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世纪前，资本主义开动了经济生产力的一种爆发。市场和私有财产存在了数千年，但是，是其他何种关键制度培育了资本主义在相对近世的出现？直到现在，可用于回答这个问题的概念工具箱仍然是不够的，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注意力已不再放在识别这些关键制度上。在本书中，杰弗里·霍奇森向读者提供了一个更加准确的概念框架，他采用一种被称为法律制度主义的新的理论方法，强调了法律和国家的重要作用。虽然私有财产和市场处于资本主义的中心位置，但它们要依赖于一个有效的法律框架的发展。把这个基于法律的方法应用于分析资本主义在18世纪欧洲的出现，霍奇森明确了与它的兴起相吻合的关键的制度发展，包括18世纪重要的金融制度的发展。这种分析使他站在了一种普遍看法的对立面，即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自然的、必然的结果。与此相反，资本主义是一个相对新近的现象，并且是视一个保护私有财产和执行契约的特定形式的国家而定。本书然后考察了这个更准确的概念框架就资本主义在21世纪可能的未来能告诉我们什么，其中一些蕞重要的问题是全球化的影响、不平等的持续增长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对美国霸权的回应。
无论资本主义会得以保持，或是有所变革，还是会被取代，我们都必须要理解资本主义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运行的。这需要敏锐的分类，也需要确凿的知识。资本主义是不同制度的一个复杂的组合，要领会它，我们需要清晰地理解财产、交换、市场、货币、资本和其他元素。我曾想过写一部现代版的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政治经济学定义》（Definitions in Political Economy, 1827），在其中去追溯这些观念的含义。但2008年的经济崩溃使我改变了想法，此后我集中于研究资本主义观念及其本质。
这本书讲的是资本主义的性质。我认为，我们对这个体制的理解受到了社会科学中财产、交换和资本这类关键概念的深度腐朽化的不良影响，也受到将数理技术凌驾于真实世界内容之上的、经济学家无法扭转的先入之见的不良影响。概念上的精确性与数学上的精确性同样重要，但经济学家对前者的关注度相对较小 。
我一直受到论述资本主义的伟人们的启发——包括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约瑟夫·A.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但他们的思考都是有局限的，这一点将在后面解释。这本书是折中的，在其中，我采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理论方法；这种方法把法律放到中心位置，同时又没有减少法律之外的其他元素的作用。这种方法可以称为法律制度主义（legal institutionalism）。它对法律的现实性的强调，有助于确立更加清晰的、更具优势的财产、交换、市场、企业和资本的概念。
本书的诸多核心表述和基本结构在2011年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一系列讲座上，得到了一批经济学界同仁的检验。在一些热心人的促使下，写作本书的计划得以诞生。本书的源于2012年杜克大学政治经济学史研究中心的一次研讨会，当时布鲁斯·考德威尔（Bruce Caldwell）诚恳地就本书的提纲与我进行充分的讨论。2012年，在山东大学同样如此，同仁们一样充满热情，甚至纠正了我的某些错误观点。2014年初在巴黎第一大学举办的基于本书的一系列讲座期间，同仁们也提出了颇有助益的反馈。在讨论和评论中对我有所帮助的人有：里奇·阿德尔斯坦（Richie Adelstein）、阿米泰·阿维拉姆（Amitai Aviram）、克里斯蒂安·巴雷里（Christian Barrère）、詹斯·贝切特（Jens Bechert）、彼得·贝特克（Peter Boettke）、马赛尔·鲍曼斯（Marcel Boumans）、罗伯特·巴特勒（Robert Butler）、布鲁斯·考德威尔、安娜·卡斯特罗（Ana Castro）、拉特格·克拉森（Rutger Claassen）、迈克尔·D.科恩（Michael D. Cohen）、让—菲利普·科林（Jean-Philippe Colin）、弗兰克·科里（Frank Currie）、胡亚·达格德维林（Hulya Dagdeviren）、约翰·B.戴维斯（John B. Davis）、西蒙·迪金（Simon Deakin）、弗兰克·德克（Frank Decker）、克里斯汀·迪珊（Christine Desan）、罗纳德·多尔（Ronald Dore）、加里·戴姆斯基（Gary Dymski）、克里斯托弗·恩格尔（Christoph Engel）、查克伍龙夫·埃米纳罗（Chukwunonye Emenalo）、斯蒂夫·弗利特伍德（Steve Fleetwood）、尼古拉·福斯（Nicolai Foss）、大卫·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弗朗西斯卡·加里亚蒂（Francesca Gagliardi）、皮埃尔·热尔韦（Pierre Gervais）、大卫·金蒂斯（David Gindis）、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阿维纳·格雷夫（Avner Greif）、杰里·霍夫（Jerry Hough）、安妮—克莱尔·霍伊格（Anne—Claire Hoyng）、黄凯南（Kainan Huang）、杰弗里·英厄姆（Geoffrey Ingham）、托布恩·努森（Thorbj?rn Knudsen）、理查德·朗格卢瓦（Richard Langlois）、约翰·林娜里莉（John Linarelli）、理查德·利普西（Richard Lipsey）、维尼·洛根（Vinny Logan）、塔里克·马利克（Tariq Malik）、雷利特·美因茨（Renate Mayntz）、迪尔德利·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佩里·默林（Perry Mehrling）、克劳德·梅纳德（Claude Ménard）、菲利普·米纳德（Philippe Minard）、莫志宏（Zhihong Mo）、保罗·莫里拉·弗朗科（Paolo Moreira Franco）、格里莫特·纳尼（Grimot Nane）、吉尼维尔·内尔（Guinevere Nell）、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克劳斯·尼尔森（Klaus Nielsen）、巴特·努特鲍姆（Bart Nooteboom）、乌哥·帕加诺（Ugo Pagano）、凯瑟丽娜·皮斯特（Katharina Pistor）、巴拉特·庞亚比（Bharat Punjabi）、欧内斯特·斯克里庞蒂（Ernesto Screpanti）、伊泰·塞内德（Itai Sened）、J.—C.斯彭德（J.—C. Spender）、罗伯特·斯坦菲尔德（Robert Steinfeld）、罗尔夫·斯泰帕奇尔（Rolf Steppacher）、维吉尔·斯托尔（Virgil Storr）、阿瑟·斯汀克坎布（Arthur Stinchcombe）、沃尔夫冈·斯特里克（Wolfgang Streeck）、安德鲁·泰里克特（Andrew Tylecote）、理查德·范登堡（Richard Van Den Berg）、德里克·沃尔（Derek Wall）、兰迪·雷伊（Randy Wray）、张雪琪（Xueqi Zhang）和匿名审稿人们。
我要感谢进化经济学会、爱德华·埃尔加出版集团和剑桥政治经济学会信托基金，感谢它们允许我在第3章、第5章和第7章使用已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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