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根据1946年波兰尼在英国达勒姆大学(UniversityofDurham)发表的路德演讲结成的集子，该书是波兰尼第一部系统的科学哲学著作，可说是波兰尼哲学生涯的开端，波氏在其中首次阐明了自己哲学的总体轮廓，同时也为他最主要的作品《个人知识》一书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作为20世纪欧洲卓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凭其著名的意会(tacit)认知理论和富有人性的科学哲学观引发了现代认识论上一场根本性的变革。本书收录了波兰尼的两部代表作《科学、信仰与社会》与《人之研究》。
《科学、信仰与社会》是根据1946年波兰尼在英国达勒姆大学(University of Durham)发表的路德纪念讲座（Riddell Memorial Lectures）结成的集子，该书是波兰尼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成名作，是波兰尼第一部系统的科学哲学著作，概括地陈述了其科学观。波兰尼指出科学家的个人判断和寄托是科学构序和进化的重要动因，一切科学的知识塑造都离不开科学家个人，他们摆脱不掉的个体热情、价值等同样也是科学的本质属性。也是在该书中，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科学与价值、科学家个人与科学理性权威的内在关系，以此成为科学历史学派的重要思想先驱。
出版于1959年的《人之研究》是基于波兰尼在基尔大学（(Keele University）发表的林赛纪念讲座（Lindsay Memorial Lectures）而完成的另一部作品，这三场讲座为波兰尼的“意会认知”理论提供了基础知识，可以被视为波兰尼*著名的作品《个人知识》（1958年出版）的导言和扩充。此时波兰尼的科学哲学思想已臻全面成熟，并拜多年的科学家生涯和社会活动领域的丰富阅历所赐，其笔锋在从精密自然科学到人文社会学科在内的一切学科领域中纵横驰骋，游刃有余。
本书收录了英国卓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波兰尼的两部代表作《科学、信仰与社会》《人之研究》，集中体现了其著名的意会(tacit)认知理论和富有人性的科学哲学观。波兰尼批判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指出科学家的科学信念、科学直觉和内在创造力都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强调科学家的良心等是从事科学事业不可缺少的精神要素。其理论引发了现代认识论的一场根本性变革。
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 匈牙利裔英国哲学家，他原本是一个卓有建树的物理化学家，后来转向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在物理化学、经济学和哲学等领域都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意会认知论是波兰尼思想体系中的核心理论。他不但系统地探讨了意会认识的结构、运行机制、地位和作用，还将这些分析应用于对科学、社会以及许多传统哲学问题的思考。波兰尼的思想广袤深邃，一生著述众多，包括《个人知识》《科学、信仰与社会》《认知与存在》《社会、经济和哲学——波兰尼文选》等。
科学、信仰与社会
3/前言 背景与展望
17/第一章科学与实在
38/第二章权威与良心
58/第三章奉献与奴役
80/书目说明
附录
95/人之研究
147/译名对照表
*本选段选自《科学、信仰与社会》第二章“权威与良心”，波兰尼在此论述了科学家的个人判断和良心如何渗透在科学公断机制中，构成科学传统，而科学传统正是科学前提建立的基础。
第二章权威与良心
二
科学研究总体机制在科学家之间建立了一种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联系，它规范发现的实践，孕育和发展科学的前提，而师生关系只是这套广阔的总体机制之一例或一个小小的侧面而已。下面我将为诸位粗略勾勒这套机制的轮廓。
从物质层面而言，专业期刊与书籍、研究基金、薪水以及研究和教学的场所组成了科学的疆域，所有这些全由科学家自行管理。对来自科学世界之外的研究工作所必不可少的资金，科学家们亦能全权处理。我们马上就将看到，这种管理主要包括保持科学的标准、提供机会维持其自动自发的发展进程。
现在，让我们对这管理过程加以关注：
首先谈谈期刊。任一对科学有建设性意义的文献，都只有在付梓之后，方能广为人知；而且若非发表在有声望的科学杂志上，文献被人承认的机会也少得可怜。所以，这些杂志的编审们负责守卫科学领地上所有公开出版物的最低标准，他们根据自己的判断，排除那些谬误或言之无物的文献。
一旦出版，论文就被公示出来，接受全体科学家的审视，科学家们会对论文的价值做出自己的评价，并可能将这评价表达出来。他们也许会质疑或全盘否定论文观点，当然论文的作者也可以起而抗辩。必须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某种多少已成定论的意见才能获胜。
在广为人知并最终确立之前，科学文献还得经过第三个验证阶段，即公众审查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它将被编入教科书或至少被收入标准参考书里，由此而敲上最终的科学权威之印章，被许可在大学和学校教授中，也被允许在更广泛的公众中传播。教科书通常由权威科学家撰写，至少是由他们编辑。因此，文献能否被广泛接受，总是取决于科学家中那些掌握权威的评论家和教师。
其次，我们要来谈谈科学岗位。今天，活跃的科学追求大多存在于资助性的机构中。在这样的机构里，科学家们取得资深职位之后就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使用划拨的经费和赞助从事研究。成熟科学家被赋予的此种独立象征着科学生活的核心，它使少数科学家能完全根据自己的判断主动开辟新的研究思路。不过，也正因为存在这些特权，就更需要严格控制资深职位的任命。科学上的人事安排大体得依据科学公断机制对各候选人已公开发表的工作成果的价值进行的评价来进行；另外，在进行重要科学职位的任命时，我们也会听取权威科学家的意见。这样的做法在特种研究基金的分配与学术荣誉和学位授予中也被采用。
提供给科学研究的一些机会——例如建筑物、实验室、研究基金和津贴（包括全部可利用的资源）——也是在听取专家意见之后设立的。为了确保科学进程在宏观上获得最大程度的发展，管理者要将资源投到最活跃的科学增长点上去。
科学家的威望互不相同，影响力也有层级（hierarchy）之分。不过，非常的权威来自个人本身，而非源自公职。如果某个科学家被认为具有非常的影响力，那必定是因其理论极具价值，常被人引述。当然，他可能被选入了某些管理委员会，但这并非关键所在。科学自治机构多属非官方性质，其决策大都取决于才高望重的专家归纳和表达出的科学公断。为了在科学全域内维持相同的最低标准，这些专家得具有比较不同领域之科学价值的能力。所以，科学家们不仅要懂得评价本领域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还要知道如何去鉴赏邻近领域的成果，这是非常必要的，至少他们得知道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该去问谁，还要能够对咨询得来的意见做出批判性的评价。这种评价的一致性（coherence of valuation）贯穿科学全域，是为科学统一之基。它意味着任何一项科学的陈述，一旦被某部分科学家承认为有效，即可视为被全体科学家所接受；同时，它也使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之间具有广泛的同质性（general homogeneity），他们互相尊重，并组成有机整体。
方才，我已经简要地勾画出这个政府的轮廓来了，可是科学政府并不为它控制之下的科学活动限定明确的方向，它的功能不在于发起行动，而在于授予或收回研究、出版与教学的机会，认同或质疑个人提出的文献。科学事业要继续存在，这样的科学政府就必不可少。那么，权且让我们做一纵览，看看这科学政府如何工作。
在上一章里，我已经分析了科学的正确性（scientific validity），认为它是科学独特的质素，不过，科学的正确性绝不是认定某个科学主张应被接受还是应被否决的唯一标准。举例而言，如果我们精确测定某个时刻水在沟渠里的流速，对科学而言，并无贡献。科学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必须与科学系统有所关联，并且——或者在理论上，或者在实践上——至少得在某个方面对科学有意义。正确性、深度和本然（intrinsic）的人类利益——三者联合奠定了评价科学成果的基础。
此刻，请诸位设想一下： 假使我们对公开出版的科学文献之价值不加任何限定，结果将会如何？虽然不加限制，但由于篇幅所限，杂志的编者还是必须对稿件进行甄选。这时候，我们只能应用一些中性的办法——比如抽检——来甄选稿件了。顿时，垃圾文献充斥了所有科学杂志，那些有价值的作品反而被扫地出门、不加一顾。思想古怪的异人到处都是，他们投来许多不知所言的荒唐稿件。幼稚的、混乱的、怪诞的、单调乏味的、平淡陈腐的，以及其他一些缺乏时代性的文献将汹涌而来，因为所有骗子和拙人——那些欺骗别人或者自欺之徒——都渴望功名。如此一来，刊登出来的尚有价值的文献本已所剩无多，却又埋没在大量华而不实、漫不经心的文章里，鲜有被认可的机会。今日的科学家们借以相互影响的迅捷可靠的联系也将就此中断，他们从此将陷于孤立无援，相互间的信任与协作也会悄然解体。
此事已经无须赘言。除非我们能确保职业教师和研究工作者永不缺乏某个等级的科学资格，否则整套对科学机构捐赠的系统必将在一团混乱和腐败堕落中瓦解。许多不发达国家的科学公断体系尚不完善，它们的经验启示我们： 即便只是相当细微地削弱对科学的控制，也会对科学活动的完整性和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显而易见，自治科学机构在捍卫体现与传达科学前提的有组织的科学实践上是有效的。但是，自治机构的功能主要仍是保护和调节，而且，我们马上可以看到，这种功能本身就是基于科学家之观点间所固有的普遍和谐而存在的。因此，一旦把注意力直接投诸科学家之间观点一致的趋向时，我们也就更贴近科学的真实基础了。
三
在现代科学中流行的公论（consensus）确实值得大家注意。诸位不妨细细品味如下事实： 每位科学家根据自己的个人判断而相信某个科学观点，所有人都负责任地寻找问题，以自己的方式求解；每一位科学家都听从自己的个人判断，不停地提出并验证自己的结论。发现恒常发生作用，在每个时代深远地重铸科学，而尽管极端的个人主义始终在为数甚广的不同科学分支里活动，尽管这些分支又都被卷入一股普遍的潮流之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科学家们在大多数的关键点上，总能取得一致。虽然他们之间的论战永无终止之日，但亦鲜有经多年争论仍无法形成公论的科学问题。
科学家们各自持有的科学观点之间存在某种和谐，这和谐表现在他们处理科学事务的方式上。我们已经发现，科学世界中并不存在凌驾于整个科学生命之上行使权力的中心权威。在科学事务中行使权力的是那些当时当地恰好被正式引入或推介而为科学事务仲裁者的科学家们，他们在科学生活的许多分散的点上行使权力。而且，总的说来，这些科学家在各自的点上分别做出的决定并不抵触，相反，总能达成广泛的一致。如果我们邀请两个科学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同一篇文献的价值进行评审，通常总能得出非常近似的结论；两位仲裁人对某人的升级申请所做出的独立报告，也很少出现大的分歧。公开刊登的科学论文成千上万，篇篇要经过千万科学读者的审阅，之后或许才会有某个读者以某种理由为据主张某一篇文献不够标准。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有400多名会员，其中很少有人被他们的科学同事认为明显不合格，也从未听过其中有人抱怨其他会员的主张受到令人震惊的冷落。在大学教授或其他拥有同等职位的人群中，情况也是如此。
每当遭遇冲突时，流行于科学家之间的公论趋向反而显现得最为明显，这听上去或许有些自相矛盾。每位科学家都渴求取信于同行，急切地希望他们信服自己的主张。即便一时未能如愿，他仍相信自己迟早能做到这一点。不过，这种渴求只在面对科学家之时存在，他并不介意音乐家是否关注他的主张，也不指望音乐家相信他是对的，而他只关心科学家的评价，他相信他们终将认同真理，这种关注和信念意味着他的思想与他们的思想源于相同的科学前提。若使他信服的证据未能同样使他们信服，他将十分困惑，不过他仍将坚信这些证据最终会令他们信服。
科学家提出的主张无论多么具有革命性——比如相对论、心理分析、量子力学或超感官知觉等创立于当代的学说——总会遭遇科学公断体系的某些反对意见，此时他将求助于另一些他认为应当存在的科学公断，以借此对抗那些反对的声音。即便某个新的发现——例如上文提到的那些发现——可能嵌入对科学的传统基础的重考，这个先驱也还是得求助于该传统基础本身，以之作为他与反对者之间论争的共同依据；而反对者们自然也能接受这些前提。如果先驱将更早的先驱引为范例，他们更乐意；巴斯德（Pasteur）、塞麦尔维斯(Semmelweiss)、李斯特(Lister)、阿列纽斯(Arhenius)、范特霍夫(Vant Hoff)等，他们都曾在各自的时代挑战当时盛行的科学观点。时刻警惕，以免错误地压制某些伟大的发现，这也是科学传统的一部分，因为这些伟大发现最初往往可能因其新奇而显得有些荒谬。因此，即使发生了最深刻的分歧，科学的革新派与保守派仍然固守同一个科学基础，他们之间的冲突总能在一段相当短的时间内，被以全体科学家都能接受的方式加以解决。
至此，科学家之中自动自发的一致性（coherence）趋势之根源也就更加清晰了。科学家们用一个声音说话，只因他们受同一传统熏陶。在此我们看到了一种更广泛的联系，它存在于建立在普遍传统之上的整体科学生活系统之中，师徒关系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已，科学前提正是由其维护和传递下来的。这就是科学前提建立的基础，它们正是体现在某种传统——科学的传统之中。
科学家们共同接受了一种传统，他们彼此信任，深信别人也受同一传统的熏陶——科学的持续存在已经证明了这一事实。假如他们惯于将多数同事看成骗子或江湖术士，那么科学家之间富有成效的论争将无从谈起，他们也不再可能接受和借鉴彼此的研究成果。于是，有赖于学者互相合作而存在的科学进程将从此中断。接着，出版、教材编辑、培训新人、人事任命和新科学机构设立等程序将纯粹由那些当时碰巧能决策的人随机决定。至此，我们再也无法辨认任何一项陈述是否科学，更无法将任何人描述为科学家，事实上，此时科学正在走向末路。
一旦科学公断的一致性被破坏了，那么无论树立任何一种中心权威（central authority）也无法将之修复。比如，当我们授权皇家学会主席为每一道科学问题做最后的终审判决时，他所做的绝大多数判断无疑就失却了科学的价值，因为一切科学进程将从此被切断。所有的科学家，只要对科学尚存热爱，都不会参加任何执行这类决定的科学机构。在一些通常运行良好的部门和其他大规模的组织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种影响的迹象： 在这些部门和组织中，由行政上级向他们旗下的成熟科学家分派研究任务，而此时如果上级试图将自己的个人观点强加给下属——事实上他们常会这样做——那下属的处境就变得苦不堪言了。对任何痴迷科学发现的人来说，加入这样一种组织便是一项巨大的牺牲。
除非我们确实理解科学公断仅只能暂时和不完全地代表科学的传统标准，否则，由科学公断所指导的科学事业永远无法成功。希望得到科学公断指引的科学家切不可在一开始就试图招徕科学同行的认可。虽然他的收入、他的独立、他的影响，事实上包括他在世界上的整个名望自始至终都取决于他在科学公断那里具有多大的信用，但他绝不该将赢取这种信用作为首要的目标，而只能将契合科学标准作为自己的追求。试图抄近路去获取科学公断信任的做法反而可能将你引入远离高尚科学的歧途。有些人不公布整个真理，而只是宣扬某个看似有趣、似是而非的小故事——真理的一小部分——再加上一项直接的小发明，这种方式也许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给科学界留下印象。在这样的例子中，如果当事人再精明地将一些模棱两可的东西做些伪装，夹入他的作品之中，那我们就很难将之推翻；若是在一个需要艰辛劳动、克服重重困难完成实验才能复制作品的领域里，它们或许多年都不会遭遇挑战。在最终被揭露之前——如果能被揭露的话——这种骗术能为当事人树立起客观的名望地位，或许还能为之在大学里谋得舒适的教席。假如每天清晨开始工作之时，科学家们便处心积虑地耍这种能帮他安稳地赢得好职位的小把戏，那么很快，那些能戳穿此类骗局的有效标准就将烟消云散；一旦某个科学群体中每一位科学家都只为取悦科学公断的眼光而行事，那他们试图取悦的科学公断就会无处可寻。唯有当科学家们坚持对科学理想的忠贞，而非仅追求成功赚取同行的信任之时，他们才能组成一个坚持科学理想的共同体（community）。纯粹依靠迎合科学公断的真实需求来维持约束科学家行动的整套纪律是不够的，还需加上道德信仰的支持，这里所说的道德信仰滋生于人类献身科学的信念，它预备在现有科学公断体系之外独立运行。
理所当然，维持科学生活的秩序也需借用一些强制手段。为了避免被未经授权的人士使用或干涉使用，科学生活的所有物质内容——科学期刊、教科书、研究基金、实验室、报告厅和带薪职位——都必须在特定的场合才能使用并得到合法的保护和支持。强制措施还被广泛应用到各种大学教学管理和实验室行政管理事务之中。但是，科学团体中富有创造力的秩序并非仅是冲突——在有组织的势力与狭隘地追求本己私利的个体之间冲突——的结果。科学家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有支持科学理想的义务，并在此义务的指导下行事——行使自己的权威或服从同行的权威，否则科学必将消亡。
那么，当科学前提被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普遍接受时，似乎每个成员都必须以献身科学的行动表示对它们的赞成。这些前提不但指导直觉，也指导良心；不但具有启示作用，也具有规范作用。也就是说，如果必须从根本上支持科学传统，那就必须将之视作无条件的绝对需求。科学传统是一种精神实在，只有在科学家们为它工作之时，它才能为他们所用，那是一种凌驾于科学家之上，强迫他们为之效忠的精神实在。
之前，我曾谈到科学良心，把科学良心看作调解直觉性冲动和批判性程序的规范法则和师徒间关系的最终仲裁者。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科学共同体如何在培育共同科学理想的过程中组织起社会成员的科学良心。
通常，科学家们在感情上和道德上最终向科学臣服总要经历几个不同的阶段，让我们对这些阶段逐一回顾。在真正理解科学真谛之前，年轻的心灵初次走近科学，一股对科学的热爱、对科学之重大意义的信仰激励着这颗心。有了对知性权威的这种初步服从，他才会刻苦汲取科学知识。下一步，这个渴望成为科学家的年轻人得将一些伟大的科学家——一些健在或者去世了的科学家——树为自己的榜样，寻求从他们身上获得自己未来科学生涯的灵感。在很多情况下，年轻人都会追随某位大师，向其尽情表白自己的崇敬和信任。不久之后，他将投身于追求发现的活跃行动里，深深沉迷于解决某个问题。这时，他得竭尽全力追求对实在的真实感觉，以避免自欺，为此，他或许要痛苦地拒绝成就感——由某种不怎么可信的东西所带来的成就感——的诱惑。在宣布自己终于完成某个发现之前，他须先聆听发自自身科学良心的声音。岁月流逝，他的科学良心也日益成长，担负许多不同的新功能；他的科学良心诠释他的科学理想，而他则在科学理想的指引下做出判断——发表论文、批判同行的论文、向学生演讲、选择一些职位的候选人等等，以诸如此类数以百计的不同方式做出判断。最后，他成为科学管理系统的一分子，将自己的爱和关怀扩及每个原创性努力，以此培育科学的自然成长。此时，他将再一次臣服于实在，臣服于科学的本真（inherent）目的。
科学共同体的全体成员——每个科学家共同做出的这些不同形式的服从无疑强化了他们的力量。正是由于确知对科学理想的同等义务为所有科学家普遍接受，他们更加坚持对科学理想之实在的信念。当每一位科学家都基本信赖他人作品中传达的信息，预备直面自身的科学良心来担保它们的可靠性，并据以建立自己的观点之时，个体的科学良心就得到了他者的广泛担保。这么一来，一个科学良心的团体——有组织地共同根植于相同理想的团体——就出现了，它体现着这些理想，并成为这些理想之实在的鲜活明证。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