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研究与分析入门_[美] 杰罗姆·克劳泽著；[美] 简·戈德曼编；辛昕，张菊荣，石雯君，都向辉，赵亚莉译_9787515513522

　　20世纪70年代，为从越战中脱身，美国亟须对情报分析方法进行规范化管理。1976年，一部名为《情报研究方法论》的著作应运而生，成为情报工作和培训的案头必备书。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情报界一致认为，形势虽变，但提升情报研究与分析的质量依然是重中之重。基于此，有识之士对上述作品重新改编精简。这一新版作品着眼于如何思考、撰写和生产有用的情报，系统探讨了如下核心问题：
　　①情报的两大基本功能：一是解释和说明，二是预测和评估；
　　②优秀分析人员的必备素养：善推理，重准确，讲诚信，好虚心等；
　　③研究与分析的规范流程：界定问题—搜集信息—分析信息—撰写报告；
　　④分析的基本原则：确立因果关系，区分定量与定性等；
　　⑤分析的统计方法：描述统计、抽样理论和推断统计等；
　　⑥分析的应用工具：类比法、博弈论、外推法、贝叶斯分析等；
　　⑦情报报告的要求：时间安排合理，文风得当，适应需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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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书文字简洁，理论与案例并举，生动呈现了情报研究与分析的基本实操工具与过程。这部国防情报学经典力作，享誉业界40载，堪称美国情报培训的“hong宝书”，是情报研究与分析入门必备教材。它既适合国家安全、情报工作的从业者学习，也可供相关研究人士参阅。

　　简·戈德曼
　　情报分析人员分析信息并在此基础上生产情报，可为制定国家安全政策提供有效支持，并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战役和战术层面的指导或支援。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对建立于1947年的情报体制进行了改革，设立了新的机构和部门，并且据称招募了目前情报界60%的人员。没有确切数据显示招募了多少情报分析人员，因为情报分析只是情报规划、搜集、处理和分发整个流程中的一环，因此还招募了其他情报工作人员。
　　虽然情况发生了变化，但情报工作的本质并没有改变。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美国开始从越战中抽身的时候，美国情报界开始了情报分析方法标准化和系统化的研究。1976年，一本厚达382页、红色封皮、公开出版的精装书出现在美国情报界各个办公室和培训中心，书名为《情报研究方法论：国防情报研究技巧与程序入门》（Intelligence Research Method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Conducting Research in Defense Intelligence），作者为杰罗姆·克劳泽（此处注释见原书）和桑德拉·韦尔（Sandra M. Weir）。（此处注释见原书）
　　这本书被称为“红宝书”，因为它的尺寸和中国同时期出版的《毛泽东语录》（在中国被称为“红宝书”）相似，刚好可以放进衣袋中，因此对这个别称进行了戏谑的模仿。当时《毛泽东语录》印了近10亿册，要求所有中国人人手一册。
　　《情报研究方法论：国防情报研究中的技巧与程序入门》的导论中说：
　　虽然本书描述了分析过程和问题，但不应被看作培训情报分析人员的教科书。本书旨在指导没有经验的研究人员，帮助他们在界定研究问题、搜集信息、分析信息以及准备报告时能从迷宫似的程序和步骤中找到方法……关于历史、教育、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已有大量书籍出版。本书旨在填补情报研究程序和代表性技巧方面的白……由于书中内容并非针对或适合所有读者，建议读者有选择性地阅读。虽然各类研究的流程都较为固定且相似，但读者应尽量结合情报工作来学习这些研究方法。本书目的不是将读者训练成专业的“方法论学者”，而是使读者了解过去和现在的情报研究和分析方法。
　　该书重点讨论了研究和分析的具体方法。导论中说：
　　本书介绍了多种研究方法和它们在情报研究中的应用，但由于许多方法需要大量篇幅才能介绍清楚，本书没有详尽地介绍这些方法……本书没有涵盖所有情报分析和研究方法，因为有些方法的专业性很强，难以在有限的篇幅里详细介绍。例如，要掌握照片与图像判读和信号分析方法，需要数月的学习；而要掌握心理分析法则需要数年的学习。
　　出于保密原因，本书没有提供某些方法的具体应用案例，需要读者自己推想该方法在具体情况下运用的时机和技巧。例如，类比法是常用的分析方法之一，因为有时研究人员无法获得某些信息，也没有其他资源可用，只能运用类比法根据相似情况进行推断。虽然类比法本身的潜在错误很多……然而根据要求，情报研究人员即使在无法获得可靠信息的情况下也必须做出结论，因此只有依靠类比法。本书没有提供类比法在当今情报研究中的应用案例，但读者可以推想，类比法应用得很普遍。
　　书中援引了许多真实案例，不过出于保密原因，背景被改变了，并常用“某国”代替真实国名。此外，由于情报研究方法论题目很大，为节约篇幅，案例的一些细节被删掉了。
　　《情报研究与分析入门》是1976年《情报研究方法论：国防情报研究技巧与程序入门》的精简版。几年前，我主编了另一本曾经保密的书籍——《预判突袭》（此处注释见原书），作者是辛西娅·格拉博（Cynthia Grabo）女士，内容主要是关于战略预警和分析过程，曾作为提高情报分析人员分析能力的手册。该书目前在很多院校作为教科书使用，用来讲授威胁情境的指示物是怎么产生的，以及要作出预测这些威胁的情报分析所面临的内、外部问题。虽然这两本书都写于30多年前，但其主要内容在当今社会中仍然适用。
　　本书旨在提高情报分析人员的情报研究和分析方面的能力素质。本书是《情报研究方法论：国防情报研究技巧与程序入门》前20章内容的精简版，删掉部分是关于情报研究初始阶段基础信息的搜集方法，重点是利用图书馆卡片目录和穿孔卡片从参考资料中获取信息的方法。（此处注释见原书）由于原书作者无法预见当今资料的海量和信息搜集手段（如互联网）的变化，原书以上内容已过时，不适应信息爆炸的社会和情报界的现实。目前，情报分析人员的问题不是信息缺乏，而是信息过载。
　　本书重点论述了优秀情报分析人员的必备素质，同时保留了原书重点，即情报工作思考、写作和生产的方法。正如《情报研究方法论：国防情报研究技巧与程序入门》导论中所说：“关于历史、教育、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已有大量书籍出版。本书旨在填补情报研究程序和代表性技巧方面的空白。”
　　本书是将情报工作专业化的最早尝试之一，也是基础情报教学的重要读本。就“如何成为一名情报分析人员”这一问题，本书也最早尝试回答。本书援引了大量社会主义国家威胁（尤其是北朝鲜对其南邻的威胁）的案例，从内部人的视角，披露了彼时美国情报界如何认知、处理这些威胁的内幕。因此，本书也是了解历史的一扇窗户。虽然一些威胁（例如共产主义和苏联）已不复存在，但有些仍是国际焦点，因此仍具有现实意义。

　　第一章战略情报的演变和定义
　　情报研究通常指战略情报生产。今天常说的“战略情报”是一个较新的概念，来源于原先的战术情报（或“作战情报”“军事情报”）。本章简要回顾了战略情报的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随着冲突解决手段日益复杂，战略情报生产也日渐复杂。
　　一、有组织的战争以及对战略情报的需求
　　通过一对一的方式解决冲突时，几乎不需要情报，因为冲突双方彼此了解，而且对战场也很熟悉。而当冲突发生在部落、军队之间时，情况就不同了。此时，尽管交战双方知道对手的情况，但仍需要得到更多的信息。在这种战争情况下，双方需要迅速、高效地调遣大量士兵，因此必须获取关于地形、敌人位置、兵力和部署的信息。很显然，那时人们已经认识到获取情报不是普通士兵能担负的任务。普通士兵虽然坚强勇敢、善于操作武器，但不具备打入敌人内部并判断局势的能力，而且可能不会阅读、记录信息，不知道哪些情报有助于了解敌人的战斗力。所以，早期情报“体系”主要由间谍和特工构成。他们凭着后天训练或天赋，知道哪些信息是重要的，并且能依靠智谋或欺骗技巧获得这些信息。
　　特工和间谍一直都是秘密情报系统的一部分，将来仍可能不可或缺。例如，公元前3世纪，汉尼拔（此处注释见原书）在与罗马交战前，曾派特工潜入到意大利北部搜集情报，确定骑兵和大象的行军路线。（此处注释见原书）与此类似，13世纪，成吉思汗使用探子侦察地面情况，还把奸细安插到敌方区域，吹嘘他的恐怖和勇猛。显然，他的奸细在散布恐怖传言时，利用了敌人的情报体系，虽然这种情报体系还不够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在埃及中王国时期（公元前1580—前1150），人们开始定期、系统地搜集情报，并且训练和使用了专门搜集情报的分队。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曾说，埃及的喜克索人（Hyksos）（此处注释见原书）拥有非常高效的情报体系。他们利用各种通信媒介传递信息，包括火把和信使，并利用专门的侦察部队侦察地形、抓获并审问俘虏。有趣的是，他们的军官在给总部呈交报告时，必须标明信息来源，这种做法与目前美国情报界的做法大同小异。这是最早的系统化搜集情报的案例之一。但根据《旧约全书》，系统化搜集情报的做法甚至可以追溯到喜克索人之前。
　　二、孙子：最早论述情报工作的作家
　　除了《圣经》，公元前500年的孙子是第一位提到应该重视获取关于现实和潜在敌人情报的作家。孙子认为“明君贤将，所以动以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他认为，要获取关于敌人部署的情报，只有通过人（密探）来完成。然而，当今科技已经改变了（对事件或形势的）预知的手段，孙子的观点已经不合时宜。现在，世界主要大国使用卫星进行侦察，几乎没有什么秘密能长期不为人知，对方的一切放射物——热、光、射频、地震波等——几乎都是潜在的信息来源。孙子的伟大之处不在于认识到情报的重要性，而在于提出了关于情报搜集和评估的基本准则。《孙子兵法》对中国和日本军事思想的影响持续了2400多年。在中国近代，毛泽东所有下属仍被要求阅读这部经典之作。（此处注释见原书）
　　从孙子所处的时代到中世纪，情报在战争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正是由于亚历山大的部下了解被征服国家人民的风俗，他的帝国才得以生存那么长时间。本都王国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此处注释见原书）是一个通晓22种语言的天才，他一个人徒步穿越整个小亚细亚，搜集了第一手基础情报。所以，他的军队才能于公元前1世纪在地中海地区对罗马帝国的霸权构成最严重的威胁。但是，他没有发现自己军队叛乱的迹象，这说明他对外敌的了解强于对内部敌人的了解。
　　前面提到汉尼拔在与罗马作战时曾使用特工，其实他的克星小西庇阿（Scipio）（此处注释见原书）也同样善于获取和利用关于敌方部署的情报。曾于公元62年率领10000人打败230000布立吞人的罗马将军苏埃托尼乌斯· 保利努斯（Suetonius Paulinus），在公元47年曾任驻非洲情报官。他关于当地地形和居民的描述（称得上是情报研究）在今天仍有价值。（此处注释见原书）关于早期情报原则、方法或程序的记载非常少，只有突袭（情报工作所尽力避免的）导致的胜仗或败仗的记载。最早记载情报原则的著作之一是，公元400年左右维吉提乌斯（Vegetius）所著的《罗马军制论》（Military Institutions of the Romans）。该书指出了地形、进攻和行军路线等情报的重要性，这些原则在今天仍然适用。
　　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没有关于情报生产与利用的记载，而那个时期发生了许多重大和关键的事件，这一点有些奇怪。那个时期的重大事件包括图尔战役（Battle of Tours）（此处注释见原书）、黑斯廷斯战役（Battle of Hastings）（此处注释见原书）、十字军东征、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横扫亚欧大陆的战争及克雷西战役（Battle of Crécy）（此处注释见原书）。但从现存的关于这些战役的详细史料来看，情报对战争结果只起些许作用。指挥官们根本没有系统地搜集或利用情报，只有成吉思汗是个例外。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在开始克雷西战役之时，对当地地形根本不了解，因此他不得不出钱请当地一位法国农民带领其军队从索姆河的浅滩徒徙。
　　东方国家的所有情报活动都围绕内部安全展开。例如，在日本江户时代，目付（metsuke，间谍、监察官和密探）负责监控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此处注释见原书）；在更早时期，忍者（ninja）被训练来进行监视、侦察和秘密政治刺杀活动，可能是各时期特工中最全能的了。（此处注释见原书）很多日本影视剧都描绘了忍者神通广大的本领，但其中有多少杜撰的成分则不得而知。然而，可以明确的是，忍术的发展受到了《孙子兵法》的影响。同样，至少在17 世纪之前，西方国家情报工作的重点也是维护内部安全，而不是对其他国家的能力、脆弱点进行系统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因为对执政者而言，宫廷阴谋的威胁要大于外敌侵略，所以，伊丽莎白重用沃尔辛厄姆（此处注释见原书）、克伦威尔重用瑟洛（此处注释见原书）来搜集国内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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