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大部分德国人迫切地想要忘记刚刚过去的历史。那些没有被立刻逮捕，或已经被盟军抓到却没有一开始就被识别出来的主要战犯，没有任何赎罪的想法，逃跑成为他们多数人的选择。为了使战犯得到应有的惩罚，不让世界遗忘纳粹的罪行以及随之而来的教训，有一小群人付出全部努力，试图追究到底，将这些杀人犯绳之以法，无论他们逃到了哪个角落，这群人被称为纳粹猎人。本书主要讲述了纳粹猎人为伸张迟到的正义，是如何搜集证据、追捕纳粹的。
基于大量的档案文献和作者本人对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与当事人的采访，本书首先为我们研究二战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使读者能更加清楚地了解希勒特统治下惨绝人寰的犹太人大屠杀的真实面目。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还原不同纳粹猎人的经历，包括他们为何选择走上这样的道路，他们做了些什么，以及他们与其他纳粹猎人间的合作与冲突，本书还促使读者去思考战后审判的意义、纳粹猎人的存在价值、他们行动的正义性等问题。虽然关于纳粹猎人本身以及纳粹猎人之间存在着不少争议，虽然许多重量级战犯*终仍是逃过了审判，但作者*后还是乐观地表示，纳粹猎人的追捕行动无论成功与否，至少都让那些犯下反人类罪行，却以为自己能够逍遥法外的纳粹，不得不在余生中东躲西藏、惶惶度日、不得安宁。
导言（部分）
二战结束不久后诞生的最著名的德国电影之一名叫《凶手就在我们中间》（Die Mrder sind unter uns）。电影中，由希尔德加德·克内夫（Hildegard Knef）扮演的集中营幸存者苏珊·瓦尔纳（Susanne Wallner）回到了她位于柏林废墟之中的已遭到严重破坏的公寓。她发现，前德军军医汉斯·默滕斯（Hans Mertens）已经住在那里，整日沉溺在酒精与绝望中。这位军医遇见了一位如今已是富商的前上尉长官，而上尉曾在1942年的平安夜下令屠杀了一个波兰村庄的100位平民。被这些记忆折磨的默滕斯决定在战后的第一个平安夜杀掉那个上尉。
瓦尔纳在最后一刻说服了默滕斯，让他相信这种私自执法的行为是错误的。她对他说：我们没有资格做出判决。军医表示理解。他在影片结束时回答说：没错，苏珊。但我们必须提出控告，代表数百万无辜的大屠杀受害者要求他们赎罪。
影片取得了巨大成功，吸引了大量观众，但它传递的信息从根本上来说具有误导性。它将安排战争罪早期审判的职责交给了盟军，而不是德国人民。战胜国不久后就基本上放弃了审判战犯的努力，转而将注意力放在逐渐兴起的冷战上。对大部分德国人来说，比起思考赎罪的事情，他们更加迫切地想要忘记刚刚过去的历史。
那些没有被立刻逮捕，或者已经被盟军抓到却没有在一开始就被识别出来的重要战犯，当然也没有任何赎罪的想法。逃跑是他们唯一的冲动。就阿道夫·希特勒而言，他的逃跑方式是在地堡中与刚刚和他结婚的爱娃·勃劳恩（Eva Braun）一起自杀。他的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在毒杀了自己的六个孩子后也同妻子玛格达（Magda）一起步了他的后尘。在1976年的畅销小说《英烈祠中的交易》（The Valhalla Exchange）中，虚构的戈培尔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选择这条道路。他宣称：我不打算在余生里像个难民一样没完没了地满世界逃亡。
但他的大多数同僚以及大多数犯有战争罪的其他纳粹分子并不打算把希特勒当作学习的榜样。许多低级别战犯甚至觉得没有必要躲起来，他们很快就混进了数百万想在欧洲开启新生活的人群。其他一些自觉处境更危险的战犯则设法逃离了欧洲大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两类人中的许多人似乎成功摆脱了战争罪责，常常还得到了忠实的家庭成员以及由纳粹党同志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的支持。
本书主要聚焦于规模相对较小的一群人，他们一直试图颠覆这些战犯最初获得的成功，不让这个世界忘记其罪行。这些追捕者中既有官方人士，也有独行侠。他们展示了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即使在战胜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对纳粹战犯的命运越来越漠不关心的时候，他们也在坚持战斗。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探索了恶的本质，并且就人类行为提出了一些极为令人不安的问题。
这些试图将那些杀人犯绳之以法的人通常被统称为纳粹猎人，但他们绝对不是一个拥有共同策略或者在战术上拥有基本共识的团体。他们经常发生矛盾，很容易就会相互揭丑、相互嫉妒并且进行公开对抗，尽管他们所寻求的目标大体上是相同的。
但是，即便每个参与追捕纳粹罪犯的人都搁置他们间的个人分歧，结果也不会有很大不同。而且无论用何种绝对标准来衡量，这些结果都无法证明正义已经得到伸张。曾经先后任职于美国司法部特别调查办公室、美国大屠杀纪念馆（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和柏林文献中心（Berlin Document Center），如今担任纽约市犹太遗产博物馆（Museum of Jewish Heritage）馆长的历史学家戴维·马韦尔（David Marwell）说：任何人如果试图在战犯所犯的罪行及其所受到的惩罚之间寻找平衡，最终都会感到十分沮丧。至于战胜国最初做出的起诉所有战犯的承诺，他对此简略地补充说：这太难实现了。
是的，要想取得大规模的成功太困难了，而那些不愿放弃、坚持要让至少部分纳粹战犯承担罪责的人所采取的努力，演变成了仍在持续上演的战后传奇，它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其他传奇都不同。
过去在战争结束时，战胜方往往会杀光战败方或将他们收为奴隶，掠夺他们的土地，在第一时间报仇雪恨。当场执行的刑罚才是最常见的，而非审判或其他根据证据来判定罪行的法律程序。战胜方的动机很纯粹，那就是复仇。
许多纳粹猎人最初也受到复仇思想的驱使，尤其是那些来自集中营的人或者那些曾协助解放集中营的胜利者，后者见证了四处逃离的纳粹分子所遗留的令人震惊的恐怖证据：已死和将死之人、焚化炉，以及被当成酷刑室使用的医疗设施等。结果是，部分纳粹分子和与他们勾结在一起的人在战争结束后立刻遭到了报应。
不过，从第一次纽伦堡审判，到今天仍偶尔发生在欧洲、拉美、美国和中东等地区的追捕战犯的行动，纳粹猎人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对他们的猎物发起法律诉讼上，旨在证明即使是最为恶名昭彰的人也应该出庭接受审判。最著名的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把《正义而非复仇》（Justice Not Vengeance）当作他回忆录的标题绝非偶然。
在正义明显缺席，有罪之人经常逃脱惩罚，即使是最轻微的惩罚，甚至可能没有受到任何制裁之时，另一个行动目标出现了，那就是杀鸡儆猴。为什么要追踪一个将不久于人世的老年集中营看守？为什么不让这个作恶者平静地逝去？许多美国政府官员乐于这么做，尤其在他们已经把注意力转向了一个新敌人苏联的时候。但这些纳粹猎人不打算放手，他们强调，每一个案件都能带来宝贵的教训。
这种教训的重点在于：证明二战以及犹太人大屠杀期间的可怕罪行不应被遗忘，那些煽动者、罪行实施者或者可能在未来犯下类似罪行的人，将永远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至少从原则上讲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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