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自由 : 非制式时间管理_胥祥忠，崔石磊著_9787513040648

本书意在提示个人、组织乃至社会各界：一个时间安排充分自由的新时代已经初露端倪，积极顺应这种潮流，以“非制式”思维重塑时间管理，开启工作与生活的新模式，是组织与个人面临的共同任务。无论你是富豪还是草根，是追求生活的丰富还是事业的进步，都有必要在“非制式”的全新环境中重新定义并审视自己，努力做时间的主人，成就美满人生。

　　时间管理是一个社会问题

　　我手上有一本小册子，书名叫《粮食烹调增量法》，是辽宁省黑山县1960年印制的。书中介绍了一种能“吃饱，又节约”“可提高出饭率50%~80%”的办法，即先将玉米蒸到半熟，磨成粉状后拌水做成馍，最后再将馍蒸熟。书中说，“经试验，旧做法1斤玉米只能出馍1.5~1.7斤，而新做法1斤玉米能出馍2.5~2.7斤，可一举解决粮食短缺问题。”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全国各地粮食紧缺，吃饭成了大问题，无论是各级领导，还是人民群众，都希望提高出版率，因此这个经验经辽宁省委上报后，迅速得到中央的肯定，并批转全国推广。社会上掀起了一股以“黑山经验”为主体的“做饭技术革新运动”，全国各地纷纷试验各种方法提高出饭率。1960年1月，上海市川沙县（1992年撤销）推出大幅提高“出饭率”的“先进烧饭法”，将1斤粳米的“出饭率”，从原先的2斤提高到2斤8两。同月，河南省创造出更先进的“蒸馍食用增量法”，用传统方法蒸馍，1斤面只能蒸出1斤馍，最多只能蒸出2斤，采用增量法后，1斤面可蒸出5斤馍。继而，层出不穷的增量法纷纷问世。尽管“粮食烹调增量法”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得以广泛推广，但在实践中却遭到不同程度的反对。反对意见最大的是广大农民和工人。作为体力劳动者，没有摄入足够的热量是无法坚持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的。食品体积膨胀增大了，粮食的量却保持不变，因而从总体上说，人们吃在肚子里的东西少了，怎么会耐饿呢？大家都说：用“粮食烹调增量法”做的饭，吃起来觉得饱，干起活来容易饿，“娇小姐中看不中用”，骗人的把戏。而且做顿饭又泡、又蒸、又磨、又发，增加了多道工序，既劳民又伤财。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也指责说：“一两粮食蒸来蒸去不还是一两粮食吗？”“净出幺蛾子，叫人吃这个行吗？”一些从事营养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也公开指出：这种做法会使维生素不同程度的流失和破坏，得不偿失。虽然说各种粮食在机械的作用下，大量水分子渗透到食品分子中去，使食品的体积增大了，但食品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并没有增加。从表面上感觉食品体积膨胀了，食后胃腹有充实感和肿胀感，但一定数量的食品，其热量是一定的，这是事物的本质属性，人为作用是无法改变这一客观规律的。

　　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所谓“粮食烹调增量法”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为什么呢？如果是个别人吃不饱，我们可以通过评估这些人的个体情况，制定改进措施，是身体问题就对症下药，是饭菜问题就改进烹调方法，总之是可以通过某种具体的方法来解决的。但是，当每个人都吃不饱的时候，吃饭问题就不再是一个技术或技巧问题了，而是变成了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是绝不可能通过这种自欺欺人的基于稀缺资源条件下的“做饭技术革新运动”来解决的，正像刘仁所指责的那样，“一两粮食蒸来蒸去不还是一两粮食吗？”要解决人人吃不饱的问题，根本的办法不是改进做饭方法，而是增加粮食供给。

　　当前社会上也在不断出现一股股类似的“浪潮”，试图把我们引向歧途。“时间管理”的流行就是一个典型现象。伴随着商业化的推广和炒作，针对“时间管理”，衍生出数不胜数的方法和技巧，有的专家学者出版了图文并茂的著作，有的大学开设专业培训课程，有的书店辟出“时间管理类”图书专柜。他们对“时间管理”的研究，无非是研究如何有效分配个人时间、如何保持充沛的精力、如何在单位时间内做更多的工作。因此，一谈到时间管理，大家似乎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观念，认为“时间管理是用来要求自己的”“时间不够用，完全是因为自己的方法不到位，安排不妥当”，而这种不妥当，是可以通过某种特殊的时间安排技巧来解决的。

　　“时间管理”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根本原因还是当今社会对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了。追求效率的提升，这本无可厚非。应该说，通过加强自我约束，采取科学方法来提高工作效率无可厚非。但是，当人人都在问“时间去了哪儿”的时候，当人人都在抱怨“没有时间”的时候，我们愈加感到时间管理并不是一个个人问题了，它也不再是一个方法和技巧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

　　人们面对信息化环境下的时间困境，试图对自己的行为方式进行各种各样的调节，这种调节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把这种调节视为个人化行为就将走入歧途，就像“先进做饭法”一样，局限于自身的狭隘调适行为，不论如何“蒸来蒸去”，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我们没有去了解信息化环境对社会时间结构的新要求。这就在社科领域的研究中形成了空白，而且是一系列的空白，比如：制式工时向非制式工时的转变过程、工时观念演变的规律、“夜间经济”的问题、劳闲融合的问题等。在社科领域的研究中出现这么严重的空白是不足为怪的，因为智能时代确实是一个新生事物，而把工业化条件下建构起来的学术原则放到智能时代是不匹配的，那些“时间管理”的专家们试图用工业时代的思维模式来探索智能时代的因应之道，不愿意在新秩序中创造一个新文化，只希望懒惰地输入适用于截然不同的背景下的旧观念，这就相当于缘木求鱼，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工业时代的巨斧把人们的生活劈成两半：一边是工作，一边是生活。每一个人都是“单位人”，单位人的工作、休闲、生活时间都是被预先设定的，实际上不存在个人时间安排的自由。长期以来，工作者按照约定俗成的时间表，按部就班地在制式化的工时框架内生老病死：讲工作，就是朝九晚五；讲休闲，就是“8小时之外”，工作与生活截然分开，井然的秩序似乎是天经地义的。

　　对于“上班”，今天的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它指的是所有的员工在同一时间聚集在同一个建筑物内工作。如果所有的员工，既不在特定时间，又不在特定建筑物内工作，似乎就不成其为“上班”了。工作与生活的分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买卖、消费的对象不仅是工业产品，还包括思想、创意、艺术与灵魂，这把巨斧把所有现象都砍成了两半，对家庭生活、性别角色，以及个人内心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认为，在工业化条件下，人的物化、异化是无可逃避的命运，因为自动化的生产、流水化的作业、标准化的工种，对人的性格、感情、意志、冲动等的要求越来越没有差别。然而在智能时代，这种“异化”正在逐步消失，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释放。近十年来（2004—2014年），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使整个社会的工作时间安排开始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越来越多的工作者开始重视自己的可支配时间。从全球范围看，十年来，自由工作者的队伍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壮大，层出不穷的自由职业使从业者完全不受传统制式工时制度的制约，他们是新潮流中最积极的实践者。而在传统行业中，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使劳动者的工作时长不再成为衡量工作业绩的主要因素，在许多组织内，“弹性工作制”开始受到广泛的重视。

　　要解决人人感到“没有时间”的问题，根本的办法不是改进个人的时间管理，而是增加时间供给。有人要问：“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天经地义，如何增加时间供给？办得到吗？”是的，工业时代难以想象的事情，今天完全办得到！

　　在信息时代，传统的社会时间的结构正在发生着颠覆性的巨变，这场巨变已经迅速覆盖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场巨变的特征是由“制式化”转向“非制式化”、由“8小时”转向“全天候”。一个前所未有的“全天候时代”已经初见端倪了。

　　以往，“全天候”的概念可能只局限在应急、医疗等少数领域，而现在，“全天候”的范围已经越来越宽广，不仅是站在时代潮头上的互联网、金融等产业，有不少传统商家也在开始试行24小时营业制。据媒体报道，2014年4月，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致信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介绍该书店创办北京首家24小时书店的情况。樊希安在信中说，午夜12点之后至天亮这一时段来购书读书的全是年轻人。李克强给北京三联韬奋书店全体员工回信，赞赏该书店推出的“深夜书房”很有创意，希望把24小时不打烊书店打造成为城市的精神地标。

　　中国物流业的全天候变革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011年春节期间，不少大型购物网站出现了订单爆棚的情况，而大部分快递公司都因放假休息而停止送货，很多商家措手不及。相比于网络购物的蓬勃发展，第三方快递公司工时不配套造成的效率低下，成为制约电子商务发展的一大瓶颈。为此，很多购物网站为实现“永不打烊”，都产生了绕开第三方自办快递的想法，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曾说过：“希望十年以后，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人们只要在网上下订单，最多八个小时货物就能送到。”而要实现马云提出的目标，快递公司就必须打破传统的休假、休息观念，像淘宝客那样实行全天候的工时安排。这种倒逼的态势，使中国物流行业出现了白热化的竞争，一批送货时间短、运作效率高的快递公司成长了起来。

　　现在我们在网上购买商品，连夜配送、连夜发货已经成了一个常态。

　　全天候的观念还在改造着传统的文化教育模式。传统图书馆的服务方式受到了冲击。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数字化图书馆建设，已经逐渐打破了物理概念上的时空限制，图书馆开始进入了无边界全天候时代。目前，我国很多县市级城市也都建成了24小时自助图书馆，被称为“永不关闭的书房”。慕课（MOOC）是新近涌现出来的一种在线课程开发模式，被誉为“印刷术发明以来教育最大的革新”，呈现出“未来教育”的曙光。慕课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依靠互联网技术，实现全球网络教学的全天候辅导。上课时间、地点不受局限，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可以花最少的钱学习全球一流的大学课程，只需要一台有网络连接的电脑即可。

　　政府承担着主要的社会管理职责，当然也要向“全天候”转变。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在全天候电子政府建设方面已经探索出了很多有益的经验，这些国家利用发达的宽带网络、无线上网设施，为公民提供全天候的关怀与服务。目前，新加坡的市民和企业可以全天候访问1,600多项政府在线服务及300多项移动服务，从中获得更便捷完善的服务。201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93%的新加坡民众已在办理政府业务的过程中采用电子方式，与2010年的84%相比上升了9%。新加坡有关官员表示，“在智慧城市建设的过程中，政府服务的电子化尤为重要，电子政府无疑是智慧城市的助推器。未来，我们还将在我们的电子政府征程上不断前进，走在时代的前沿，以应对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变化，并最终为社会带来长远的裨益”。在我国，政府部门8小时工作制已成为人们的固定印象，而最近几年，很多地方政府也开始积极推行“全天候政府”，不少城市尝试新的工作方式，突破了8小时工作制的樊篱。一旦中国70个大城市都实行全天候办公，必将会刺激公共服务业和旅游业的繁荣。而政府发挥了示范作用，将会促使更多的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调整朝九晚五的工作习惯，整个社会的运作效率和节奏将大幅提高，诸如交通拥堵等现象也会得到相应的改善。

　　事实上，“全天候工作”并非一个新概念，它恰恰是传统工业的产物。在连续作业的传统工业体系中，“歇人不歇机”“四班三运转”早就是一个常规的工作模式。在新工时浪潮中，传统工业生产中全天候“倒班”的制度必然会再度兴旺起来，扩展到各行各业。若干年以后，如果我们要论证传统工业对信息时代有什么贡献的话，或许“倒班制的普及”会是一个重要选项。

　　毋庸置疑，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巨变，今天的整个社会，都在向“全天候”过渡。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这个过渡期当中。传统职场正在改变，我们为寻求科学的“时间管理”之道，问计于各路专家学者，讨教效率提高的办法，这与其说是要解决“时间不够用”的问题，毋宁说是在安慰我们心中对巨变来临的恐惧感。面对新旧矛盾交织共生的世界，我们抱怨“没有时间”，我们追问“时间去哪里了”？其实所谓“没有时间”的困境，并不是我们主观上调度不当，而是由于传统工作制度、传统工时观念逐渐被毁灭，新的社会时间观念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所导致的。同世间一切新生事物一样，新工时观念并不会一下子成熟起来，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但我们至少有理由相信，只要科技发展不停步，工作者的工时自由化程度就一定会不断得到新的提高，过去那种不论工作性质、无视个人意愿和个体差异，在工时安排上吃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历史上任何一场变革中，都会出现持各种态度的人：狂热而坚定的推动者，身体力行的参与者，心怀疑虑的观望者，莫名恐惧的反对者等。信息时代的到来，有人为之欢呼，积极尝试“数字化生存”，就连如今的寺庙也已不再是我们刻板印象中的“佛前堂下，暮鼓晨钟”，而开始融入信息化浪潮。北京龙泉寺因“高知僧人”和“最强科研实力”而备受关注，“如果不利用高科技，佛法声音就传播不出去”，该寺的住持学诚法师很早就认识到了佛教的发展要与社会同步，通过微博“将佛法更好地部署到当下的时空因缘中”。据2013年的报道，学诚法师在新浪、腾讯微博上的“粉丝”累积已有46万人。福建同安铜钵岩寺开发了“信息化云平台”，市民可以通过移动终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观看寺院活动，寺院讲经等法事活动通过网络实现全球直播。事实上，包括国外的寺院在内，都在研究如何更好地利用现代科技。在日本，东京的爱宕神社甚至成功研制出了一款将现代与传统文化结合的“电子功德箱”，以便民众能用储值卡捐钱。也有人排斥这种变革。2007年，《国际先驱导报》有一篇报道说，当越来越多的人折服于网络、手机的魅力时，美国大都市中有些人却执着地对高科技通信手段说“不”，他们被称为“拒电族”。“拒电族”各有不同，有人拒绝使用手机，有人回避电子邮件，有人从不上网，有人干脆不用电脑，更有甚者，以上几样统统不碰。他们说：“我们应当掌握使用高科技电子产品的主动权，不做‘电子奴隶’，让面对面的、纸对纸的沟通方式回到生活中来，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往变得更有人情味儿！”而事实上，为了这种与众不同，“拒电族”可能要付出高昂的社交代价，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从不上网、没有手机、电子邮箱或网络即时联络工具，必然会错失许多和外界联系的机会。这也是大多数“拒电族”发现自己不可能百分之百“拒电”的原因。“‘拒电族’不用高科技产品，并非出于经济、年龄或教育因素，而是因为他们有意识抗拒某些东西。”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教授罗森在著作《“拒电族”压力》中说，“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所有高科技产品，而是只用他们觉得必须得用的东西。”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指出，“拒电族”具体人数目前尚不可知，但确属“稀有动物”。当时，美国18~64岁的人中81%是网民，78%为手机用户。

　　变革使很多人感到恐惧、迷茫，本能地怀念过去，拒绝现在，这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当代社会的一种群体焦虑。这也反映出我们社会的一个弊病，就是很容易接受变革，但很少考虑变革对个体的冲击。我们总以为只要人们了解改变的必要，自然就能调适，而一旦调适不良，我们便会给他们贴上“守旧”的标签。事实上，一般人并非冥顽不灵，他们之所以拒绝新事物，无非是处于一种选择的纠结中：不愿割舍一个能安身立命、发挥所长的旧世界，排斥一个游戏规则混乱的过渡期，同时又拒绝冒险尝试未经试验的新观念。因此，旧观念的消亡和新观念的建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必须由社会与个人共同推进、共同面对的课题。在这场巨变中，首先是社会要做好引导。当前，基于工业化传统的一些概念正在消失，例如考勤制度，工业化考勤的三要素是时间、地点与责任，而这一要求，在信息化时代显然已经失去意义。比如过去，几乎所有的工作都需要用“上班”来保证随时在岗，后来我们发现，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即使不在岗，也可以实现“随叫随到”了。而今天，即时通讯、远程办公等新技术的普及，很多工作可以在互相不见面的情况下完成，甚至已经不再需要“随叫随到”。传统的日作晚息、朝九晚五的观念都在经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基于工业控制的“劳动纪律”概念正在发生变化，所谓迟到、早退、脱岗、旷工，这些以往被视为危害组织正常运营的行为，在信息时代反而会是一种潮流。因此，社会应该做好引导的工作，逐步弱化出勤、在岗之类观念。

　　鼓动风潮，引导时事，这是全社会的责任。对那些传统组织而言，顺应潮流，寻求和尝试更加灵活自由的工时安排方案，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而对个人而言，每个人对旧世界的定义或许不尽相同，但人人都必须舍弃熟悉的旧世界。而我们要走向包含无限可能的未来世界，不仅要认清新常态，颠覆过去旧的做法，还必须适应旧模式结束的失落感，度过无所适从的过渡期，在变化中的时间结构中重新确立自己的坐标系。

　　这是一场蜕变。只有在新秩序中找准定位，才能更准确地评估自己；也只有推动这种变化，才能更好地享受到工时自由时代的种种乐趣。这才是在信息化社会做好“时间管理”的本质。

　　总之，“按部就班”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技术革命也不可能停止。穆罕默德说：“如果山不来就我，我便去就山。”变革催生的新秩序，就像浮现在地平线上的新山脉，我们要做的，只能是勇敢去攀登。

　　│铁匠铺

　　老铁匠稳稳地站在砧子前，沉默不语，眼皮也不抬一抬，好像根本没看见周围的人，好像他眼里只有炉里的铁。少顷，烧得发了白、淌着火水的铁块被老铁匠迅疾敏捷而又从容不迫地夹上砧顶，几乎与他那“定音锤”响起的同时，飞来了大憨的大榔头。大憨耍的是那种“满月锤”，甩开膀子，“嗖嗖”生风地抡圆，抡出了花，却又砸得那么准，锤锤夯在“要害”处。随着锻打，老铁匠不断移动、翻转铁块，每翻一遍都变换一种形状，像揉面一样，紧揉慢揉，越揉越劲道。眼看揉成团了，却又拉成了条儿，或者把砸扁了的板儿，折叠为四四方方的“盒子”，随心所欲，叫人惊讶那坚硬无比的铁在他们手里竟是这般柔软。待这件器具毛坯基本形成，老铁匠的响锤往砧侧一敲，大憨改成弓步半锤，锤只举至肩头，但节奏加快了，锤点密实了。老铁匠的响锤又作出示意，大憨最后用上了点锤，锤距砧子顶多半尺，锤落如雨，这样砸出的铁器表面平整、光滑得像用手抚过。铁匠们尽情地展演着自己的绝技，十八般武艺都拿出来，钢锨、蹼镢、伸锄，包括制锄裤、锄钩，甚至见火时刀刃一见水迅速拿出，还是整个儿铁件浸在水里这类技术性很强的环节，都在众人眼皮底下做，他们不怕别人偷了艺去，铁匠的艺没人偷，打铁是世间最苦最累的行当，谁愿意吃这碗饭！（摘自《散文?海外版》2016年第6期）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打铁，作为一门古老的手艺，已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生活日益丰富，必然有所更替。有很多新行业，在老一辈职业人看来如天方夜谭，而一些老职业在年轻人的回忆中也已经不再占有一席之地。曾几何时，粮油票证管理员、物资供应员、蔬菜作价员等与计划经济紧密相连的工种，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无迹可寻；裱棚工、抄写工、烧水工、淘粪工、送煤工、铅字排版工等老行当，也已成为人们记忆中的模糊风景。当初弄堂口守电话的大妈，如今在手机普及的时代早已不见踪影；原先校门口修钢笔的大爷，对着自己小孙子的中性笔也无可奈何；最初肩挑手扛的脚夫，现在也穿一身搬家公司的制服坐进货车里……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我国1992年归类的4700多个工种当中，消失的老职业已达3000多种。而美国的一组数据显示，自2000年起，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超过了就业率的增长，从而可以看出，技术淘汰的岗位已经超过了其创造的岗位。虽然老职业消亡对许多人来说多少有些难以接受，但这却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就像马车被汽车淘汰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呜呼哀哉，但转天，还是兴高采烈地开上了新款的福特T型车。

　　近十年（2004—2014年）来，变革更加迅速。新职业不断延伸的背后，增加了一只无形的巨手，那就是正蓬勃发展的互联网技术。今天，互联网技术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互联网经过20年的蓬勃发展，不断填平着信息鸿沟，不管是在大城市还是大山深处，人们都能买到相同的东西，都能聆听到相同的音乐。2014年4月，《人民日报》刊文指出，我国在2008年之后已经进入互联网改变社会的阶段，随着互联网商业潮流进一步发展，网络数据零售超过1000亿元、网购人数超过1亿……这一阶段普通人开始密切接触互联网，无论是教育、文化、日常出行，还是人们的社交生活，都发生了改变。在20年的互联网发展史上，行业与职业的生命周期大幅度缩短，朝生暮死，旋生旋灭，各领风骚三五年。实际上，“新职业信息发布制度”隐退的这六年，恰恰是社会上各种新职业井喷式增长的六年。早在2009年6月，《重庆商报》联合猪八戒威客网在网上悬赏，征集互联网时代下的新行业或新职业，迅速在网络上掀起关注热潮，数百万网民参与推荐新职业和职业代表。征集到的新三十六行与国家发布的“新职业”不可同日而语。征集到的新行业中，从业者最多的是威客。仅猪八戒网现在就有140余万威客，这些威客每个月从猪八戒网赚走上百万元的工资。该网站老总被戏称为“全世界员工最多的老总”：每年给上百万威客发出上千万的工资。由此可见，这个新行业的规模和气势之大。

　　在这个时代里，传统事物在剧变，新兴事物也在加速剧变。世界变化太快，新技术冲击着人们的生活，有可能在你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行业已经被迅速颠覆。职业旋生旋灭，令人目不暇接。过去我们常说三代人的记忆，一个人从小到老经历过的事情当中，依旧还能看到上辈人曾经经历过的印迹，这就是传统时代留下的印迹。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不要说三代人的记忆，就是三年的记忆，有时候都很难留下些什么。对众多面向大众消费者的传统企业来说，旧有的生产模式与渠道正在迅速失效。唱片业、游戏机已被彻底颠覆，传统出版业也大势已去，社会零售业早就大举转网，服务业、金融业互联网化来势凶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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