半：《罗马共和政治》，只好期待他日。

《古代希腊民主政治》：
　　长老会及其权力
　　除国王外，长老会的作用不容忽视。它被视为斯巴达混合政体中的寡头制因素，因为其成员只有30人，而且终身任职。据说最初的28名长老由吕库古指定，后来的长老都由选举产生。然而像斯巴达的其他制度一样，长老会到底是如何起源，具体由哪些人组成，已经无从稽考。现代学者有关它来自荷马时代长老会的说法，也只能略备一说。由于长老终身制的特性，所谓的选举只能是几个职位的补选，竞争自然异常激烈。普鲁塔克、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都曾论及长老的竞选。亚里士多德抨击他们作为终身的法官且不用负责，权力极大，却并非有德之人。一是选举的方法过于幼稚，候选人需要四处奔走寻求支持；二是年龄资格，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一旦年事增高，美德也随之衰退，而斯巴达人却把60岁作为最低年龄；三是他们裁决重要案件，却不用负责，导致多次裁决因为偏好而损害国家利益。色诺芬的看法正好相反，认为长老的选举体现了吕库古促使斯巴达人即使到老年也仍需要保持美德的动力，因为长老的竞选不是体力的较量，而是灵魂是否善好的竞争。普鲁塔克详细描述了长老产生的方式。在为此召开的公民大会附近有一个房间，房间中有若干名裁判，各自手持写字板。他们既看不到别人，别人也看不到他们。候选人按照顺序，依次一言不发地单独通过公民大会会场。每走过一个人，公民大会欢呼一次。裁判们的责任，是按照顺序记录声音的高低。最后的结果是呼声最高者当选。然而，裁判如何产生，如何保证裁判记录的真实，候选人通过会场的顺序如何确定，斯巴达人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记载。作为一个现代人，很容易认为它过于原始且易于被操纵。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候选人在会场上不发表竞选演说，他或他们的政治主张与任职目标、履职方案以及竞选承诺，即使在斯巴达那样一个人数并不算多的社会中，恐怕也不大容易为人了解。普鲁塔克和色诺芬都认为那是美德的竞争，的确符合这种选举的实际，因为它与政治主张几乎无关；所争者很可能是每个人平常势力的大小，当选者很可能出自少数强势家族。卡特利奇指出，虽然无法证实，但“最稳妥的办法，仅仅是宣称在实践中、在事实上而非法律上，长老是从一个有限的社会群体中选出的”。我们碰巧知道的一个长老的出身，即赫托马利达斯（Hetoemaridas），似乎证实了卡特利奇的看法，因为狄奥多鲁斯恰好提到他是赫拉克勒斯的后代，一个杰出的公民，极受同胞尊敬。在斯巴达，赫拉克勒斯的后代经常意味着与王室有血缘关系。尽管狄奥多鲁斯的记载以不可靠知名，但这一段他可能利用了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史学家埃弗鲁斯（Ephorus）的著作，而埃弗鲁斯关于公元前5世纪伯罗奔尼撒的历史可能运用了来源相当可靠的史料，尤其是他提到了否则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知道的主角赫托马利达斯，因此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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