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气养心之术：中国早期的修身方法（复旦中华文明研究专刊）_【美】方破，林志鹏_9787309132595

　　《复旦中华文明研究专刊·治气养心之术：中国早期的修身方法》围绕中国早期（先秦至西汉）的“修身”方法，分“基本思路及表达方式”“心、气及身体观”“儒家的修身论”和“道家及法家的修身论四部分，共收录了17篇论文，从文献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视角展开论述，对相关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孔子有句名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西方汉学家对于中国思想史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海外几个研究中心虽然藏有不少相关的论着，近年各类中英文的电子数据库也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对于海内外的研究者而言，最有效的沟通方式还是能够与同道共聚一堂，就某个特定的主题进行深入的研讨和交流。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ICSCC）所支持的海外汉学家访问计划及学术工作坊，为我们实现了这个理想。本论文集就是一次东西方学者群策群力的合作成果。
　　本书的主题是中国早期（先秦至西汉）的“修身”方法，而这个概念在《荀子》书中被描述为“治气养心之术”，我们认为荀子所说的“治气”与“养心”很精炼地总结了中国修身论的两个面向：作为生命力来源及肉体运行的“身”，就医家和道家而言是由“精气”所生成的，儒家则更多强调了后天的“血气”；而在这个血气或精气流行的身体中，还有作为情感和精神泉源的“心”（西方汉学家习以“heart-mind”指称）。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养心”是战国时代思、孟及稷下道家流行的新说；“治气”的起源较早，与春秋时期医者的理论和神仙家的行气、导引之术有一定的渊源。其后，庄子以“气”的聚散解释万物的生死存亡，而稷下学者也发展出系统的“精气说”，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治气养心之术。值得一提的是，“治气养心”在当时不仅作为修身之术，也应用在兵家的理论，如《孙子·兵争》便有“治气”“治心”之说。
　　在传世文献中，论及“修身”者，以《论语》《孟子》《苟子》《礼记》《老子》《庄子》《管子》等书所见为多。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迄今，中国陆续出土了大量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古书，其中有不少与“治气养心之术”相关者，如马王堆汉墓帛书有《五行》（有经有解）、《德圣》、《物则有形》等篇，银雀山汉简有《定心固气》，郭店战国楚简有《五行》（只有经文）、《六德》、《性自命出》、《尊德义》等多篇儒家佚书，上博藏战国竹书有《性情论》（与郭店《性自命出》约略对应）、《彭祖》、《凡物流型》，新近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有《汤在啻门》《殷高宗问于三寿》，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则有《周驯》，这些篇章为我们探讨中国早期修身方法，提供了不少新材料。
　　收在本书的论文充分运用了上述的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并从文献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多重视角，对于先秦至西汉的修身论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思考和观察。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或许是一本“众声喧哗”的论文集，但也多少揭示出百家争鸣的实况（而这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当时各个学派对于此一主题各有关注的焦点和意见，即使如法家韩非之“反修身”，若将之置于东周修身论的发展背景来看，也饶有兴味。战国中晚期，稷下道家盛言“心术”“内业”，其内涵是一种以德服人的“君术”（《管子叫心术上》说：“心之在体，君之位也”），而荀子所谓的“治气养心之术”其实就是“礼治”（参看《荀子·修身》）。韩非上承荀说而变本加厉，由“礼治”变为“法治”，主张以严刑峻法治国，其君术自然需要排除人为主观的修养、德性成介，所以其“反修身”无疑是对前代“治气养心之术”的反响。
　　如前所述，这本论文集缘于ICSCC所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在2015年7月1日，我们在复旦大学组织了一次“治气与养心之术——中国早期的修身方法”工作坊，邀请了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及欧美相关领域的学者，对于中国早期的修身说，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讨论。当时围绕着此一主题，发表了十二篇文章，本书即为此次工作坊发表的大部分研究成果的合集。为了充实内容，我们还特别邀请几位当时未能与会的海外学者惠赐专文，并组织翻译工作。最终我们徵集了十七篇文章，依照大致主题分为“基本思路及表达方式”“心、气及身体观”“儒家的修身论”“道家及法家的修身论”四个子目。
　　此次学术会议的成功举办及论文集的成书，要感谢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金光耀主任的大力支持，还要感谢中心的章可博士、钱宇女士以及参与编译工作的杨智宇、陈文飞、汪浩、季怡雯、谢一峰、马洁宁、张雨丝等诸君的协助。最后要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对于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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