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反抗暴力：卡斯台利奥反抗加尔文_（奥）斯·茨威格著张玉书译_9787020132775

一　引言

　　有人倒下，但勇气长存；虽然死亡危险逼近，信念绝不放松；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注视敌人，目光坚定，充满轻蔑。他虽然失败，并非败给我们，而是被命运打败。他虽然死去，但未被战胜：最勇敢的人，有时也最为不幸，同样也有人笑对沉沦，仍渴望着胜利……　　

　　　　　　　　　　　　　　　　　　　　　　　　　　　　　　　　　蒙田

蚊子抗大象是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在他反抗加尔文的巴塞尔战斗檄文里的一段亲笔书写的铭文，乍一看令人惊愕，简直就像是人文主义者常用的夸张笔法。但是卡斯台利奥的这句话既不言过其实，也不冷嘲热讽。这位勇士用这突兀的比喻只想向他的朋友阿默尔巴赫明确表示，他自己如何悲哀地清楚认识到，他公开控告加尔文，出于狂热的刚愎自用杀害了一个人，从而也扼杀了宗教改革运动中的信仰自由。这是在向一个多么庞大的敌人挑战。

卡斯台利奥从一开始，举起手中的笔，犹如挺起长矛投入这场危险的斗争，就清楚地知道，反抗一个全身披挂、刀枪不入、拥有优势的独裁者，与之进行任何纯粹精神的战争，自己是软弱无力的，从而也就知道自己的作为毫无胜算。独自一人，手无寸铁，怎么可能向加尔文发动战争并战而胜之，支持加尔文的人成千上万，还有一个国家暴力的战斗机器！凭着无与伦比的组织技术，加尔文成功地将整座城市，整个国家连同成千上万迄今为止一直自由自在的公民都变成唯命是从的机器，任何独立自主性均被消除殆尽，为了维护他那独一无二的学说，任何思想自由均被他褫夺。城里、国内一切权力机构全都置于他的全权控制之下，全部机关、官厅、市政委员会和教会监理会，大学和法庭，财政和道德，牧师、学校、警察、监狱，所有写出的字、说出的话，甚至悄声耳语的谈话全都受他控制。他的学说变成了法律，谁胆敢对此发出丝毫异议，监狱、流放或者柴堆，这些精神专制公然用来终止一切讨论的有效论据，立即会对那人进行教育。于是在日内瓦只有一种真理得到容忍，而加尔文便是这种真理的先知。此人令人望而生畏，他可怕的权力还远远延伸到城墙之外。瑞士联邦各个城市都视他为最重要的政治盟友。新教世界选择这位最为强横暴烈的基督徒充当他们的精神统帅，君王们纷纷争夺这位教会领袖的恩宠，他在罗马天主教会之外，在欧洲建立了基督教世界最强有力的组织。当代没有一个事件的发生他不知道，更没有一个事件会在违背他意志的情况下完成。与彼耶尔教堂的这位布道师为敌就像和皇帝和教皇为敌一样的危险。

他的反对者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是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他以人类思想自由的名义向这种和任何一种精神上的专制暴政宣战，此人究竟是谁？和加尔文的令人晕眩的强大权力相比真是蚊子攻大象！就公众影响而言，他是一个无名之辈，是个无足轻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而且还是个不名一文、穷得像乞丐的学者，全靠翻译和给人当家教含辛茹苦地养活妻儿，身处异国的逃亡分子，既无居留权，亦无公民权，一个双重的流亡分子：每逢狂热主义统治世界之时，个人总是无能为力形单影只地置身于互相争斗的各派宗教狂之中。这位伟大谦虚的人文主义者多年来一直处于迫害和贫穷的阴影之中，过着极度艰难困苦的生活，永远受到压抑，可是也永远自由自在，既不依附任何党派，也不沾染宗教狂热。只有等到塞尔维特遭到谋杀，他的良心深受震撼，他才放弃平静的著述，拍案而起，以受到损害的人权的名义，控告加尔文。只有这时，他的孤立无援才升华为英雄气概。因为和他能征善战的对手加尔文不同，卡斯台利奥并没有团结一致、组织严密的追随者围在他的身边，为他掩护；没有一个党派，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会向他提供援助；没有地位显要的人物，既无皇帝，亦无国王像当年庇护路德和埃拉斯姆斯似的庇护他；甚至为数甚少的几个欣赏他的朋友，也只敢悄悄地给他壮胆打气。因为在其他国家，由于时代的疯狂，异教徒像牲口似的被人驱赶，遭人折磨，他大胆无畏地为这些权利被剥夺，遭到奴役的人仗义执言，并且通过个例，永远否定世上所有的当权派因为世界观而有权对世界上任何人进行迫害。公开站在这样一个人的身边是多么危险，多么性命攸关的危险啊！！在人的心灵阴沉昏暗的那些可怕的瞬间，当各国人民良心都遭到蒙蔽之际，他敢于保持清朗而又人性的目光，直呼其名，称那些以宗教的名义进行的杀戮为谋杀、谋杀、再谋杀，尽管这些杀戮名义上是为了荣耀上帝而进行的！此人深切地感觉到，他的人性受到了最深切的挑战，他就独自一人打破沉寂大声呼喊，表示他对这些不人道行径的绝望，呼声直达天庭，单枪匹马为捍卫众人而战，单枪匹马对抗一切敌人！因为谁若向当时的当权派和掌权者扬声抗议，就别指望会有众人追随，因为世间俗人都有永生不死的怯懦心情。因此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在关键时候，身后除了自己的影子，别无一人相随，除了战斗的艺术家拥有的不可转让的财产：在不畏强暴的灵魂里的那颗不屈不挠的良心之外，别无其他财物。

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从一开始就预感到他在进行无望的斗争，然而尽管如此，服从自己的良心，他依然斗争。这神圣的尽管如此，依然斗争，使得人类解放斗争中的这位籍籍无名的战士世世代代永远成为英雄；单单凭着这股勇气，他独自一人、孑然一身对一种世界性的恐怖发起激烈的抗议。卡斯台利奥反抗加尔文的这场斗争，每一个有头脑的人都该铭记在心。但是这种历史性的争论，就其内在的问题而言，也已远远超过了它那时代的契因。因为这里争论的不是一个狭窄的神学问题，不是关系一个名叫塞尔维特的人，甚至也不是只关系到新教中自由派和正统派之间发生的举足轻重的危机：在这场强硬坚决的争论中，提出了一个涉及面广泛得多，时间包括更长的问题，我们的事业行动起来了！战斗已经打响，这场战斗将不得不用另外的名字，用另外的形式一再重新进行。神学在这里只意味着一种偶然的时代的面具，即便是卡斯台利奥和加尔文，也只是作为一种无形的无法克服的对抗所推出的最为有血有肉的代表人物而已。不论人家把这种张力的两极称作什么是叫宽容反抗不宽容，自由反抗约束，人性反抗狂热，个性反抗机械性，还是良心反抗暴力所有这些名字，归根到底只表达最后的、最内在的、最个人的决定，对于每个个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人性的还是政治性的，是道德还是理念，是个性还是集体性。

在自由和权威之间需要不断进行必要的界定，每个民族，每个时代，每个有思想的人都不能幸免：因为没有权威不可能有自由（否则自由将导向混乱），没有自由也不可能有权威（否则权威将导向专制）。毫无疑问，在人性的根本，有一种神秘的欲望想自我消融于集体之中。我们原始的妄想无法消除，会找到一种确定的宗教的、民族的或社会的制度，它对大家都极为公平，最终把和平和秩序馈赠给人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宗教裁判官以残忍的辩证法证明，大多数人其实都害怕自己的自由，广大群众面临千头万绪的问题，人生的复杂，责任的繁重，的确感到疲劳，渴望出现最终的、普世的、断然的秩序，使世界井然有序，人们不必进行任何思索。人们渴望出现救世主，渴望消除人生的种种问题，这种渴望形成真正的酵母，为一切社会和宗教的先知出现扫平道路。每当一代人的理想失去了火焰和色彩，总需要有一个会发生强烈影响的人昂然崛起，以不容抗拒的口吻宣称，他，只有他找到了或者发明了新的公式；成千上万人的信任便向着这个所谓的人民的大救星或者世界的大救星涌去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大概是它的形而上的意义）总是首先在世上创造出一种新的理想主义。因为每一个给人们赠送一种新的统一和纯洁的妄想的人，首先总是从人们当中吸取最神圣的力量：他们的牺牲精神，他们的强烈热情。千百万人像着了迷似的准备为他所俘，为他怀孕甚至甘愿为他强暴；这样一个宣传福音者，预言幸福者，向他们要求得越多，他们就越发迷恋上他。昨天还是他们的最高乐趣，还是他们的自由之物，今天为了他的缘故，他们心甘情愿地去把它抛弃，只是为了更加心悦诚服不加反抗地受他引导。古老的塔西陀说的话急忙投入奴役之中原文为拉丁文。便一再得到实现，在一种万众一心的热烈陶醉的状态之中，人们自觉自愿地投身到受奴役的状态中去，还要赞美人家用来抽打他们的皮鞭。

始终是世上的一种思想，一种最为非物质的力量，一而再地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冷静的、技术化的世界里产生这样一些匪夷所思的影响力造成的奇迹。其实对于每一个有头脑的人来说，这种思想本身都含有一些使人上进的成分，人们很容易受到诱惑，去欣赏和赞扬这些使世界为之痴迷的人物，因为他们成功地凭借精神的力量，去转变迟钝的物质。可是灾难深重的却是这些理想主义者，空想主义者一旦胜利，几乎立即变成精神的最恶劣的背叛者。因为权力使人觊觎专权，获胜使人滥用胜利，这些征服者让许多人如此热衷于个人的妄想，兴高采烈地准备为它而生，甚至为它而死，这些征服者对此还不餍足，他们全都受到诱惑，要变获得多数为占领全部，甚至还想把他们的教条强加到无党派人士身上；仅仅控制对他们俯首帖耳之辈，控制他们的追随者，他们心灵的奴隶，仅仅控制每个运动都永远积极参与之徒，他们尚嫌不足，不，他们还想把自由无羁、无拘无束之人，少数独立分子也变成他们的吹鼓手和他们的奴才。为了把他们的教条变成独一无二的信条，他们便用国家的名义把每一个不同意见全都打成罪行。一切宗教、政治的意识形态，都永远一再重复这一厄运，一旦转变为独裁统治，就蜕化为专制暴政。因为一个才智之士不再信任他的真理所拥有的内在力量，而是采用蛮横的暴力，向人性的自由宣战。不论什么思想，只要它采用恐怖手段来使别人的信念全都与它一致，并且加以监督，它就不是作为理想的观念而存在，而是转化为粗野残暴的行径。即便是纯粹无比的真理，如用暴力强加于别人，它就成为反对精神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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